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1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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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初二午时三刻，绥德城外一处黄土台地之上，铅云密布、寒风怒号，从乱民之中随机抽取出来的一千一百多人，五花大绑之后，被延绥镇官军一批又一批地拉到了台地上面，然后斩首示众。

　　　　一千一百多具尸体就地深埋，而一千一百多颗头颅，则悬挂在绥德城四门外特意立起的柱子上。

　　　　剩下的九千多乱民则按照之前三边总督衙门的军令，由延绥参政陈奇瑜、参将黄庭政，带着三千骑延绥镇官军，一路押送定虏镇，进行戍边屯垦。

第二九五章　历史惯性（）　
如今的定虏镇，也就是原来的固原镇，袁崇焕到任三边总督之后考虑到六盘山深处的固原镇土地贫瘠、穷困已极，无力驻屯大军，没过多久，就报经崇祯皇帝同意，将三边总督衙门迁到了总督衙门曾经的驻地花马池，并把固原镇也一并移防到了花马池，也就是后世甘肃的盐池，从此改称定虏镇。

　　　　三边总督衙门和定虏镇移防花马池之后，所面临的形势，比过去在六盘山山区的固原城时好转了很多，在崇祯皇帝批准同意之下，三边总督衙门设置了三边盐运司、茶马司，并在花马池边外开设榷场，与鄂尔多斯左右翼诸部开展食盐和茶马互市，财政情况大为好转，一改过去在固原之时欠饷缺粮、缺吃少穿的局面。

　　　　不仅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固原兵变没有发生，而且固原镇汉回士卒的逃亡情况也大为缓解。

　　　　如今的困局，不过是粮食价格居高不下这一条而已。

　　　　虽然陕西三边之地的干旱大同小异，但是花马池所在的地方毕竟靠近宁夏的黄河不远，沟渠纵横，河湖遍布，情况自然是要么六盘山的固原和陕北的延绥镇好了很多。

　　　　再加上之前在宁夏黄河两岸，募集了部分原属固原镇随军的家属和固原、庆阳、平凉等地饥民，在那里屯种土豆、番薯、玉米等作物，粮荒的情况比陕北黄土高原上好了不少。

　　　　至少入冬以来，还没有出现如同陕北那样饿殍遍地、饥民聚众造反的情况。

　　　　由此可见，三边总督衙门迁到花马池，固原镇移防河套长城沿线，并改为定虏镇，实在是正确之举。

　　　　移防之后，三边总督衙门不缺银子，不缺马匹，不缺肉食，如今所缺的只是人口，也就是用来扩大屯垦的人口。

　　　　所以陕北乱民造反之后，袁崇焕就给三边总督下属的延绥巡抚、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分别传去了军令，流贼骨干一律不准招抚，必须斩草除根，而被流贼裹挟的乱民，俘获之后也不许在原地安置，而是全数送往宁夏镇、定虏镇等地屯垦耕种。

　　　　历史上杨鹤当三边总督的时候，招抚了流贼之后，总是将其骨干收编为官军，然后将乱民就地安置。

　　　　而陕北诸府在崇祯年间几乎就没有不闹灾的时候，基本上是年年干旱，年年起蝗。

　　　　所以杨鹤就地安置的招抚方法，根本不能奏效，饥民从贼都是因为在当地活不下去，你把他安置在当地，有粮食救济还好，一旦没了救济，马上就会再次从贼。

　　　　这就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反对招抚流贼的原因。

　　　　如今袁崇焕在宁夏、定虏等沿黄地带募民屯垦，倒是可以把被迫从贼的饥民迁移到那里安置耕种了。

　　　　且说延绥参政陈奇瑜带着三千官军骑兵，押解着大量被捆绑了双手的乱民，经靖边、定边，一路往花马池而去之后，孙传庭派巡按御史李应期与绥德守将杜文焕，前往米脂附近的山中，寻找并彻底焚毁王嘉胤等人的山寨老营，自己则与贺时雨一起启程返回了榆林城补充休整。

