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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王洪文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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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

  为了追溯王洪文走过的道路,且把时钟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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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传 》》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第二章 初来上海滩

  崔家的新女婿一提起上海,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要么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的外滩,要么是摩肩接踵、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其实,那只是上海的一部分。上海并非都是那样的。

  只消越过外滩的外白渡桥北行,当那座二十二层的上海大厦(解放前叫“百老汇大厦”)从你的视野中消失之后,你所见到的便是一番迥然不同的上海:载重卡车成群结队从马路上呼啸而过,长长的、高高的、灰蒙蒙的围墙取代了那琳琅满目、光怪陆离的玻璃橱窗,高耸着的不是大厦,而是一根根瘦长的烟囱,来来回回的是穿着胸前印着“安全生产”的蓝色工作服的人们……

  那就是上海的东北角——工业区杨树浦,八十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日夜劳作。

  在杨树浦僻远的东头——杨树浦路终点,有一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棉纺厂,解放前叫“裕丰纱厂”,解放后成为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人称“国棉十七厂”。这家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是上海几十家棉纺厂中数一数二的大厂。杨树浦路底南北两侧,都是国棉十七厂的厂房。

  就在紧挨着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地方,有一条短小的马路。叫做“定海路”。没有高楼,没有大厦,定海路大都是低矮的平房,住户十有七八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职工。

  定海路一九四号,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泥地,竹篱笆墙上抹了点石灰,在屋里吃柿子,隔壁都听得见。没有煤气,没有自来水——要到“给水站”去一桶一桶拎水。

  这小屋的主人,名唤崔崇岭。他生于一九一○年,本是江苏省淮安县的农民。后来到上海裕丰纱厂当木匠,慢慢地积了点钱,买下这小屋。他娶了同厂女工、同乡高小妹为妻。他念过初小,略识几个字。妻子比他小六岁,文盲,在粗纱车间当挡车工。

  结婚多年,高小妹竟不生养。夫妻俩担心老来无靠,便领养了一个女孩,取名崔根娣。根娣,“跟弟”的谐音。夫妻俩期望这个大吉大利的名字,会“跟”出几个“弟”

  来。

  不知是这名字果真灵验,还是因为高小妹本来就能生育,自从领养了根娣之后,真的“跟”出了弟妹来。

  时来运转。解放后,上海国棉十七厂在定海路造了一批工人宿舍,由于崔崇岭和高小妹双双在这家工厂做工,便分到一间新屋,于是,全家乔迁至几百公尺外的工人宿舍,把空着的小平房出租,每月收得一点房租,辅助家用。

  那一带人多屋少,竟有三家房客,挤住在那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小阁楼上住一家。

  楼下隔成两半,前屋住一家,后屋住一家。

  崔根娣渐渐长大。从定海路小学毕业之后,就到里弄办的托儿所里当保育员,算是个临时工。每天工资八角。由于托儿所里差不多都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的孩子,后来这个民办托儿所属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会领导,于是崔根娣也就成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临时工。

  一九五八年,崔崇岭来到小平房收房租的时候,忽然要住在前屋的房客搬走。

  “为什么要我搬走?”房客不解。

  “我女儿根娣要结婚了,要把前屋作新房。”崔崇岭用一口苏北话答道。

  经崔崇岭这么一说,那房客当然不能不搬。

  就在那房客搬走之后,崔根娣领着一个小伙子前来打扫前屋。那小伙子倒长得眉清目秀。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从口音里听得出是北方人。进进出出,他总是穿一件没有领章、肩章的军装,一望而知是个复员军人。然而,军服肩上有一根挂肩章用的布条,这小小的布条表明他退伍之前是个军官——因为自从一九五五年国庆节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只有军官的双肩上才“扛”着肩章。

  小伙子姓王,名洪文,人们都喊他“小王”。其实,他没有当过军官。一九五六年,当他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

