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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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郑兴乃至郑芝龙来说，想搞到堪用的军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且不说闽浙粤等地不产马，就是产马，他在归附朝廷之前也休想得到啊！

　　　　归附之后，倒是可以在闽浙粤等地购买马匹了，但是南方的马匹多以滇马川马为主，这些马虽然走山地很不错，但更多的却是驮马，而非战马。

　　　　而蒙古马从大明北部边境贩卖到闽浙一带，那个价格不仅高出了好几倍，而且数量也是极少，还要优先供应云贵川前线的平叛大军，可以说是有价无市，根本轮不到郑芝龙这样的人来买。

　　　　郑芝龙虽然以水师船队为主，但是也想有朝一日在陆地上称雄，而没有骑兵，想在陆地上称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何况如今又要在东番岛上大动干戈，准备与荷兰红毛鬼子争夺东番岛西南平原地区呢，正是需要战马的时候。

　　　　所以郑兴带着马匹回到闽南，然后直奔苯港，郑芝龙及其麾下将领们都是得报大喜。

　　　　如今虽然大明九边军队之中战马正逐渐充裕，比过去的情况好上了不少，但是李信来到瀛洲岛，发现这里居然也是一处上好的养马地，当下心中仍是又惊又喜。

　　　　这里平时种地养马，经营贸易、备耕备战，而战死进可攻朝鲜、攻日本，退可回东江，回登莱，绝对是这片海域之上的一处宝地。

　　　　李信等人到了镇守府，向毛维张、陈继盛、孔有德等人转达了崇祯皇帝给东江镇以及朝鲜国的旨意，众人得知大明与朝鲜重新划定了边界，并且朝鲜也承认了瀛洲岛划归大明的消息之后，皆颂圣上英明。

　　　　对朝鲜，毛维张、陈继盛、孔有德等人自然没有放在眼里，也不怕朝人派兵来攻，但是如今朝鲜国认可了瀛洲镇守府的地位，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接下来的几天内，李信、黄龙等人，先后在毛维张、陈继盛、孔有德等人的陪同下，从瀛洲澳到朝天山，再从朝天上到西归浦，几乎走遍了岛上的每个地方，一边去看岛上的马场，一边去看岛上的屯堡，看着之前的和新来的汉人百姓，被有条不紊、轻车熟路地登记和分配到了位于岛上的各处垦区、农庄，心中对毛维张等人也是暗自佩服不已。

　　　　瀛洲镇守府如今在军事上民事上基本上已经半独立于东江镇了，若不是毛维张担任着东江镇的监军御史，那么瀛洲镇守府从各个方面看来，都更像是登莱的一部分。

　　　　来自辽东、登莱的汉民因为是应募而来，所以都分到了土地，不管是军属还是难民，如今家家户户都成了有地的地主或者自耕农，而岛上地主与自耕农差别，也不过是地多与地少的区别罢了。

　　　　最初跟着毛维张等人占领这座岛屿的监军标营三千将士，现在毫无疑问各个都成了至少家有良田百亩以上的地主，他们最盼望的就是能招来更多的流民，不管是当他们的佃户也好，还是给他们打长工短工也行，总之能够让他们过上真正地主的日子，而不是家里有了大量的土地，家人却是一样的辛苦劳累。

　　　　这一次，从浙江送来的受抚乱民，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岛上土地当然还有，但却被大量地开辟为军屯和马场，其他宜耕荒地也有，但却要留给下一波从登莱转移过来的流民。

　　　　这些参与了叛乱的降民，是充军过来的，自然分不到属于自己的土地。

　　　　因此，他们一上岛被瀛洲镇守府，打散分派到了全岛前后左右中五个防区内的不同地方，大部分充作了军屯的佃户、盐田的盐户，以及镇守府各级将校官佐家里的仆从和佃农，还有的则被早一年上岛的军属地主们招为了长短工。

　　　　两万多人的受抚乱民，十来天内就在西归浦被分派一空，过去为祸浙西的两万乱民，到了这里很快就被安排妥当，不管是当佃户，还是打长工，又或者是被安排到了南北两处港口为镇守府做事，总算是人人有了事做，人人有口饭吃，摆脱了当匪做贼的命运。