　　　　孙传庭以为此番击溃了这一大批流贼之后，延绥镇辖地内怎么也能够安静一阵子了，至少能让在外奔波了两个多月的麾下将士们安安稳稳地过个好年。

　　　　结果，孙传庭、贺时雨带着疲惫不堪的延绥镇官军刚回到榆林城没几天，绥德州方向就又传来了一个杀官造反的消息。

　　　　绥德下面的葭州，一部分默教回民在一个绰号叫作老回回的固原镇逃卒率领下，聚众造反，并与逃亡葭县的紫金梁王自用、闯王高迎祥等贼头里应外合，拿下了葭县县城，杀了葭县一应朝廷官吏，一时间再次聚众五六千，声势复振。

　　　　与此同时，一个月前逃亡宜川的王嘉胤、王二、王左挂也在蛰伏了一段时间之后，再次聚众攻占了宜川县城，杀死了守城官吏，在城中烧杀抢掠、大索钱粮。

　　　　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召集延绥镇官军，总计两千骑兵，五千步卒，一路往葭县赶去。

　　　　同时也行文陕西巡抚洪承畴，约定在剿灭了葭县的流贼之后，南北夹击，会剿占据了宜川的流贼。

　　　　然而这一次剿匪，就远没有上一次顺利了。

　　　　话说明末的官军，遇上建虏的时候，战斗力虽然渣到不行，但是每当遇到流寇的时候，却从来都是以少胜多，所向无敌。

　　　　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流贼首领刚开始起事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大明官军腐败、不堪一击的印象，还敢跟官军对阵，但是吃了几次大败仗之后，很快就学聪明了，从来不跟官军当面锣对面鼓地打硬仗，而是用自己老营里的流贼骨干，驱赶着一帮裹挟来的饥民一层又一层地搞围困，一旦围困失败，这些流贼首领就会率领自己的老营流贼骨干远远遁走。

　　　　这也是为什么明末剿灭流贼的时候，总是大胜，但却总是不能彻底根除流贼的原因。

　　　　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这些流贼首领，当然都是乱世之中的枭雄人物，这样的人都不笨，所以在延安府城之外大败而归，特别是在绥德城外再次大败而归之后，这些人就吃一堑长一智学聪明了。

　　　　等到孙传庭、贺时雨辛辛苦苦地带着延绥镇的官军，横穿了整个陕北山区，快要接近葭县的时候，就在崇祯元年的最后一天，这些流贼再一次在城中抢掠一番，然后放火烧了葭县城，裹挟着大量葭县百姓，一路往东，踏着此时已经封冻的黄河，逃到了黄河对面山西离石的吴堡境内。

　　　　与此同时，早就与葭县的流贼互通了消息的王嘉胤所部流贼，也没给领兵前来围剿的洪承畴任何机会，听说陕西巡抚派兵前来围剿，当机立断就烧了宜川县城，裹挟着大量宜川百姓，也往东逃去，从封冻的壶口上游过了黄河，逃进了山西境内的吉州。

　　　　至此，崇祯皇帝关于围堵陕北流贼的最初设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陕西的流贼还是如同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被陕西的官军给追赶到了山西境内。

　　　　三边总督衙门和固原镇的移防，虽然让固原镇的军队找到了一条活路，但是却依然没有能够成功地诱使陕西的流贼往西部流窜。

　　　　而这个时空之中十一月就开始封冻的黄河，则给了流贼一个天赐的机会，可以毫不费劲地过河往东，进入山西作乱。

　　　　当崇祯皇帝在正月十八和正月十九两天内，接连收到了锦衣卫、东厂以及延绥巡抚孙传庭、陕西巡抚洪承畴的奏报之后，内心之中第一次涌起了一种深深的无力与无奈之感。

第二九六章　临洮汉中（）　
明末的流贼，就像大明朝机体上的癌症一样，转移扩散的地方越多，对大明朝这个机体的伤害就越大。

　　　　一旦这一次也像历史上那样，没有能将他们赶回陕西，或者就地消灭掉，让他们再一次从山西南下，越过黄河，流窜到河南腹地，然后再到庐凤和湖广四处流窜破坏的话，那么大明朝就很可能也会像原本历史上一样最后走向末路。

　　　　因此，得知孙传庭、洪承畴等人，没能将流贼消灭在陕西本地，也没有将流贼赶向固原等西部边陲，崇祯皇帝的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怪不得孙传庭和洪承畴。

