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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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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转换得似乎毫无缘由。郑子云一下子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是无聊透顶。他有点琢磨不透地看着叶知秋,难道他刚才真和她进行过那么有趣的谈话吗? 来了一位有身份的客人。他一进门就喊:“我是来赶饭吃的,有什么好吃的吗? ” 
  “汪部长,欢迎,欢迎。”即使对这样一位客人,夏竹筠也不过是稍稍提高了一点声调,稍稍加快了一点节奏。 
  汪方亮直盯盯地瞅着叶知秋:“这位同志好像没有见过嘛。” 
  郑子云介绍着:“报社的记者。” 
  “噢,记者。老郑,我们应该拍记者的马屁,不然,他们要是写起文章来骂我们,我们可受不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响,好像有一屋子人在听他讲话,而且这屋子还很大,生怕坐在角落里的人听不到似的。叶知秋想,他平时一定是作惯了报告。 
  不等任何人插话,汪方亮又接着说:“你来采访他? 那你算倒了楣啦。他是个异教徒,前不久还挨了批。不怕你生气,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凭你选的这个采访对象,当记者,你还太嫩哪。哈哈——我说老郑,你没有跟她讲讲你那套理论? ‘买一个现代化,还是自力更生创造一个现代化,这个事搞不好,中国老百姓会没裤子穿。”’郑子云笑笑:“你不要吓唬人家。” 

  圆圆送叶知秋下楼的时候说:“叶阿姨,您住哪儿?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去看您。” 
  善良的好姑娘。她正在努力地填补她妈妈留下来的缺陷。 
  像她妈妈这样的女人,似乎不缺乏使男人爱她的那些条件。 
  可是,这个家庭,幸福吗? 人在冥冥之中被创造着的时候,是不是显得太匆忙了一点? 不是忘记了最必要的这一方面,就是忘记了最必要的那一方面,而留给人们无穷无尽的不可弥补的遗憾。 
  汪方亮随随便便地在沙发上坐下,把右腿搭在左腿上,卡普隆袜套已经褪落到脚心,露出了脚踝和脚背。他脱了鞋子,一把把袜子从脚上抓下来,一面抖落着手里的袜子,一面埋怨:“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产品质量。” 
  夏竹筠竟也难得地蹙起了眉头。但她立刻想起两条竖纹会出现在眉心之间,又很快地舒展开双眉:“可不是,我买了个洗衣机,没用几次就坏了。” 
  汪方亮嚷嚷着:“难得,难得,连我们的小夏也关心起产品质量来了,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 
  “跟咱们的机械产品一样,彼此彼此。”很难说郑子云不是借题发挥。 
  “可不是。”汪方亮喟然叹息,“就拿机电产品漏水、漏油、漏气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说,工艺上究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没有嘛,它就是长期得不到解决。” 
  夏竹筠在沙发上移动了一下。她对这些可不如对袜子、洗衣机那么感兴趣。汪方亮还注意到她完全没有必要地拉扯着身上那件很平整的上衣,还把右腿向斜斜地向前伸着的左腿上靠去。 
  汪方亮是个绝顶聪明的,又能够洞悉别人心理状态的人,虽然这剖析有时未免过于刻薄。他不难看出,凡有外人在场的时候,不论其中有没有画家或是摄影记者之类的人物,夏竹筠总是选择和尽力保持一个顶美、顶适于拍照或是素描的角度。和她在一个屋子里哪怕只呆十分钟,也会感到疲倦的。 
  他不知道这种生活郑子云怎么受得了? 但他又有点可怜夏竹筠。女人嘛,总是有些让人觉得短浅的地方,也许正是这短浅使她们显得可爱了? “最近身体怎么样? ”汪方亮不全是敷衍地问着。 
  “还可以吧。” 
  郑子云却不管他们,继续谈下去:“因素是多方面的。正像你所说的,只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办事,质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何况现在质量管理,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科学方法。我们不是在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试点吗? 但这个问题,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 难道我们花费的力气还少? 也抓思想政治工作,也搞物质奖励,但为什么不那么灵了。难道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奖励都不对了? 还是我们这套办法不够科学,有改进的余地? 如果我们还按老一套的办法去搞思想政治工作,大多数工人大概是不吃那一套了。怪他们吗? 不,怪我们自己。前些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说大话,说空话,唱高调,喊口号,扣帽子,批这个,批那个,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上。书本上虽然写着: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 
