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3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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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皇帝陛下是东方最英明的君主！我们感谢大皇帝陛下的无限慷慨，我们耶稣会的传教士将永远站在您的一边，永远为陛下的健康祈祷，祝愿您和您的国家万万岁！”
龙华民已经来到东方以及中国几十年了，大明朝的西北边陲有多复杂，他是有所了解的。
毕竟他在西安传教多年，而如今的西北又处在民乱四起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中。
虽然最近听说，西北诸省因为饥荒而引发的叛乱，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对于他这样去过西安的传教士来说，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能够留在京师，能够在繁华富裕的京师建立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堂。
因为此时的北京只有一座小教堂，而这个小教堂还是利玛窦在中国争取下来的产物。
作为利玛窦的继任者，龙华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北京再建立一座教堂，一座有别于利玛窦及其教义派别的教堂。
这座教堂将把关于利玛窦的教义学说全部剔除出去，将会是一座纯粹的干净的正统的天主教耶稣会教堂。
原以为这一次这个愿望能够实现，而且也的确就是只差那么一点点了，结果却功亏一篑，被这个自作聪明的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搞砸了。
在龙华民的眼中，中国的皇帝不信天主，没有约束，所以都是任性的，你得罪了他，他就要立刻报复你，你让他满意了，他也会立刻赏赐你，甚至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你。
当年利玛窦在万历皇帝时期能够得到在北京建立教堂并定居传教的机会就是这样得来的。
而此时龙华民则把这一次的功败垂成归咎于康迪纽斯的出言不逊，引起了眼前这个年轻而又任性的皇帝的不快，把他们“发配”到西北去，尤其是从来没有深入过的宁夏、甘肃、西宁去，绝对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
至于汤若望，也是去过西安的，而且在西安的时候，还看到了那一通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知道在中国的西北曾经有过基督教传播的痕迹。
所以他虽然感到皇帝的那种得意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他对于皇帝允许他们光明正大地到三边总督辖地建立教堂，进行传教，还是挺高兴的。
虽然三边总督辖地听起来像是十分遥远的边疆地区，可是北京这个地方不也是接近蒙古草原的边境地区吗？
随着殿中所有人的跪地高呼万岁，文华殿中的这一次接见算是顺利结束了。
虽然高喊皇帝圣明的人们之中，对于这个圣明的内涵，各自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当他们喊出这句话的同时，就意味着他们都接受了皇帝的这个决定。
对于华夷之防有着明确认识的李国鐠、姜曰广，见年轻的皇帝就这么四两拨千斤地，把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这股祸水引向西北，心中都知道皇帝的深沉用心。
说是“险恶用心”当然不行，毕竟眼前做出这个决定的可是他们的皇帝，但是这个用心可的确是够“险恶”的了。
等他们最后跪辞皇帝，与龙华民等人一起出宫的时候，看向龙华民的眼光就像是在看着死人一样。
至于徐光启，当然也知道这个年轻皇帝的用心，但是他毕竟是个大明朝的士大夫，虽然皈依了天主教，但却是利玛窦传播的那种天主教，而不是眼前这几个人，特别是龙华民接替利玛窦之后在京师传播的天主教。
利玛窦将西方的天主翻译成了上帝，但是龙华民认为上帝是中国传统典籍之中固有的词汇，不足以表达唯一的神这个意思，因此坚决主张弃用上帝这个名词，而改用天主。
同时，他也不允许之前在利玛窦支持下皈依耶稣会的信众孝敬父母、祭祀祖先，因为他认为天主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结果搞得徐光启这样的人，都对龙华民的天主教义敬而远之。
