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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

王洪文传-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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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

  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

  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

  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

  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

  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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