  事实上我们对工人群众切身的困苦了解了、解决了多少? 我们又尊重了多少他们的独创精神? 让他们行使了多少他们理应行使的权力? 如果说国家暂时还很困难,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全部解决,那么,在感情上我们又给了他们多少温暖? 过去在战争时期,政工干部和群众多么亲哪。到了干部部门,真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现在呢,他们像是掌握着人家生死簿子的阎王老爷,闹得人家的心都冷了。我们不真正地把工人当成国家的主人,他们也就不把企业当成是自己的企业。重要的是把这些冷了的心温暖过来,重新激发起他们的热情。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主动地、积极地去干。否则,再科学的方法也实现不了。实际上,发挥人的积极性也是一门科学,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有过长期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它仍旧是一门值得我们努力去研究的科学。必须使每个车间主任,每个工段长、班组长都懂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原则和方法.并在实际工作中同时做好它。使它渗透到生产和管理中去,成为现代化管理的一部分。不能只把它当成一种教育工作,也不能只依靠专职的政工干部,这也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要解决的问题之一“mpanel(1); 
  对于丈夫的高谈阔论,夏竹筠每每持着一种宽容和迁就的态度。如同一个理智的、绝不喝酒的妻子,对待软弱的、爱喝酒的、又喝不了多少便会酩酊大醉,满嘴胡言乱语撒酒疯的丈夫。 
  谈什么都可以,只要丈夫不做出让头上的纱帽翅颤悠的事,她都可以听之任之。不论谈什么,她是一百个没听着。别看她在跟前坐着,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这无非表示,她并不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妇女,当然,多少也是出于对比较显贵的客人的礼貌。 
  “老郑过两天不是要去拜访那位心理学教授嘛,准备研究研究他提出的那些理论。”她不大清楚什么是心理学,但是谈谈“科学” 
  这个眼下红得发烫的字眼儿,似乎自己也就显得“科学”起来。语气里,免不了有些小小的卖弄。 
  “哪里,如何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是我和老汪都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因为实际工作中的困难,逼得我们不得不去探索、思考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 
  郑子云这番实实在在的话,反倒让夏竹筠感到一些教训人的味道。她站了起来:“好啦,好啦,还是先吃饭吧,吃过再聊。” 
  菜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 
  夏竹筠细细地品味,从从容容地、耐心地用细细尖尖的牙齿,把每块鸡骨头剔得干干净净。 
  郑子云吃得很有节制,连吃饭也像他的为人处世。 
  圆圆匆匆忙忙、心不在焉地往嘴里扒拉着饭粒,仿佛是在对付一件不得不对付的事。夏竹筠不满意地拿眼睛扫着她掉在饭碗周围的米粒和菜屑。 
  汪方亮则是大刀阔斧,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随便。他劝说着郑子云:“你再喝点汤嘛。” 
  “喝不下了。” 
  “那你就把啤酒放下。喝汤,喝汤。吃饭也同打仗、干工作一样,你得有个主攻方向。” 
  圆圆说:“汪叔叔,我看什么都是您的主攻方向。”说完她伏在手臂上吃吃地笑着。 
  “圆圆,你怎么跟大人开玩笑。”夏竹筠制止她。 
