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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节

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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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弘祖是乘船走过运河的,天启之初,他曾经沿着运河北上,认真考察两淮、山东、北直隶境内的名山胜境,对运河两岸的民情当然也有了解,要留下了不少的记录。

    而如今再走这同样的一条水路,感受却有了大不同。

    不光是大运河上淮安河段以北曾经时有淤塞的河道,如今也都可以畅通无阻了,而且整个河道也更深更阔了,沿着河道的两侧,不远的地方也都种上了成排成排的杨数、柳树,在三月四月之际,成了运河两岸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

    雇上一艘小船,在大运河上晓行夜宿之间,颇有柳三变的那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醉人感觉。

    特别是春耕比北方要早上一个月左右的淮南各地,原本都是荒地草甸的运河两岸,现在也都挖沟修渠、大兴水利,使得两岸都成了水旱不惧的沃野良田。

    靠近运河两岸的荒地,因为之前归属不明,不确定到底是属于沿岸的府县,还是归属于漕运总督衙门,所以有不少地都是荒着。

    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因为有了崇祯皇帝整顿漕务、募民屯垦的明确旨意,先是从自己的老家睢阳卫,及其所在的归德府睢州、商丘等地,招募了一批本乡青壮乡丁,顺利地建起了漕运总督辖内直属总督本人提调的三千督标。

    袁可立在明末的历史上无党无派,属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以放心重用的人物之一。

    当然了,因为与高攀龙同年,所以曾经上书为这位东林党的魁首说过话,但是究其根本,作为睢阳卫世袭百户之家出身的袁可立,与江南士林中出身地主豪商的东林分子,政治见解上,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在反对阉党弄权的问题上是同路人,但是在经世致用、治国安民方面,东林党的那几个大佬,根本没法与一贯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袁可立相比。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袁可立的充分放权和信任,让他本来就满肚子的军政方略终于有了大力施展的地方。

    原本设立了用来制约漕运总督权力的四个巡漕御史,之前因为阉党案,杀头的杀头,罢官的罢官,全都没了。

    而袁可立上任漕运总督之后,崇祯皇帝为了让他放手整顿漕运事务,所以也没有按照之前的制度,安排巡漕御史。

    明朝的制度设计其实还是有颇多可取之处的,比如都察院里各道、各种监察御史的设置,除了主管各个行省吏治纠察的分省御史之外,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巡按御史、巡边御史等等专管某种业务的监察御史。

    就拿漕运来说吧,除了漕运总督的设置之外,有明一代还在淮安、济宁、天津、通州四个地方设置了专职的巡漕御史,一方面配合漕运总督管理漕运事务,另一方面则是监督纠察包括漕运总督所有漕运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这种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毕竟漕运对于迁都北京的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漕运总督的实际权力又非常大,没有一定的相互制约,皇帝和朝廷是不会放心的。

    但是现在却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的平常时期了,眼前的大明内忧外患,是典型的非常时期,对于这一点,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袁可立早就意识到了,而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

    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李标提出过重设四位巡漕御史的建议,但被崇祯皇帝否定了。

    正如鹿善继整顿盐务一样,要整顿事关重大的漕运事务,除了皇帝要给予漕运总督袁可立充分的信任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不能给他故意设置任何障碍。

    所以,袁可立上任之后,四位巡漕御史也都全部废而不设。

    不仅如此,在袁可立重建漕运总督督标和漕营的问题上,崇祯皇帝也是全力支持,除了亲自安排王公略前去帮助编练和统带漕营之外,对袁可立提议调用的人选,也是全都批准放行,比如严正中和袁进。

    这两个人,之前曾是袁可立巡抚登莱之时提拔任用的亲近麾下,此时也都从登莱调任到了漕运总督衙门,严正中负责三千督标的编练重建,而袁进则与皇帝安排过来的王公略一起原来漕营人马的拣选和编练。

    除此之外,袁可立亲信家丁出身的袁彪,袁可立的长孙袁斌诚,以及袁可立提拔起来的许定国等人,也纷纷被任用到了一些关键的位置之上。

    但凡是袁可立提出任用的,崇祯皇帝一概同意,所以在不长的时间之内,袁可立就在漕运事务方面,树立起了绝对的权威,除了新练督标和整编漕营以外,万历以来常常因为旱涝灾害和疏于养护而淤塞的大运河,也因此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清淤和治理。

    同时,袁可立主持的漕运总督衙门,也对京杭大运河上的钞关进行了清理整治。

    运河上所谓的钞关,就是朝廷设立的征收运河通行费的税关。

    朝廷管理大运河的航运,负责维修养护,设立税关收取通行费用,也是应当应分的。

    不过在明朝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初衷虽好,但一到后来就变坏,甚至变得与初衷背道而驰。

    因为运河航运繁盛,设卡收费一本万利,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吏治的败坏,除了最初朝廷设立的户部钞关之外,运河两岸的各地官府衙门,甚至是官僚士绅,都想从运河上获取利益。

    所以,运河上的关卡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明末的时候,甚至已经成为了运河淤塞以外,运河之上制约南北货物运输贸易的另一个绝症了。

    而这一次,袁可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番革新整顿。

    除了宣德年间初设之时的户部七大钞关,即京师的崇文门税关、天津的河西务税关、山东的临清税关,以及淮安税关、扬州税关、苏州的浒墅关、杭州的北新关之外,其他沿河各州府县未经户部审批备案、私立乱设的所谓税关,一律予以撤除。

