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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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竹筠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羊皮钱夹，浅黄的皮革上，烫着咖啡色的花纹，配着两个金黄色的金属按钮。
皮夹里至少有五六张十元钱一张的钞票，那几乎是刘玉英一个月的工资，也许还要多。刘玉英只有发工资的那一天，身上才会带着这么多钱。平时，能拿出来的，不会超过一元。
夏竹筠从钱夹里抽出一张钞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这么一捻，还能捻出来一张，然后递给了刘玉英。
在柜台前交账的时候，小古觉得刘玉英的面容，因为愁苦显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数着零钱，一面匆匆地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对刘玉英说：“五点半，你该下班了。”
刘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没有说话，心里想，下班又怎样呢？ 还不是一大堆烦心的事在等着她。
钱很脏，揉得皱皱巴巴，特别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恶地用手指头尖儿轻轻地捏着，不过在装进钱夹之前，并没有忘记清点一下应当找回的数目，然后合上钱夹。钱夹上，那两个金属按钮，清脆地“咔嗒”一响。
夏竹筠再次向镜子里瞥了一眼，然后向理发店门口走去。刘玉英在她身后，轻声地说了句：“再见！ ”夏竹筠赶紧回过头去补了一句：“再见！ ”想不到一个理发员，还挺懂得规矩，倒显得她好没教养。她心里有些不快。这理发员，服务态度是不是有些好得过了劲儿？ 走出理发店大门，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表看了一眼。嗯，四个多小时又打发过去了。夏竹筠并不在乎时间，她愁的是如何打发时间。洗衣服、收拾房问、做饭有阿姨管着。跟前剩下的这个女儿也大了，已经参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个摄影记者。惟一操心的是，得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门当户对的丈夫。
心里高兴的时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 你想搞政治联姻？ 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 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 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 ”
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 ”
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 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 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 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 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 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 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 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 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 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 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 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 ”
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 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mpanel（1）；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 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 不是一次、两次了。孩子有什么罪！ 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 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 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 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 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 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 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 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 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