  就在一九五六年,二十一岁的王洪文复员了。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他穿着那身刚买到的军官服,手里拿着复员军人证件和党组织转关系的介绍信,踌躇满志,跨入上海国棉十七厂那颇有气派的大门。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报到之后,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住了下来,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

  他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在盘算着,他的未来的办公桌,该安在哪个房间里?他注意到,每个办公室的窗是宽敞的、明亮的,金色的阳光投撒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上,绿树在窗外轻轻摇晃,树上不时传来清脆的乌叫声……如果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枝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未来的日子春风得意,轻逸畅快是不言而喻的。

  好梦竟未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

  当工人?!工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美丽的幻想顿时泯灭。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

  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

  他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高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仰天长叹。

  “你不要叹气。我教过好多徒弟。他们一进厂,也是什么技术都不懂的。如今,都成了老师傅了。只要你肯学,我一定教会你。”苦口婆心,师傅再三相劝。

  王洪文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才说道:“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眼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唉,他还得干那又脏又累的保全工。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

  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他,谈起恋爱来了。他模样儿俊俏,倒也颇招姑娘们的青睐。

  他初恋的对象是小Z。小Z的父亲也是在国棉十七厂工作。小Z在民办托儿所里当保育员。

  谈了一阵子,由于小Z父母觉得王洪文太浮,反对这门婚事,吹了。

  在跟小Z谈恋爱的时候,王洪文常常去那民办托儿所,结识了另一位保育员——崔根娣。

  王洪文跟小Z吹了,便跟崔根娣好上了。虽然崔根娣的母亲对未来的女婿并不太满意,在背地里用苏北话骂他“小侉子”。不过,他跟崔根娣的恋爱越来越火热,木已成舟了。

  定海路一九四号那十平方米的前屋,成了王洪文的新房。

  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崔根梯每月收入二十四元,双方都还负担着长辈,经济上不宽裕。新房很简单:一只老式五斗橱,一只被头箱,一张木板床。

  王洪文把铺盖卷从单人宿舍里扛出来。从此,他总算在上海安家落户了。

  当过五年半的兵一个小脚女人出现在定海路崔家小屋。

  她一口东北口音,长得颇为清秀。听说儿子王洪文已在上海成家,特地从长春赶来探望。

  她生了一个女儿之后,一连生了三个儿子,王洪文是她的长子。

  一九三五年,当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飘扬在那里的已不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中华民国”国旗,而是“红蓝黑白满地黄”的“满洲国”的五色国旗。长春成了“满洲国”的“首都”,改名为“新京”。

  一贯道在“满洲国”盛行。一贯道原为“中华道德慈善会”,后来张光壁成为该会的“师尊”之后,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而改称一贯道。自从张光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贯道的势力就在“满洲国”蔓延开来。那个小脚女人和她的丈夫,成了一贯道的门徒。

  王洪文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病死。在农村,她拉扯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王洪文常常去钓鱼,给家里增加点活鲜菜肴。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场。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了他的“造反”精神。……

  当年跟他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

  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他,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虽说复员之后没有当上“官”,但毕竟分配在人人羡慕的上海滩;虽说小屋那么简陋,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

  母亲风尘仆仆,千里而来,本想享享儿子的福。可是,小小的十平方米,怎能容三人同屋长住?

  她离去了,还是回长春老家。

  “娘,等以后我出了头,一定接你来享清福!”在上海北站的月台上,王洪安对即将离别的母亲,说出了这句话。

  遗憾的是,他在车间里还是“工”字不出头。他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

  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一九六○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

  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

  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口处,号称中国第三大岛、第一沙岛。黄浊的长江挟带着大量泥沙,不断沉积在崇明岛的东西两端和北岸。宽阔的滩涂,舒平而肥沃,成了一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崇明岛拦洪筑坝,围堤造田,从各单位抽调了十万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正面临着生产淡季,开工不足,于是抽调一批干部、工人,参加围垦大军。

  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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