现在皇帝让龙华民等人带着他的耶稣会传教士们，远去西北的甘肃、宁夏、西宁等地传教，这简直是一个一石二鸟之策，但是徐光启却不能说破。
你徐光启可是当今皇帝亲自提拔任命的内阁阁臣兼礼部尚书啊，说破天去，你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
就这样，六月初九，崇祯皇帝给三边总督袁崇焕发出了一道圣旨。
圣旨的内容，自然是答应给龙华民等人的内容，允许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前往三边总督辖地之内的甘肃宁夏西宁等地建立教堂，面对西北的木速蛮以及蒙藏部民传播天主教耶稣会的教义，让袁崇焕这个三边总督提供便利、善加保护云云。
也是六月初九，崇祯皇帝派出理藩院使恭顺侯吴惟英的儿子锦衣卫经历司副千户吴克忠，带着百余名锦衣卫人马，护送着龙华民、汤若望、熊三拔、罗如望、罗雅各、庞迪峨、阳玛诺、艾儒略、邓玉函、郭居静、曾德昭，还有新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一共“十二使徒”，从京师出发，走大同，前往三边总督衙门驻地花马池去了。
与此同时，方正化也从在京的宝和公司总部精选了五个熟悉财会贸易的掌柜，以东厂掌刑千户张祥为首，带着五个档头百余名番役，带着皇帝的口谕，以及新来京师的荷兰传教士范德烈，前往闽浙总督府和东番卫传达皇帝的口谕去了。
他们这一去，当然不只是传达崇祯皇帝的口谕，还要在广州设立宝和公司针对南洋地区贸易的分公司，南洋公司。
而且还要在闽浙地区找到早已南下的沈廷扬，然后与沈廷扬一行，跟着荷兰传教士，范德烈一起渡海前往这个时代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最大据点巴达维亚。
第五零六章 怕你不去（）
至于龙华民等等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从濠镜澳北上京师之后多年，从来不被允许离开京师深入到大明的内地去传教，更别说是远在西北的甘肃宁夏了。
连这个时代天主教在华耶稣会的会长、在西安主持过传教工作的龙华民，也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此时，跟着皇帝派来的锦衣卫人马，光明正大地到延绥镇以外的三边总督辖地去传教天主教，反而有一种天国即将降临东方的恍惚之感。
一行十二名传教士，一路往西行去，就像是耶稣坐下的十二使徒，要往满是异教徒的世界进发一样，既有着满满的神圣使命感，又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慷慨悲壮感。
对崇祯皇帝来说，不怕你去，而是怕你不去。
你们不是要去感化异教徒吗，不是要让所有的异教徒皈依你们神圣的信仰吗，好吧，那就去吧，
到了那地方，面对满地的异教徒木速蛮和他们信仰的回回教经堂，老子倒是要看看你们哪个更厉害，谁能把谁给弄死。
而且就在他们临行之前，崇祯皇帝还亲自下了一道旨意，禁止这些传教士在写给罗马教廷及其各自国内的书信之中称呼中国为hina，而只能使用中华或者大明的音译或者意译。
因为与瓷器同名的这个词，实在不是一个好词，中国绝不能被人认为是一个华丽空洞而且易碎的瓷器。
不过令他始料未及的是，从此之后，这些西方传教士以及来往中国的西方商人，虽然在来往的文字书信和各种记录之中不再称呼中国为瓷器了，但是中华和大明的音译和意译毕竟在西方的文献之中缺乏基础，使得另一个欧洲给予中国的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重新恢复了使用。
那就是丝绸之国Seres，也就是赛里斯，盛产丝绸的地方。
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没有断绝之前，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贵族和商人，给予遥远东方中国的名字。
虽然也不太好，但是被称作丝绸之国，总比被称作瓷器之国要好一点吧。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打发走了龙华民等耶稣会在大明京师的“十二使徒”之后，在京师的传教士几乎为之一空，西洋红毛夷虽然在京畿之地还有不少，但都是讲武堂、武备院以及枪炮厂雇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退役老兵、工匠技师以及投机商人，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危害。
毕竟，这些人前来大明的目的，就是为了谋生和发财，而不是前来传教，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宗教信仰。