  “怎么就不能和大人开玩笑? 平等嘛。”汪方亮嬉笑地看着圆圆,“今天早上,起得晚了一些,又赶着要到东方红公社去,匆匆忙忙的,不是在走廊里一脚踢上个篮球,就是在厕所里被谁的球鞋绊了一脚。我对儿子们说:‘把你们的鞋子、篮球放好行不行? 放在地当间儿多碍事。’老二对我说:‘爸爸,刚才我在书房里就让您放在地当间儿的皮鞋绊了一脚,这叫上行下效。’我没词儿了。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道理。” 
  “你今天去东方红公社的结果如何? ”郑子云极有兴趣地问。 
  “我可是给田守诚来了个突然袭击。”汪方亮只说了这么一句,便停住不说了,好像有意在卖关子。 
  前不久,东方红公社给田守诚部长写了一封人民来信,反映他们公社买了一台拖拉机,质量极差,不能使用,钱等于白扔了。这个部直属厂的产品,很多用户反映质量不行。可是这个问题,成年成年地拖着,总也解决不了。向国务院汇报生产情况的时候,田守减又总是可以找到充分的理由。比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后来又是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扰;再后是什么右倾翻案风的干扰;最后是“四人帮”的干扰…… 
  这一次,田守诚却出乎意料地作出了强烈、迅速的反应,决定派一个部级干部,带着制造厂的厂长,到东方红公社背回这台质量不合格的拖拉机,并向公社赔礼道歉,保证负责到底,为他们提供一台优质拖拉机。 
  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因为“四人帮”垮台已经三年多,再也找不出什么堂而皇之的托辞了。 
  当前经济界要求体制改革的这股风,预示着经济结构上必然到来的彻底变革。近两年来,很多有远见卓识、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和经济理论家在许多文章里、讲话里,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 
  田守诚清楚,经济界不是这股风的风源。 
  “风源”这两个字,让他想起一九七六年批判右倾翻案风的那段往事。那时.他看错了、分析错了形势,以为大局已定。在人心所背的情况下,只有他,煞费苦心、冥思苦想地打出了《批判一个大政策——最大走资派的进口风》的炮弹。在那些违心的、按照两报一刊的调子写出的抄书抄报的批判稿中,尤其在他这一层高级领导干部中,是一发很有分量的、有价值的炮弹。假如不是很快地打倒了“四人帮”,他将会怎样呢? 飘在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是无常的,至少前几十年的历史是这样的。 
  他丢了很重要的一分。 
  这股风的风源在上头。那么,这股改革的风,就绝不只限于经济结构,它将波及到政治结构、干部结构……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个丧失了党性原则而又身居要职的人,往往会变成一个混迹于官场的投机家。 
  田守诚必然会想:在这场变革里,他得到的将是什么? 失去的又是什么呢? 从东方红公社背回不合格的拖拉机,这样的事还没有一个部门做过。根据目前的气候,很可能会登报、广播。这可以算是一个小筹码,或者,至少是一粒探路的石子。 
  郑子云闹不清在党组会上,汪方亮为什么固执地非要去东方红公社处理这件事情不可。看着汪方亮那双诡谲的眼睛,他想汪方亮准又在这里面做了什么文章。 “昨天,我让秘书打电话给县委,同他们商议,是不是请各公社的书记、干部,以及附近的社员尽量参加? 县里的同志同意了。今天一看,会场安排在县委机关礼堂,只能容下几百个人。社员呢? 
  说是来了不少,但是场地有限。我说:‘咱们还是找个广场好不好? ’县委书记为难地说:‘恐怕天气太冷。’我说:‘再冷我也受得了。咱们是共产党,不能吹牛皮的时候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好;等到做检讨的时候,人越少、场面越小越好。那成什么啦? ’好,重新到广场上去,临时搭了几个桌子,拉上了有线喇叭,然后,我就说了:‘社员同志们,作为一个副部长,我为我们把质量这样差的拖拉机卖给你们感到害臊。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等于坑了你们,骗了你们。你们的钱,辛辛苦苦,挣得不容易,我们再也不能这么欺骗你们了。现在,我要给你们交个底,你们暂时不要买这个厂生产的拖拉机,如果他们不改变这个现状,你们就永远不要买他们的拖拉机,他们生产的拖拉机,从全国来说,质量是顶糟糕的。 
  “‘告诉你们这么一件事,你们就明白了。这个工厂附近的一个公社,买了他们一台拖拉机。有些零部件,老得拉回厂子去修理。他们还算不错,占了离厂子近的便宜。一开始,社里还派个社员赶着小驴车,送到厂子里去。后来社里也烦了,不再用人押送,只要把返修的零部件往小驴车上一放,再给小毛驴一鞭子,小毛驴自己颠巴颠巴就能拉到厂子里去。往大门口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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