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第2届-张洁沉重的翅膀-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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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厂房三十天完成,他心里还是有谱的。
他召集计划处、基建处、运输处布置工作。“明天是星期天,基建处放线,运输处清理场地,下午挖方,夜间打垫层。现在天暖了,混凝土的养生期有四五个小时就可以了。星期一起基础。”
星期一早上,陈咏明上班一看,工地上一动没动。他很奇怪,布置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反对嘛! 他到基建处去找董大山,办公室里没有,直到九点钟才把他找着。“今天应该起基础,怎么一动没动? ”
“这个线我不能放。”
“这就怪了,星期六开会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怎么不能放? ”
“图纸没给,我怎么放? ”
“我不是给了你一个平面图吗? ”
“那不能作为放线的依据。”董大山振振有词。
“平面图不能放线吗? ”
“不能。”
“这是标准厂房,十八米跨是标准跨距,平面图上标没标这个尺寸? ”
“有。”董大山最怕陈咏明发问,他的问题像层层剥笋,最后非把你藏着掖着的东西剥出来不可。
“厂房的长度九百米,图纸上有吧? ”
“有。”董大山觉得扣子一环一环地扣紧了。
“好,再问,安装天车的六米柱距是标准柱距你知道吗? ”
“知道。”他不能说不知道,宋克不是在汽车行业的厂长会议上表扬过他精通基建业务吗? “既然平面图上给了你这三个条件,你怎么不能放这个线? 你想糊弄老百姓? 你知道,我可不是种地的。三十天工期你给我耽误了两天。你到底能不能放这个线? 你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 ”
“明天。”董大山垂头丧气地说。
“不行。今天下午三点你必须把线放出来,三点放不出来,你这个处长就别当了。”说罢,陈咏明转身就走。下午两点半一看,不但线放了,土方都开挖了。
陈咏明真想把董大山撤了。这么一件事,不但宋克打电话替董大山说情,连田守诚部长也给他打招呼。田守诚不可能认识董大山,这当然是宋克游说的结果。
陈咏明能不服从吗? 一个是他的主管局长,一个是重工业部的部长。他能去问郑子云吗? “你说的话算数不算数? ‘能下放的权力,部里一点儿不留……”’郑子云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据说他的工作也并不顺利。
再说,他自己不是也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一定的迁就和让步吗? 上次,田部长不知为什么缘由来厂里看看走走,他不是也同意报销一笔招待费吗? 他说:“香烟嘛,就买三盒吧。他们要抽就抽,不抽不要打开,留着下次用。”原政工组组长深奥莫测地笑了。还有人说他小气。小气? 谁不小气又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一分钱呢? 部长们在自己家里抽烟怎么办? 也有人招待? 明知这么做要讨人的不喜欢,但他要决心在自己的工厂里造就一种公事公办的风气。
据说,行政科的经办同志买了一条。那位行政科长不错,不给报销,说:“剩下的哪里去了? 查不出来不要报销。”好,这么一来,下次就没有人再敢拿着公家的钱瞎花,并且从中揩油了。有反对的.不是也有支持的吗? 使陈咏明感到忧虑的还有,像李瑞林这种党龄不算短、党性比较强的同志,事情一涉及到自己头上,不但思想跟不上趟.甚至还产生了抵触情绪。而且,随着今后工作的发展,肯定还会涉及更多按老规矩办事的人。那阻力是多么的大啊! 他,吃得消吗? 偶尔,他也会有力不从心的惶惑和短暂地丧失信心。这时候.他只要大步流星地在厂子里走上几圈,心里的郁闷渐渐就会被随时遇到需要他裁决的各种问题所驱散。他没有时间发愁,他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复杂的生活中去。
扣工资的事,气得李瑞林七窍生烟,可他既没跳也没闹。他知道这事不能闹。他不在理,摆到桌面儿上说不过去。不管怎么说,在他那杂乱的思想里,还有一根弦总在提着:我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了……