　　　　三边总督衙门虽然率领着固原镇军队移防到花马池去了，但是从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横山这几个地方往西去，一路上都驻扎着防备套虏的重兵，这一路上不管是靖边卫，还是定边卫，都不是陕北的流贼敢去招惹的。

　　　　而过了定边卫之后，往西就是花马池，这是三边总督衙门和定虏镇的核心防区，更不是如今的区区流贼赶去触犯的了。

　　　　与此同时，陕西巡抚洪承畴又奉旨在同川、西安、潼关以及汉中等地整军经武、厉兵秣马，陕北流贼又不敢南下，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流窜了。

　　　　说来说去，流贼窜晋的背后，其实还是山西沿黄一线的防御出了问题。

　　　　虽然内心之中多多少少有点失望，但是对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到的几次围剿流贼作战的胜利，崇祯皇帝还是要按照惯例下旨褒奖一番的。

　　　　特别是对延绥镇上下处理俘虏流贼及乱民的做法，崇祯皇帝还算比较满意，知道这些人终归还是领会了他的意图。

　　　　在答复给孙传庭的旨意之中，崇祯皇帝对坚守延安府城和绥德州城的一应官员进行了褒奖，并将阵斩混天猴张应金的绥德守备杜文焕，提升为延绥镇右协参将，继续镇守绥德。

　　　　此外，对于剿贼有功的延绥镇将士，崇祯皇帝也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十万银元进行奖励，并由孙传庭、贺时雨、马懋才三人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

　　　　至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及的葭县回民反贼首领老回回，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明末的另一位流贼首领老回回马守应。

　　　　马守应，也是延绥镇边军逃卒出身，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叫作“老回回”，是因为他在以汉族军户为主的延绥镇军中，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回族人。

　　　　后来杀官造反之后，马守应成了陕北流贼之中区别于其他派系的“回革五营”的首领之一，同时也是在明末各股流贼中造反比较早，同时又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回革五营”中的“回”，指的就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武装，这是一支比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汉族农民军破坏性更强的明末流寇队伍，所到之处杀光烧光，简直是无恶不作。

　　　　“回革五营”后来变成了“革左五营”，就是因为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兵对待汉民太过残暴，令同一阵营的其他几支流贼队伍都看不过眼，不愿与他一起并称，最终分道扬镳。

　　　　张献忠这个人在明末流贼之中，已经算是够凶残邪恶了，但是与老回回马守应相比起来，还是属于小巫见大巫的那种。

　　　　而张献忠本人起事之初，就在老回回马守应的帐下当喽啰，分家单干之后也曾多次回归依附于老回回马守应，说起来，他还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附回军”旧部出身。

　　　　马守应这个人平生就两个爱好，一个是念经，一个是杀人。

　　　　至于他念的究竟是什么经，不太好说。

　　　　这里只能说，他念的不是什么好经，至少不是劝人向善的佛经。

　　　　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对回回和色目人是比较优待的，享有不少特权。

　　　　等到朱元璋恢复中华之后，蒙古人被赶回塞外，而回回和其他一些色目人大部分跟着抵抗的元军退往西北，剩余的归顺明军，继续定居华夏腹地。

　　　　尽管这些回回和色目人，曾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对汉民族犯下过无数残酷的罪行，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进行清算复仇。

　　　　相反，大明朝后来的皇帝和朝廷官员，对待回回与汉人完全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歧视。

　　　　比如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云南的回回出身。

　　　　因此，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回回再一次遍布天下了，而其中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等地，以及甘肃的临洮、固原、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都是回回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回回比较集中，又有所谓的“经堂”作为他们相互联系的关系纽带，所以非常抱团，一到了荒年，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抢掠汉民。

　　　　为此，明朝中叶的时候，陕西的官府曾经专门针对回回规定了几条禁令，比如回回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等等，但是这些禁令形同虚设，根本约束不了这些人。

　　　　而当时的这类人也很少以大明百姓自居，不认为大明朝廷管得了他们，所以动不动就聚众造反。

　　　　这个问题不光是明朝存在，即便是到了后世汉人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西北的这个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所以，一在孙传庭的奏报之中看到老回回这个名字，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立马就想到了马守应，想到了到了后世的一次又一次回乱，或许应该趁着陕北大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