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邓小平-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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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问题啊，从来没有哪个关心过我的待遇问题，他也不应该管这个事，我也没跟他讲这个事情，我没有这个印象。　张仲仁：我觉得他对我们还是很严格的。比方说，我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他问我到哪里　？　我说我想到中央办公厅。老爷子问我说，他们分你到哪里　？　我说是到国家档案局，政府的。他说也可以，政府还是一样的，就到政府去。　我觉得，我们大哥大嫂对我们那是真好，说真的，就像父母亲一样那么好。我们的小孩都是四个月以后就都送到北京，都是他们给我们带。我想，老爷子、卓琳还有奶奶，给我们带小孩，一个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让我们集中精力，好好工作。　　　　　栗前明：　1972　年我有机会经过四川到武汉，然后到南昌，这就是几个小故事了。见了面，这时候他已经不下工厂劳动了，那时候林彪已经倒台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　6　月　18　号，天特别热，我穿的裤头和背心都湿透了，拿着从四川带来的酒什么的。一见面，他好高兴啊。卓琳大嫂说，上楼去冲个凉水澡。老爷子就说，北方人哪能冲凉水澡，他不习惯。然后提了两个暖水瓶，就给我往水池子里倒，倒了以后，我就冲。所以我就感觉到感情特别深。然后，问中午需要吃什么饭。我们大嫂说，前明，你需要吃什么饭　？　老爷子马上就说，北方人嘛，就是吃饺子嘛，咱们包饺子。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张宝忠：每一个星期到中南海去看一次电影，星期六。那一车，拉了十几个人呢。那帮小孩也小，这个缝塞一个，那儿塞一个，大家也看出这个家庭很幸福。我看到这个情景也觉得，感到好像这个幸福也有我一份。　邓榕：我觉得我父亲他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所以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对我母亲说，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了不少的苦，所以以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一些。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讲自己的地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　1952　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　；　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　7　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　；　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是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我们老是说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他一般是听我们说。他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说教，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楠：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是了解很多的信息，仅此而已。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极个别的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从不高谈阔论

　　　　　　　　从不高谈阔论　邓榕：我觉得我的父亲母亲都不是属于高谈阔论的那种人，对子女的教育也不是完全表面化或者很理论化的那种。我觉得他们都是用他们一点一滴的，用他们一生的经历，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的为人来教育我们。我觉得我们作为子女来讲，感到非常幸运，也很幸福。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很多精神财富，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这是我们终生受益的。　邓楠：以前有人问过我，说你们子女对老爷子影响大，老爷子的很多东西是从你们那儿得到的。其实老爷子一直看各种各样的文件，那上面的信息量比我们说的要大得多。我们只了解我们生活范围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的信息。他如果受子女左右，他也就不是老爷子，不是邓小平了。　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了，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孙子孙女。另外他不注重课本，特别喜欢我们知识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到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们地理都好。他平常看各种演出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爱好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一点。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辞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这都是他教的。还有他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特别爱看。他床头都放着书。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以前主要看的是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的小说啊他都看。他不谈政治，但历史的东西他常说，有时还考考我们。所以我们这个家庭接受的教育面比较宽。他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当总书记期间，他要看很多文艺方面的东西，芭蕾舞、交响音乐会、京剧、话剧他都看过。还有体育运动：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都到现场看。“文化大革命”前，怀仁堂每星期有一场戏，各种戏。老爷子主要看京戏、河北梆子、川戏这三种，别的不去，河北梆子看得不多，京戏看得最多。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都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是局部的、很有局限性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捕捉信息的敏感程度，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还有一个信息来源就是高层领导间的接触谈话。他和这些同志谈话、交换意见、谈工作，了解情况。　邓楠：应该这样说，他主要是从工作中获取各种信息，包括会议、看文件、找人谈话，这是主渠道。第二就是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报纸上的信息和他亲自视察。然后是我们家的，是基层的、比较次要的。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小平热爱事业，倚重家庭，但是在孩子们的婚姻问题上　；　他很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　邓林：我从小身体不好，因为出生在抗日战争中，在母亲身边只呆了七天，就送到一位贫农家中，没吃没喝，两岁回到父母身边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从那时候就一直不好，所以爸爸妈妈对我特别操心。解放前就看病，解放后因为我嘴里长肿瘤就送我到各处去看。几次老爷子从江西往回写信，觉得我个人问题没有解决，老爷子操心。爸爸妈妈在我身上操心操得特别多，这是事实。　　　　邓榕：当时呢，只有我二姐一个人是结了婚的。我父亲非常担心，因为他的问题，他的子女受到牵连。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就是邓小平，我们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对于我们这种人，别人连接触都不敢轻易接触。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他真是发自内心地高兴，由衷地高兴。　我母亲也是这样，非常高兴。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通了两封信。贺平是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实际上这时候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也就是刚认识，谈不上订了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是不错的。觉得这个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很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就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弄得我还有点……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但是他对我们生孩子是有限制的：你们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中国人口这么多。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生一个孩子我管，如果你们生第二个孩子我就不管了。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他给邓朴方洗澡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这是邓小平一家　1961　年拍的全家福，那时他的五个孩子都在上学。然而，　13　年后的　1974　年，当全家人再次坐到一起的时候，岁月却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悲苦与伤痛。　在动乱的年代里，孩子们散落各地，狂涛中的邓小平格外地挂念孩子。　1968　年　8　月，当时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因不堪忍受“造反派”对他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　邓榕：哥哥摔下来以后，实际上他的下肢还是有感觉的，当时如果给做手术的话，他不会落下今天这样的残疾，绝对不会的。但是当时送了几家医院，都没有人收他。最后，由于几天在急诊室的耽搁，他睡在走廊上，度过了高烧的危险期，生命看着保住了，就把他送回校医院了。以后一直没有得到治疗，所以他的感觉是逐渐消失的，从脚趾开始逐渐消失，导致这种不可挽回的高位截瘫。我姑姑当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写信告诉了我们父母。　卓琳：“发配”到江西，就我和他去嘛。孩子们在北京就被撵出中南海了，小孩子们都各人领回自己家去。朴方那个时候，不是还为这个事摔断了腿吗　？　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人家不说他，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就骨折了。　我们就自己省点钱，把他接到我们江西去了。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你想想，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为子女来做，做得非常细致。一点一点地来做，每件做得都很认真，我父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