老吕头还按着老称呼招呼他:“李书记,您——来得这么早哇。”
老吕头的两个门牙已经豁了,说起话来直漏风。所以,那语调更让李瑞林感到一种落魄的凄凉。
他原想对老吕头说:“别叫我书记了,往后,就叫我老李吧。”话到嘴边儿,却硬是说不出来。
一想到今后要与老吕头为伍,一块儿看大门儿了,脸上总有些挂不住的样子。话虽那么说,共产党的干部能上能下。谁见过呀。
历来的习惯是,只有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连撸几级。平白无故,哪有从干部变工人的? 不往上升,至少也得保持原有地位不变,才说得过去吧? 不论怎么说,老吕头还那么称呼他,在精神上多少给了他一些安慰。至少老吕头没拿他当犯了错误、撸下来劳改的干部。于是他装着没有留神的样子,只是执意劝老吕头早些下班,回家休息。
老吕头从车棚里推出自己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乱响的自行车,头上戴着一顶小儿子吕志民复员的时候带回来的军帽。绿色布面、灰色兔毛的衬里,耷拉着两个耳扇子,一走一扇忽。身上穿的那件棉大衣,油腻腻的。胳膊肘、前襟和下摆的边缘都已经补过了,就连每个扣眼儿,也都重新锁过了。这件大衣,早该换一换了。
当老人的,省啊,省啊,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李瑞林想起老吕头的小儿子吕志民,昕说净和老吕头闹不对付。能说那孩子坏吗? 也不是,就是犟,你说东,他偏说西,毛毛躁躁,是个“二了八十”的浑小子。唉,现在的年轻人,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上了年纪,心里还不得安宁啊。做父母的,除非到了蹬腿的那一天,活一天,就有操不完的心。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李瑞林瞧着老吕头走远之后,便走进传达室。坐了一会儿,又站了起来,觉得这么坐着不是个事儿,总得干点什么吧,又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他忽然觉得呆了这么多年的厂子,变得好生分.好像他是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这让他觉着很不是滋味。
于是,他捅开了封着的蜂窝煤炉子,打了壶水放在炉子上烧着,又从门背后找出把大扫帚,哗啦哗啦地扫着传达室门前的那段柏油小路。说实在的,真没有什么可扫的,溜光的马路挺干净,说邪乎点,真像舔过的那么干净。他直起腰,打量着远远近近的厂房。从部队转业下来,他就到这个汽车厂来了。二十多年,眼瞅着这个厂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就像眼瞅着邻居家的孩子,生下来,吃奶,断奶,会爬了,会走了,长大了,上学了……有时,他不明白,他明明见那孩子不久以前还光着屁股满世界乱爬,怎么一下F 子就变成了个漂亮小伙,穿着他顶不待见的喇叭裤,裤腿活像两把用高粱篾儿扎成的笤帚,胳膊弯里还挎着个小妞儿。
这工厂越来越气派了。比他家乡那个县城还大,绕厂子转一圈,没有大半个钟头怕是转不下来。
一进厂子大门,是个挺大的圆形花圃,两条柏油小路,从花圃左右两旁绕了过去。像两条筋骨挺好的胳膊,搂着个大笸箩。路边,是挺直的白杨树。树干上的节子,活像人的眼睛,木格登登地瞪着来来往往、进进出出的人们,也那么瞪着李瑞林。白杨树下,是修剪得一般高低的小松墙。松树的针叶上,锈满了从北京城的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叶子黑不黑、绿不绿。
花圃后面是办公楼,办公楼后面是一个挨一个的车间。右边,几乎看不到边儿的广场上,一辆辆崭新的、准备出厂的汽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新战士,穿着刚发的新军装,背着乌光锃亮的新马枪,很有一些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连满肚子怨气的李瑞林也不得不承认,在原先那个乱摊子、散摊子、烂摊子上干出这一番成绩,哪里是只花苦力气就能办到的?!那真是明枪暗箭,左推右挡,嫉贤妒能,一步一个陷阱。全厂上上下下这些个人,谁是怎么回事,那些多少年也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哪一样李瑞林不知道啊。陈咏明也是个人吧,也有闷在肚里说不出的苦吧,怎么就不见他有个灰心丧气的时候? 炉子上的水开了。咕嘟咕嘟的,气儿挺足,把水壶盖顶得呱嗒呱嗒地响。李瑞林泡了杯茉莉花茶。八角钱一两的茶叶,还赶不上以前六角的。真是,什么都不如从前了。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掏出装烟丝的铁盒和卷烟纸,卷了一支“大炮”,悠悠地吸着,一面端详着传达室里简单的陈设。