　　　　李信亲眼见识，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番功业，心中自是羡慕不已。

　　　　在从京师前往朝鲜的一路上，探花郎张溥天天挂在口头上的“横渠四句教”，李信当然也是“心有戚戚焉”，只不过他更想做的不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而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若是能够亲手开拓一片疆土，将华夏域内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安顿下来，让他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这才是好男儿真正该做的功业！

　　　　不过此处已是毛维张、陈继盛等人的建功立业之所，羡慕也没有办法，而另外一处与此地差相仿佛的地方，自己却要无论如何争取下来。

第四一六章　如此贴心（）　
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先是褒奖了朝鲜国主李倧及其辅政诸臣的深明大义，表示了皇帝对于朝鲜君臣遵旨换约、重定边界的高度赞赏，然后又夸奖了一番朝鲜君臣如何如何知礼守礼、士林如何如何好学上进、民风如何如何忠孝淳朴等等，称其不愧有海东小中华之名。

　　　　最后的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同意朝鲜君臣士林的请求，以明发圣旨的形式，诏令大明翰林院编修、理藩院出使朝鲜副使张溥为大明常驻朝鲜国使节，命其在朝鲜国都汉城，择地开设使馆作为常驻之地，同时赠送朝鲜大明翰林院、国子监新刻正版儒学典籍千五百册，以作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兴学教化之用。

　　　　同时，圣旨之中还升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为锦衣卫千户，同时留任朝鲜，任为大明常驻朝鲜使馆的武官副使，一方面帮助朝鲜与东江镇及右路总兵府保持沟通联络，另一方面负责大明使节在朝鲜的安全事务。

　　　　当然了，这是明面上的职责，私底下，锦衣卫既然进入了朝鲜国都汉城，自然就不会再轻易地退出来，监视朝鲜君臣，搜罗各方情报，更是分内之事。

　　　　只是张溥这个人书生气太重，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便于让他参与或者插手。

　　　　与此相应的是，王德化除了带来大批量的儒学典籍之外，还带来了留给张溥作为大明朝鲜使馆建造以及开办新书院的钱款。

　　　　当然还有让张溥喜出望外的旨意，即允许他写信招募通道众人，一起在朝鲜开办书院讲学，招收门徒，为广大朝鲜士林弟子传道授业解惑。

　　　　对此，张溥自是又激动，又感恩。

　　　　让他激动的是，他的这番作为居然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圣旨恩准，这在大明朝的历史上可是头一遭啊，从此能够在这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国中开山立派，成为一代宗师，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让他感恩的是，皇帝竟然如此贴心，知道在异国他乡开办书院、传道授业不易，不仅给他提供身份、提供典籍、提供钱款，甚至允许他自行招募大明士林之中的同道中人，集体前来朝鲜办学讲学，这是多大的恩典啊！

　　　　张溥在激动和感恩之余，一边以首任驻朝使节的身份，向皇帝上表谢恩，另一边则以自己应社领袖的私人身份，给之前的同道中人大写信件，广邀士林好友前来朝鲜汉城。

　　　　在他大力邀请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兼应社骨干孙淳、周钟、杨彝、李雯以及陈子龙、徐孚远等人。

　　　　这些人要么是举人，要么是恩贡生或者荫监生，虽然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但却屡试不第，因此渐渐地就聚集在了一起，搞起了结社组织，他们的结社还不是后世的政党。

　　　　这种社团组织主要的功能，一开始只是聚集在一起共同读书学习，共同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只是慢慢地，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团结在一起之后的力量，所以才逐渐地不务正业，专门以学术为名组织结社，并慢慢地开始政治化，企图影响舆论、左右士林，传播和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不过，与历史上相比，这一世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考中进士，使得江南的应社立刻失去了几个重要的领袖，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形成南北应社，并最终形成复社，而且随着张溥、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这些个屡试不第的应社举子或者贡生、监生们，也很快看到了希望，把精力从组织结社上面收回，重新发愤图强起来。

