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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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官身为山西兵备副使，对本省巡抚张大人的决策也是赞同的，若是不暂时停下沿黄一线的堡垒工事修筑，哪里来的钱粮赈济灾民百姓。
“而若是置山西灾民于不顾，即便陕北流贼不窜入山西，那么山西也一样要陷入大乱了。
“是以，下官不得不跟阁老多说一句，山西藩库府库的钱粮情况十分艰难，阁老入晋督师剿匪的钱粮用度，恐怕要早做打算。”
袁继咸乃是天启年间进士出身，崇祯元年三月，由礼部员外郎升任山西提学副使，陕北大乱之后，因为皇帝钦命，转任山西兵备副使。
因为他也是江西人，所以早在京师之时，就多次拜见过李邦华这个如今江西官员里面官职最高的大人物。
这么算起来的话，袁继咸也算是李邦华在山西官场上的自己人了，所以说起话来，就没了那么多的顾忌。
李邦华听完了袁继咸的说法，点了点头，面无表情，他知道袁继咸说的有道理。
自古以来，但凡领兵打仗，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朝廷的旨意已经传到了陕西、延绥、山西、河南，眼看着数路大军四万人，即将云集山西太原、潞安等地，到了那个时候，若是没有充足的粮饷，特别是没有足够的粮草，那这个仗可就不好打了。
山西的情形不好，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居然是这个样子。
看来，皇上让自己留着做后手，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动用的办法，这下子得提前使出来了啊！
李邦华思考着这些问题，良久之后，方才说道：“临侯说的没错。陛下遣我等前来，本为剿灭流贼，若为了剿贼的钱粮问题而致使官逼民反，酿出更大的祸乱，那岂不是舍本逐末，与陛下的初衷背道而驰？不过这个问题，本官临行之前，陛下已经预先有所筹谋了。”
袁继咸，字季通，号临侯。作为内阁阁老和军机大臣，李邦华这么称呼他，自然显得十分亲切。
潞安知府郭景松一开始看见袁继咸上来就这么直接地跟朝廷钦命的督师大人倒苦水讲困难，心里还有点忐忑，担心这个督师大人借此立威，给他们这些山西官员一个下马威看看。
不过现在看来，督师大人与袁兵备的关系颇为密切，当下也是暗地里松了口气，放下心来。
郭景松与袁继咸算得上是志趣相投了，两人对山西目前的灾情民情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山西如今的情形就像是一堆干柴，就差什么人往上扔把火了，一旦大军云集潞安府，到处索粮索饷，那么山西的情况恐怕很快就会陡转急下，彻底崩坏了。
袁继咸向阁老督师李邦华陈情之后，得知朝廷对于这个情况已有准备，当下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与潞安知府郭景松又陪着李邦华说了一阵子话，便告辞而去。
袁继咸此时以为李邦华说的是早有准备指的是朝廷已经备好了大批钱粮，只等着往这里转运了，直到不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接下来的两天里，李邦华、卢象升等人在黎城附近的东阳关，休整了一天，之后又在关内留下了一个五百人的火枪营，与袁继咸派驻在这里的守备孔道兴一起，担负起了东阳关的守卫任务。
留在这里的火枪营，当然还是出自天雄营，而奉命率领着这个火枪营留守东阳关的正是卢象升的四弟卢象同。
而且由于听了山西兵备副使的说法，卢象升对于这次剿匪的前景突然有了一些担心，而他主动提出留下卢象同率领自己的中军火枪营留在这里，目的则是为了让滏口陉两头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关键时刻，可以派人迅速出关，去大名府购买粮草。
山西与北直隶虽然只是隔了个太行山，但是气候上的差别却已是十分明显，至少在陕西、山西连年大旱的时候，北直隶这边并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也干旱少雨，但却不是滴雨未下，而且因为此地河流不少，垦荒灌溉的难度并不大。
而这两年借助了朝廷在北直隶鼓励垦荒屯田的机会，卢象升在大名府，后来也在广平府和顺德府三地大规模募民垦荒，安置了大量晋冀豫流民的同时，粮食出产也颇为可观。
