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5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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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原本历史上在东番岛北部坚持到了崇祯十四年以后的西班牙殖民军，这一世，他们在东番岛上的殖民开拓刚刚开始，就被强行终止了。
而东番岛上郑家的老大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高级代表毕德诺，也按照之前的约定，分割了双方在东番岛上的势力范围。
荷兰东印度公司承认郑芝龙这个东番卫指挥使代表大明朝廷拥有对东番岛本岛及其西部、北部附属岛屿的所有权。
同时，郑芝龙也代表大明朝廷接受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热拦遮堡的所有权，以及对圣洛伦佐城及其所在港口，圣萨尔瓦多城及其所在岛屿与港口的租借使用权。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各怀心事或者说各怀鬼胎的双方，在被郑芝龙改为基隆港的港口外面的一条郑氏战船上，以汉语和荷兰语两种文字，签订了最后的协议。
在双方定下的这个协议之中，圣多明戈城被更名为淡水城，圣迪亚戈城被更名为基隆城，又分别叫作淡水红毛城和基隆红毛城。
而转归荷兰人占有使用的圣萨尔瓦多城与圣洛伦佐则仍因其旧。
没有了西班牙人这个共同的敌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双方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微妙了起来。
等到之前商定的协议终于在彼此变卦之前签订下来之后，相互提防着的双方，立刻回到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之中。
郑芝龙留下自己的族弟亲信郑彩，带着两千郑氏军队，利用从俘获的西班牙战船上拆卸下来的大炮，以及圣阿尔瓦多城中收缴的枪炮弹药，将基隆港以及基隆港内的基隆红毛城，迅速武装了起来。
与此同时，郑芝龙让郑明带着水师走海路，自己带着步军走陆路，开始回师自家在东番岛上的大本营北港，准备回援闽南了。
第九零六章 请罪奏折（）
郑芝龙与荷兰人联手，在东番岛上针对西班牙人的战争，随着圣萨尔瓦多城中西班牙人的投降而宣告结束。
不过，其中详细的情况，直到进入十月中旬的时候，才经过闽浙总督府、通政使司和军机处的渠道，紧急报送到乾清宫中。
而一同被闽浙总督温体仁、熊文灿联名报送到崇祯皇帝手中的，还有广东大海盗刘香、李魁奇两路人马，袭击南澳、诏安、月港、金门、厦门等地的详细奏报，以及郑芝龙与荷兰人关于东番岛达成的约定。
与此同时，闽浙总督温体仁、福建巡抚熊文灿，以及镇守福建总兵官卢毓英这三个同在福州城的朝廷大员，也跟着一同上了请罪的折子。
南澳、金门被屠，诏安、月港等地被劫掠，闽南沿海一带的城镇、人口、财富等等损失无算，他们这些奉旨镇守闽地的总督、巡抚、总兵，又岂能没有责任？！
当初，闽南沿海等刚一遭袭击，泉州知府兼漳泉巡海道蔡善继，以及镇守福建的总兵官卢毓英、福建巡抚熊文灿，就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闽浙总督温体仁。
其实，也不用他们特别上报，因为闽浙总督府就在福州城内，巡抚熊文灿和总兵卢毓英能够掌握的情况，作为闽浙总督的温体仁自然也都掌握。
只不过温体仁知道，单单就这么上报一个闽南沿海遇袭的情况，一定会触怒崇祯皇帝，而且，即便是崇祯皇帝不治罪自己，朝中的其他言官和政敌也不会放过自己。
与其这样，倒不如等等看。
若是郑芝龙在东番岛上针对西班牙人的战争取得了胜利，那么将郑芝龙的捷报一起送上去，就会冲淡皇帝和朝堂对闽南沿海遭遇海盗侵袭的印象。
就这样，闽浙总督温体仁一边派人往东番岛送信，将命令郑芝龙回师的事情做足了，然后就是心急如焚地等待着东番岛上的胜利消息。
在温体仁的眼中，如果东番岛上的郑芝龙也败了，那么自己当然没话好说，自请处罚。