对于这样的人，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是欢迎的，既能够带来技术和新奇的产品，又不会对大明造成什么致命的损失和危害，比起那些居心叵测的传教士来要容易对付的多了。
至于那个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传教士“耿直哥”康迪纽斯，崇祯皇帝是特意把他留下来的。
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耿直，或者对大明友善什么的，那是没有的事情。
把他留在京师，是因为他来自巴达维亚，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官商一体的组织有所了解，同时而是因为他去过日本，在日本传过教，对日本如今锁国的幕府统治有所了解，留着他在京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派上用场呢。
也因此，这一个被龙华民、汤若望视为有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荷兰传教士康迪纽斯，接过了龙华民从利玛窦手中接过来的北京天主堂。
原来久居京师的其他传教士，这一下子都去西北了，龙华民也只能将京师的天主堂托付给这么个刚到中国，对大明的朝廷、民间以及文化情况都不了解的人了。
其实，不管是死板不知变通的龙华民也好，还是圆滑世故善于投机的汤若望也好，甚至包括那些在原本历史上泯然众人的其他十个传教士也好，将来都会明白，崇祯皇帝的做法饱含着对他们的“恶意”。
在对他们的宽容和恩赏的名义之下，包藏着一颗“祸心”，祸害他们的心，但是就算他们知道了，也无可奈何。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阳谋的意思是，你即便知道这是一个坑，你也得往里跳，你要不跳你就是对不起你的天主，对不起你的教会，甚至可以说，你就对不起你所说的信仰和良心。
不过，即便是这样了，一些不明就里的翰林、御史和言官，还是跳出来一顿反对，反对这些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要求这些教士只能居留在通商口岸和京师附近，不准在大明境内穿州过府四处游荡传教。
对于这些不明真相的朝廷官员的各种上书，崇祯皇帝也不想多说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了，一笑了之，置之不理。
当然了，崇祯皇帝虽然处心积虑地把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给弄到遍地回回木速蛮的甘肃宁夏去，但是他们传教士这段时间辛苦撰写或者翻译过来的著作，却依然受到了崇祯皇帝的高度重视。
不仅立刻下令翰林院那些闲得蛋疼的翰林们进行抓紧抄写复制，分送南北两京的国子监，供南北两京的国子监生们学习研究，而且也同时命令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尽快将《坤舆格致》改名为《矿冶全书》，然后制版刻印，在大明境内公开出版发行。
崇祯皇帝随后的这个做法，让徐光启以及以徐光启马首是瞻的西学派人物，比如如今的光禄寺卿李之藻、讲武堂炮科教习李天经、农事院副使王征，以及参与了《坤舆格致》（矿冶全书）翻译的光禄寺官员录事杨之华、黄宏宪，以及正在帮着修订《大统历》，编撰《崇祯历书》的明末西学派的科学家们，也都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些人多数都是因为利玛窦的关系，而皈依了天主教，利玛窦死了以后，也还是与这些来自西洋的耶稣会传教士们走得非常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了。
包括这时身在遵化白冶城，一边监督着白冶城附近各个官办工矿厂运转，一边已经开始构思撰写《天工开物》这部旷世名作的宋应星，听说了从京师陆续传来关于朝廷“驱逐”传教士的各种传言之后，心里也悬了起来。
原本历史上，宋应星在崇祯四年的时候，第五次参加会试失败，时年已经四十五六岁的他，在回到江西奉新老家之后，对科举心灰意冷，断了考进士当官走仕途的想法，开始埋头写作构思已久《天工开物》，最终成为了“中国的阿格里科拉”。
不过这一世，宋应星仕途还算得意，不仅考中进士，而且考中进士之后从事的，还是与自己的兴趣爱好高度契合的事业。
本就对百工之学更感兴趣的宋应星，一头扎进白冶城的各个工厂矿场之中，向云集在白冶城的各行各业的工部工匠们请教技艺，一边详细记录，一边参与改进各种工艺流程。
因此考中进士不仅没有耽误《天工开物》的撰写，而且还很有可能会将成书的时间提前好多年。
正当宋应星还在想着找个机会回到京师，去向那些博学的传教士们请教一些问题的时候，突然听说这些传教士们让锦衣卫“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