特别是去年夏秋两季，卢象升积极配合农事院，在黄河故道新垦区大力推广的番薯、玉米、土豆等高产作物，先后取得了两次丰收。
而颇有先见之明的卢象升，为了鼓励更多移民继续耕种这些耐寒而高产的农作物，他也拿出来不少银子进行采购，免得这些东西丰收之后，价格便宜，来年种的人少了。
与此同时，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收取的税赋也一概不要银子，改成了番薯、土豆、玉米等实物税。
所以，卢象升主政的三府府库一时之间迅速充盈起来，不过充盈的不是银子，而是番薯、土豆、玉米等粮食，三府府库真真正正地变成了粮仓。
事实上，也多亏了卢象升这么做，原本每年到了两三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这几个府县都要闹饥荒的，然而今年的这个时候，三府的府库里却有了这些粗粮可以往外出卖，既平抑了其他粮食的价格，同时也避免了饥荒的发生。
到了如今，还有富余可以用在剿匪上面，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这些番薯、土豆等物，虽说都是粗粮，但是到了大军缺粮的时候，却也是能够大军填饱肚子，继续作战的好东西。
对卢象升的想法，李邦华当然是十分赞同，当即就让卢象升派人去滏口关传令，提前在滏口关储备粮草。
而且这一下子，李邦华也明白了卢象升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能够走上高位并且受到皇帝重视的原因了。
从此之后，李邦华对于卢象升的看法更是提高了不知多少倍，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种真正忧心国事而且有大局观的官员，才是真正于国于民都有用的官员。
第三四三章 北线军报（）
四百年后的华夏后人很难想象得到，天启与崇祯年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些天灾人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突然之间所有的灾难都降临到了这片土地之上。
霜降提前，冬季变长，一再发生的地震、海啸，持续多年的干旱、蝗灾，到了崇祯末年更是出现了蔓延北方数省而且一直传到了京师城内的瘟疫。
而这场几乎传遍了整个中国北方的瘟疫，正是这个年代根本无解的鼠疫。
这是天灾。
而除了无年不有的天灾之外，这个时期的中国人还面临着其他的各种内忧外患，塞北的蒙古人，东北的女真人，陕北的流贼，西南的土司，以及东南海上不断窥视逼近的荷兰人、西班牙人。
这是人祸。
这些天灾人祸，时而单独一个一个地出现，时而一起成群结队地出现，使得大明朝接连两个年纪轻轻的皇帝疲于应付，最后终于都被击垮了。
不管是天启皇帝，还是崇祯皇帝，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昏君，而且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令老百姓们无法忍受的恶习，当政的时候也没有搞过什么人神共愤的暴政。
若是生在普通的富贵之家，像这样的人，守住家业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但是他们却被命运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且还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危机年代，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
后世的人们说，这个时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所谓小冰河时代，全世界都受到了影响。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所谓的小冰河时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却几乎瓜分了这个世界。
而且同样是这个小冰河时代，本来远在乌拉尔山西侧的罗刹人，却不惧严寒，以平均每年东扩四五百里的速度，一路往东扩张，最终在崇祯末年出现在了华夏大地的最北方，成为继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之后华夏民族最危险的敌人。