一张条款,用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醒目地贴在大挂钟的下面。大挂钟的钟摆摇来摆去,像个脑袋瓜,歪来歪去地在琢磨那张条款,看得有滋有味儿,没完没够。
条款上这样写着:五罚一元钱的暂行规定一、随地吐痰;二、随处抽烟;三、乱丢纸片;四、乱放车子;五、家属随便进厂。
凡有上述行为发生,各罚人民币一元。
曙光汽车制造厂
李瑞林把这条款瞧了又瞧,总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家属小孩不能到厂子里乱窜,这还说得过去。可随处吸烟,随地吐痰,乱扔纸片,乱放自行车要罚一元钱,有那个必要吗。寻思大伙钱多了还是怎么的? 新鲜!没见过! 没事儿上街看看去,满大街的烟头、纸屑、黏痰,越是人多,越是热闹的地方就越乱乎。再说,谁能不吐痰呢? 中国人没有不吐痰的。不信,就支着耳朵昕听,别管在戏园子里,报告会上,或是电汽车里,马路上的自行车队里,总能听见打扫嗓子的声音,往外咯痰的声音。吐口痰,又碍着谁什么了呢? 倒是自行车,那是乱放不了的。看车的老娘们儿,会拿着大喇叭冲着不存车的人使劲儿吆喝,就算不想存车的人有张追击炮也打不透的厚脸皮,也甭想省下那二分钱。一说,还是迫击炮,那是哪个朝代的武器了? 早不是李瑞林在部队当迫击炮手的那个时候了。老喽! 落后喽! 除了迫击炮,还能知道什么呢? 肯定,这是陈咏明的主意。前不久他才从日本考察回来,准是从那儿趸来的洋货。
听说全厂整整停工一天,擦所有车间的窗子。说实话,那窗子打从建厂那天起,二十多年没有擦过。上面腻着一层黑褐色的浊物,但是谁也没觉得那有什么不好。工厂嘛,又不是宾馆,它本来就是个脏地方。油泥、铁末子、铸造车间清砂时到处飞扬的黑砂……别说车间的窗子,就是车间外头的树叶,也像刚从铸模里倒出来,上面粘着一层黑砂。你擦呀,有本事连树叶也擦擦。
陈咏明向大家讲文明生产的重要。“挺好的厂房,弄得像个监狱。黑乎乎的,一进厂房就让人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外国人要是看见这种厂房,准不跟你做买卖。他不相信,用这种态度对待厂房,还能用什么更好的态度对待生产。也就不相信你能生产出好东西来.”mpanel(1);
还听说,厂子里盖了暖房,请了花匠。开春以后,还要在空地上植草皮。说是这样可以不往车间里带灰尘,能保证产品质量什么的。好倒是好,顶什么用? 能代替拉闸不给电,还是能代替原材料的不足? 工厂就是工厂,想看花看草上公园去。能跟洋人比吗? 他们是资产阶级,中国人不看花不看草照样过日子,照样出汽车。
莫不是他成心在挑陈咏明的刺儿? 落到看大门的下场,该怪谁呢? 春天,陈咏明在部里开完整顿企业管理会回来,不知得了什么令儿,比刚到厂上任的时候更来劲儿了。什么扩大企业自主权啦:什么市场竞争啦;什么整顿企业领导班子啦;什么自由组阁啦;撤销大庆办、政工组和车问专职支部书记啦……真敢干哪。
别的事,李瑞林不敢说,有几样他可实在接受不了。
取消政工组、大庆办,行吗? 陈咏明在动员报告里讲过:“……政工组、大庆办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只要我们把工人群众的疾苦真正地放在心上,认真地去解决,只要我们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何必一定要挂那个牌子? 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嘛,企业里并没有政工组,大家不是很团结吗? 那时的思想政治工作,靠的是各级领导,小组里还有八大员。何必另设一套人马呢? 反而让各级行政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工组的事,自己不用管了。到底是在党的领导下,大家做人的工作好,还是少数人抓、别人撒手不管好呢? ”
自由组阁,这叫什么词儿? 哪儿写着了,还是哪位首长说过了? 就是部里颁发的整顿企业十二条措里,也没有自由组阁这一条啊。
“千军万马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