    袁可立此举自然是得罪了不少地方州府官吏,自从他到任淮安之后不久,地方上就开始有人不断上书,弹劾他急躁冒进、行事操切、刚愎武断、任用私人、不恤民力等等毛病。

    但是,对于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而言,明末大多数地方官的德性,他是完全了解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属于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货色,除非是触及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否则就是天塌下来,他们也不会去管的。

    不过,现在崇祯皇帝安排袁可立去当漕运总督,目的就是要好好地整治一番运河两岸的州府县官。

第三三二章 改革套路() 
万历末年以来,由于皇帝本人的怠政,作为南方漕粮运输的惟一主干通道,京杭大运河在淮北和山东段,经常发生淤塞,动辄难于通行。

    有的时侯,一断就是几个月之久,而运河两岸的州府县官们,在运河畅通的时候,喜欢打着朝廷的旗号设卡收费得利,而当运河淤塞的时候却总是袖手旁观,将清淤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朝廷,一点养护维修的责任都不负。

    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继续下去。

    朝廷既然设立了漕运总督衙门,那么对于运河的管理,以及沿着运河两岸与运河相关的事务管理,就应该全部收归给漕运总督衙门,绝不能再政出多门,让人无所适从了。

    比如,明朝运河上的钞关,除了七大钞关是户部设立的以外,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税关,都是皇帝的内廷或者沿河的督、抚、总兵、州府县官,甚至是土豪劣绅们设立的。

    这些朝廷户部的、地方官府的,甚至是官设私营的钞关税卡,使得整个运河上的各种税费多如牛毛,一来搞得民怨沸腾不说,二来这些收来的税银或者实物税,十成里的七八成,都进了太监或者地方各级官僚税吏的腰包,户部的税关能够收到的税银或者实物,只占其中的两三成而已。

    这样的情况,也是绝对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深知明朝的灭亡源自于财政上的崩溃,所以开拓财源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但是迄今为止,除了抄贪官、吃大户之外,他还没有敢于在税收之上做文章。

    因为这个事情实在是牵扯太广,如今内忧外患已经足够严重,当务之急还是保证既有财源的相对稳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国内地主工商阶层既有的蛋糕不能轻易去碰,但是他却可以通过做大这个蛋糕,甚至是做出新的蛋糕来拓展财源。

    开海设港,收取海贸关税,就有这个目的在内。

    除此之外,崇祯皇帝所能想到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来,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来,一次只收拾一部分人,而不能搞一刀切、一勺烩,因为那样做,容易激起所有人的反对。

    而来自后世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不管你多有能耐,有多大本事,任何时候,都不要尝试去挑战其他大多数人的底线。

    先稳住了紫禁城,再去收拾京师朝堂。

    先稳住了京畿之地,再去收拾其他地方。

    先稳住了军队,再去收起其他各行各业。

    等到一步步稳定住了军营,安抚住了农民,再去收拾商人阶层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反抗。

    而等到所有这一切都理顺之后,再回过头去收拾士林士绅,到了那时,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改革思路,或者说套路。

    其中,从运河漕务入手,敲开改革商税的坚冰,正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漕运总督袁可立整顿运河漕务,特别是整顿当下运河上多如牛毛的地方私设税关,虽然搞得运河两岸官怨沸腾,但是却正中崇祯皇帝的下怀。

    就在前不久,作为开海大政的一个配套措施之一,崇祯皇帝批准了漕运总督衙门上呈的请撤地方私立乱设税关的奏疏,除了经报户部审批备案并派员管理的七大税关之外,其他税关一律撤销。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御笔批示,运河上的所有官船、民船,不管是客船还是货船,都要一体纳税。

    就像如今的南北驿站,大小官员因私租用驿马和饮食住宿,都要按标准付钱一样,官船除非是领有圣旨,否则其中就是坐着当朝的首辅,也要过关交税。

    而民船除非被官府或者军队因公征用,否则不管是哪个皇亲国戚家的船队,都要照章纳税。

    至于纳税的标准,一律按照船只的长宽大小来计税,实际上就是按照甲板的最大面积来计税。

    对于没有甲板的小船,则按照最长和最宽处的距离相乘计算收税的面积。

    这是崇祯皇帝本人亲自提出的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不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独创,而是当时泰西诸国,比如荷兰这个号称海上马车夫的国家,对船只运送货物收取关税时的办法。

    这样的办法看起来漏洞很多,比如说,它没有考虑到货船运送货物的重量,以及货物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到客船运送旅客的人数,以及是否携带了货物,同样也没有考虑到货船或者客船是否满载、超载或者空载的问题,等等。

    但是,这样的办法却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每艘船该交的税银,非常的容易计算,很难有暗箱操作的可能。

    而且计税征税的这个办法公布开来之后,运河上的船主或者雇船的货主们,自己在进入运河之前,就能够估算出自己该交的税银是多少,可以有力地防止各大钞关税吏由于人为的因素而胡乱收税、胡乱估值,给朝廷造成税银流失,或者集体的贪污腐败。

    而且这样收税,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钞关的主事和税吏们来说,减少了很大的工作量,人力成本大为降低。

    工作的难度也大大下降,根本不需多么高深的知识或者学问,因为这么一来,计取关税的工作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可言了。

    一艘客船或者货船,经过税关的时候,不管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也不管你这些货物价值多少、吃水多深,就按你甲板的最大面积收取通行费,绝对的简单易行。

    当然,有的人会说,这样一来奸商们就会想办法把客船或者货船的甲板面积缩小,不往长宽这个平面横向发展,而往上下这个纵向发展。

    这个想法是对的。

    因为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由于荷兰各地港口都按照甲板面积大小征税,所以荷兰的商人们都愿意雇佣甲板面积小,但装载量大的船只运送货物,所以荷兰人的造船业很快就发展出了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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