可是一旦东番岛上的郑芝龙胜利了，那么自己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以他这两年多来的观察与了解，在他看来，现任兵部尚书南居益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升到如今的位置，根本原因就是当今圣上对其当年任职福建巡抚时在澎湖列岛大败荷兰舰队的战绩十分看重，并且一再提及。
可见，与红毛夷人战而胜之，在当今这位皇帝陛下的心目中，应当属于第一等的战功，层次还要高于战胜辽东的建虏。
既然这样，那么只要郑芝龙驱逐西班牙人成功，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自己都应该能够因祸得福、稳如泰山。
还好，郑芝龙果然取胜了。
也因此，在闽浙总督温体仁的请罪奏折之中，他既点出了闽南沿海兵力空虚是因为郑芝龙抽调大量精锐奉命去打西班牙人，也在最后不失时机地提到了郑芝龙家族几个重要人物的下落，以此告诉皇帝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对此，温体仁在奏折中说道：“赖皇天护佑，郑氏之父月港市舶司提举郑士表，适闻金门警讯即携家出逃，今已入福州避难。臣以其乃郑氏之父，且世代吏员出身，暂任之督府幕中为照磨；
“另有郑氏之舅泉州市舶司提举黄程者，臣已遣人问候，其与家人均无恙；
“只郑氏之幼弟名芝彪者，初遇袭即在南澳死难，臣请陛下施恩以褒奖之。
“臣自奉旨总督闽浙，仰赖圣上点拨，已经多方措置，今闽事虽偶有小挫，然大局不坏，但有臣在一日，圣上可不必忧虑东南！”
闽浙总督温体仁在自己的请罪折子里说了这些话，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若是搁在过去，福建沿海出现这么重大的海盗侵袭事件，首先镇守福建的总兵官是肯定要倒霉了。
除此之外，闽浙总督也好，福建巡抚也好，轻则免官去职，重则入狱问罪。
这一次，温体仁在给皇帝的请罪折子里，提及郑芝龙的父亲、舅父什么的，其目的就是要告诉皇帝，如今东南最大的问题不是刘香、李魁奇这些广东海盗，而是如今在东番岛上大杀四方的郑芝龙。
同时，也是变相地点出自己的重要性所在，告诉崇祯皇帝万不可因小而失大。
温体仁的提醒当然是多余的，即使他不提醒，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也不会轻易去动他的位置。
让鹿善继在辽东，袁崇焕在西北，温体仁在东南，朱燮元在西南，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策略，轻易不会改变。
这一次，闽南沿海遭受刘香、李魁奇等人海盗团伙袭击，损失固然巨大，但却不能因为这样就治罪郑芝龙或者治罪温体仁。
一方面，若是因为郑氏的军队不肯回援闽南沿海而治罪郑芝龙，现在完全是自取其辱。
而且，郑芝龙在东番岛上联手荷兰人驱逐西班牙人，恰恰正是崇祯皇帝之前同意过的方略。
特别是郑芝龙现在打赢了西班牙人，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在跟泰西红毛鬼作战获得了胜利，比起回师抵御海盗侵袭而致外战失利，其中孰轻孰重，崇祯皇帝还是搞得清的。
另一方面，若是因为闽南沿海的这些损失而治罪温体仁，之前在闽浙两省的许多布置就都要改变。
这也不是崇祯皇帝现在想做的。
再者说，刘香、李魁奇这些广东海盗为什么专门袭击南澳、诏安、金门、月港等地方？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是郑芝龙麾下的势力在闽南沿海的根本之地。
刘香、李魁奇这些海盗头子袭击这些地方，就是要攻其必救，为东番岛上的西班牙人解围。
有些话，崇祯皇帝当然不能明说，但是在他的心里面，这些地方遭遇袭击，与其说是朝廷的损失，倒不如说是郑芝龙的损失。
郑芝龙自己都能忍痛割肉而不回师，自己干嘛还要没事找事问罪自己安排的人呢？
原本历史上，郑芝龙之所以愿意听从朝廷的旨意，全力以赴去剿灭了刘香、李魁奇、钟斌等海盗团伙，并不是因为朝廷的旨意对他有什么威慑力，而是因为刘香等人的势力，已经大到了足以威胁郑芝龙海上霸主地位的程度。
通行澎湖等地的商船，在月港或者澎湖向郑氏缴纳了税金，持有郑氏的通行令旗和许可状，结果却在广东外海遭到刘香、李魁奇等海盗的袭击与拦截，这样的事情谁能容忍？！
然而，郑芝龙之所以最终没有选择收服刘香、李魁奇等海盗团伙，而是直接要了刘香、李魁奇等人的性命，则是因为刘香这伙人之前下手比较狠，干掉了郑芝龙的亲弟弟。
只不过，原本历史上被杀的那位，是郑芝龙的二弟郑芝虎。