这些天灾和人祸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一起向着华夏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涌来？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谓天命？难道大明王朝的天命已转移，大明王朝真的气数已尽？
当崇祯皇帝执意撵走了身边的所有人，独自站在武英殿的大殿中，一边凝视着墙上悬挂的坤舆万国全图，一边在沉思这些恼人问题的时候，远在山西潞安府剿贼前线的李邦华，终于等来了其他几路官军的消息。
延绥巡抚孙传庭，在得知黄河边上的葭县发生暴乱，并最终带兵赶到的时候，王自用、高迎祥、老回回早就往东渡过黄河不知所踪了。
几天之后，派去过河侦察的哨探回来，说陕北的这股流贼攻陷了黄河对面的吴堡，继续往东流窜了。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孙传庭有点拿不准到底是不是应该跟着过河，追到山西继续去剿灭这股流贼。
一来，他是延绥巡抚，这里才是他的辖地，要进入山西追赶流贼，怎么也得向朝廷报告一声，否则保不齐就有御史言官弹劾自己。
当然，孙传庭若是这样一个只考虑自己官声地位问题的话，那么他也当不起明末最后一个帅才的称号。
他所担心最主要的问题是，他所倚重为臂膀的陈奇瑜，与参将黄庭政一起，带走了延绥镇官军五千骑兵中的三千，押送着近万名的乱民去宁夏屯垦，这个时候他在带着军队离开，整个陕北岂不过于空虚，一旦再有变乱，那可就是后路不保了。
再者说了，延绥镇的官军虽然战力强悍，但是其中骑兵的规模却并不大，满打满算一共才五千人而已，陈奇瑜带走了三千，剩下的仅有两千，就凭这两千骑兵，一旦陕北再生变乱，前往弹压的力量都嫌不够，又如何敢稀里糊涂地跟着过河？
就这样，孙传庭带着贺时雨一边向朝廷上书请罪，一边请求允许追过黄河，进入山西，流贼既然是自己辖区跑出去的，自己也有责任除恶务尽，无论追到那里，都要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时也抓紧时间让跟着流贼跑遍了陕北数个州府，辛苦征战了几个月的延绥镇官军休整。
到了二月下旬，朝廷的旨意到了，没有追究延绥镇上下的责任，而且对有功将士进行了封赏，还及时下发了崇祯二年一月到六月的军饷。
崇祯皇帝采取的这几个举措，让孙传庭、贺时雨等人顿时放下心来，一边坐镇延安的监军御史马懋联络，遣人前去西安解取军饷赏赐，一边补充兵员，厉兵秣马，准备东渡黄河。
时间转眼到了二月底，陈奇瑜终于领着那至关重要的三千骑兵，从宁夏回来了。
陈奇瑜给三边总督袁崇焕押送去了近万名的陕北乱民，真的是帮了袁崇焕一个大忙。
三边总督驻地花马池往西、往北的旷野之地，是真正的地广人稀，有限的一些人口还多数都是西北的回民和其他少数异族。
而这些回民等少数异族，因为世代居住在宁夏的黄河两岸，最方便灌溉最肥沃的沿河土地，都被他们占了，而同时他们又不停指挥，抗拒种植和推广非常适合西北的新型农作物，而且又总是与前来屯垦的汉民发生冲突。
当然，这些并不是袁崇焕最头疼的事情，最令他无奈的是，他陕西三边总督部院的名义，行文陕西、延绥、临洮、固原等地招募流民，免费授田，给粮给种，这么好的条件愣是没有多少人来，大半年过去了，也只是从固原和临洮方向征集了六七千面黄肌瘦的饥民前来就食。
花马池以西，宁夏沿河两岸大片肥沃的土地，如今大多数还都是没有开垦出来的荒草滩子，更别说花马池以北的河套之地了。
由于那里时不时地还有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的部落牧民赶着羊群出现，所以敢于前往开荒种地、屯垦戍边的流民就更少了。
所有这些问题的根子，就是宁夏、甘肃之地的汉民人口太少了，而那些非汉族人口，又始终游离或者半游离于官府的掌控之外，不仅这些人的税粮常常收不上来，而且还得防着他们与前来屯垦的汉民矛盾激化，从而生变生乱。
袁崇焕想来想去，终于认识到，这些问题要想得到妥善的解决，只有一个路子，那就是大批量地往远在西北的宁夏、甘肃、河套之地移植汉民人口。
只有当汉民占了绝大多数，西北的这几块好地方，才能真正稳固下来，成为西北官军的大粮仓。
好在如今的三边总督部院衙门移驻到了花马池，控制了整个西北最大的食盐生产地，不管是回回还是党项，或者花马池关外的套虏，甚至远在青海的藏民、蒙古人，都需要花马池出产的食盐，以及三边茶马司掌控之下日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