　　　　同时，随着江南士林领袖、东林大佬“钱谦益”以及“四千”的另外两钱的离去，即钱象坤的致仕回乡和钱士升的被贬西北，使得江南士林的大小社团一时之间风声鹤唳、群龙无首，此时正处在纷乱之中。

　　　　张溥的飞黄腾达以及如今在朝鲜显赫而又超越的地位，让之前他的追随者们趋之若鹜。

　　　　张溥广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东之国朝鲜办学讲学、开建复林书院的信件，被送到江南之后，士林名流纷纷以接到探花郎、朝廷驻朝使节的邀请信为荣，没有收到邀请的东林外围组织，比如几社、匡社、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认识张溥的，也纷纷给他写信，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

　　　　这些消息，陆陆续续地传到了京师紫禁城崇祯皇帝的耳朵之中。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这些人去朝鲜的越多越好，最好是一个不留，全都走掉。

　　　　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崇祯皇帝又给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让他亲自接见这些预备前往朝鲜讲学，参与复林书院创办的孙淳、周钟、杨彝、李雯等人，赏给南京翰林院及国子监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并由南京礼部尚书签发关防信函，对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资格予以证明，方便他们到了朝鲜之后，更易于受到朝鲜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认可。

　　　　这些事情，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才算是全部完成，以尚书周延儒为代表的南京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的大小官员，亲自将孙淳、周钟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张溥邀请，同时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从张溥的老家太仓送上了前往朝鲜的海船。

　　　　而从太仓出发，也让这些即将去朝鲜办学讲学，复兴东林书院的江南士林才子们有了一种传道于东国的使命感。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铲除阉党之后不久，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议，毁弃了《三朝要典》，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赢得了巨大的贤名，不过这位崇祯皇帝虽然推翻了《三朝要典》，变相地为东林党的前辈大佬们摘掉了扣在头上的邪党罪名，但却并没有允许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

　　　　而无锡的东林书院在魏忠贤当权的天启年间被毁掉之后，东林党的大佬们以及在东林书院学习过的江南士林名流们，无不希望能够恢复东林书院，但是皇帝对钱谦益、钱士升、钱象坤、惠世扬等人的处置，又让江南士林官员们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思，以及京师朝堂的风向。

　　　　所以至今，江南的士林官员们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上书请求重建东林书院，这一点被许多积极参与结社的江南士林名流们引为一大憾事。

　　　　因此，当张溥这个江南士林的新生代领袖，打着复兴东林书院于东国的旗号，邀请这些江南士林名流才子们去朝鲜讲学传道、重振东林声势的时候，很多人都动心了。

　　　　而最终选择前往的，更是江南士林子弟之中比较有决心、魄力和行动能力的那几位佼佼者，比如孙淳、周钟等人。

　　　　这些人离开了，那么只是短暂的一两年的离开，也会给江南的士林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至少士林之中的结社活动就要迟滞或者是停滞上好几年。

　　　　这一点，远在京师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知道，而近在江南的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也一清二楚。

　　　　所以，在欢送孙淳、周钟等十二位江南士林之中的名流才子前往朝鲜办学讲学的事情上，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也是格外贴心，每件事都替他们想到了前面，做到了细处，让他们感到荣耀备至，走得无比愉快。

第四一七章　出使归来（）　
太监王德化在汉城传完崇祯皇帝的圣旨之后，停留几天休整，然后从汉江口乘船往东，接着前往瀛洲镇守府传旨。

　　　　而收到了皇帝旨意后的姜曰广等人，则告别汉城的朝鲜君臣，也告别了大明新任驻朝鲜国使节张溥和乔启泰，然后从乘船从汉江口往西，经停皮岛补充食物和饮水，直接赶往天津。

　　　　在王德化和姜曰广临走之前，大明驻朝鲜国使馆的位置也选定了，就是东江镇右路副总兵刘兴贤以及天津水师将领黄龙之前在汉城东门外的驻军营地，此地靠近汉江，又距离汉城近在咫尺，同时离昌德宫也不远，正是设立大明使馆的好地方。

　　　　常驻使节馆舍是个新事物，朝鲜国君臣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朝鲜来说到底是好是坏。

　　　　不过眼前这个局面，也由不得他们不同意，何况使节是张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