而这一次，因为郑芝虎之前先是被闽浙总督温体仁调到了浙江平定屠阿丑之乱，随后屠阿丑之乱平定后，又被调入南京金粉之地驻防南京，人不在南澳，自然也就没有被杀。
因此，这一次被杀的，却是郑芝龙的四弟郑芝彪。
当然，在郑芝龙四兄弟之中，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郑芝彪被杀。
因为这个郑芝彪，算得上是历史上郑氏四兄弟之中对大明朝最为忠诚的一个了。
然而时到如今，事已至此，崇祯皇帝也只能借着这个机会，激起郑芝龙对刘香、李魁奇等人的仇恨，然后借力打力，让郑芝龙尽快把刘香等人给干掉了。
只有干掉了刘香、李魁奇等广东海盗，广州港以及珠江口的外海，对于大明朝南来北往的商船来说，通行安全才算是有了保障。
且说闽浙总督府将闽南沿海遭遇海盗袭击的情况，以及郑芝龙所部在东番岛上的战况和捷报，紧急报送到了京师之后，崇祯皇帝很快就交给了军机处，让军机大臣与兵部尚书一起拿出应对的意见。
而军机大臣孙承宗与兵部尚书南居益都是老于兵事的人物，知道事情紧急耽搁不得，也很快拿出了建议。
经过了崇祯皇帝的稍加改动之后，以军机处上谕的形式，迅速发往南京和闽浙总督府。
第九零七章 军机上谕（）
上谕算是皇帝圣旨的一种，其中皇帝口述之后经过比较信任的臣子直接转述传达给领旨一方的，算是最直白的口谕。
而其中皇帝亲自手写的只言片语，特别转达给某个官员由其负责执行的，算是皇帝的手谕。
还有一种，就是皇帝自己口述大意要点，而由内臣或者内阁中书舍人执笔撰写完成，然后绕开内阁，以书面形式直接发给文官武将拿去执行的那种。
这种上谕，也叫作中旨。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之后，为了增加效率，充分地发挥了这几种上谕的作用，不仅口谕、手谕形式的上谕依然存在，而军机大臣起草或者军机舍人书写的中旨形式的上谕，更是大行其道。
这样的上谕，当然也算是圣旨，但与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格式的圣旨大为不同。
诏书、敕书、诰命等朝廷正规的圣旨，需要内阁的副署，需要六科廊的审核，甚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更是需要由翰林院的专职官员书写，否则就发不出去。
这也是文官制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对于皇权的一直自觉或者不自觉的限制。
而上谕则与这类朝廷正规的圣旨不一样，不需要走那么多复杂的程序。
特别是如今军机处起草的上谕，只要加盖了崇祯皇帝的玉玺，以军机上谕的形式发布，一样具有等同其他圣旨的效力。
就是这么一点机巧，也是经过了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设立军机处将近三年之后，才让满朝文武逐渐习惯起来的一个做法。
明朝的官员曾经一度有过拒接中旨的传统，不经过内阁副署和六科廊审核的圣旨，就算是发到了官员的手上，一些清高的官员也是宁死不接的。
这个奇葩的现象，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到了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的时候尤为突出，常常搞得皇帝很没面子。
这就是为什么万历皇帝喜欢用太监充当税监税使的原因了，因为太监与万历时期的文官们比起来听话得多。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不想更换温体仁这类人物的原因。
因为这类人物不是那种读书读坏了脑子的死脑筋，更重视实际的利害得失，而不是过于看重形式上的东西。
至少温体仁这样的人物会接受皇帝的上谕。
而且比起接受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朝廷诏书，对于真实反映皇帝心意的上谕，他们接受得也会更加积极。
当然，崇祯皇帝如今更加看重以上谕指挥各地文官武将做事，则是因为上谕与其他圣旨最大的不同，在于其高效快捷，对任何一件军国大事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且能够准确传递皇帝的决心和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