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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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放。在外国人眼中，它是美国；在美国人眼中，它是自由。每一个小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的第一课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星条旗对我们如此重要？标准答案是：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是自由的。

　　　　美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国旗的民族，有时候爱得让人抓狂。虽然国旗法规定，国旗图案不能印在可能废弃的物品上，比如衣服、鞋帽，但没人遵守，内衣、比基尼、袜子都可能印上国旗，反正警察不管。但小节可以不拘，大义不可不顾。比如，晚上，旗杆周围一定要有灯，不能让国旗飘在黑暗中。再比如，国旗不能向任何人“敬礼”，也就是，不能做那种把旗杆倾斜一下又迅速抬起的动作，像蘸一下水或点一下头。1908年伦敦奥运会时，所有国家的代表队在经过主席台时都用国旗“点一下”，向英王爱德华七世致敬。只有美国队的旗手没做任何动作，昂首挺胸，高举着国旗走过。英国舆论哗然，大骂美国人不懂礼貌。美国领队马丁谢里登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这面旗不向人间的国王致敬。”

　　　　好了，让我们回到1814年。星条旗仍然飘扬在自由的土地上，但渴望自由的人们什么时候才能重获和平？精疲力竭的美英两国能否在谈判桌上得到它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请看下一个故事：和平。

第94章　和平（）　
“1812年的战争”打到1814年时，所有的人都不想打了。最不想打的就是当初主动宣战的麦迪逊总统。似乎从宣战的第二天起，麦迪逊就惦记着讲和，但国会里的少壮派“战鹰”们惦记着加拿大。1812年和1813年的战事清楚地告诉美国人，加拿大不是他们盘中的菜。恰在此时，一个“和事佬”出现了，他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争中，俄国是英国的亲密盟友；同时，俄国也是美国的贸易伙伴。1813年，刚把拿破仑赶出莫斯科的亚历山大一世急于重建自己的国家，迫切需要恢复与英美的贸易。眼看着这哥俩打架阻了财路，沙皇赶紧劝和：给朕个面子，别打了。你们都到圣彼得堡来谈谈怎么样？

　　　　麦迪逊一看有人劝架，高兴死了，马上接受沙皇的邀请，选派代表去俄国。但英国不干，它最烦“中介”。谈可以，但必须咱俩面对面，绝不接受第三国调停。1814年1月5日，麦迪逊同意与英国直接和谈，谈判地点是荷兰的根特。

　　　　还记得参加巴黎和约谈判的是谁吗？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约翰杰伊，那都是“国父”班里的“学霸”。美国之所以总是把人尖子往外派，除了不想在欧洲列强面前掉价外，还有不得已的理由。世界的中心在欧洲，所有的国际谈判都在欧洲进行。欧洲人不必来美国，美国人却每次都要远涉重洋。他们不可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只能根据事先定的底线，凭自己的判断“先斩后奏”。所以，必须要挑能干、忠诚、代表各方利益又有专业知识的人，而且必须来自不同的地区。大家商量着办才不会出乱子。

　　　　这次来根特的美国代表团阵容像以往一样超豪华，五位代表都是一流的人物。首席代表是前总统的儿子，美国第一任驻俄公使，约翰昆西亚当斯。亚当斯（以下如非特别注明，单指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水平我们以前讲过，以后还要讲，他是天才外交家，也是未来的总统。此时的他已在圣彼得堡任职四年多。俄国宫廷特别喜欢他，沙皇甚至建议他在圣彼得堡买房子，定居俄国。亚当斯奉召赴根特主持谈判，和谈结束后转任驻英公使，再也没回俄国。第二位代表是参议员詹姆斯贝亚德，特拉华州的联邦党人。当初，他那关键一票让杰斐逊击败伯尔当选总统。第三位是我们熟悉的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他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政府中最出色的官员。第四位是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亨利克莱，这个名字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将让你如雷贯耳，他来自肯塔基。第五位是驻英公使乔纳森罗素，他是资深外交官，但跟那四位“人精”同事比起来，中规中矩的他是最平庸的。

　　　　虽然谈判的根据是国务卿詹姆斯门罗的指示，但门罗只能给个底线，其余的要代表们自己去争取。这五位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想在根特达成的目标也不一样。亚当斯和贝亚德主要关心美国的自由航行权，这是美英战争的导火索。加勒廷担心美国的财政状况，这仗要是再打下去，联邦政府就要破产了。克莱是“鹰派”领袖，心里只有三件事：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罗素主要是来打酱油的。这个包括了联邦党和共和党、东部人和西部人、“和平鸽”和“战鹰”的代表团能为美国争取最大的利益吗？

　　　　跟美国代表团比起来，英国的三位代表名不见经传，能力和职位都不上档次。也不能说英国人故意怠慢，主要是英国离根特太近了，首相和外交大臣的指示随时可到，那三位不过是传声筒。1814年8月，在紧张的准备之后，和谈开始了。

　　　　美英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美国先来个狮子大开口，要求英国割让加拿大。英国说你们疯了吧？堂堂的正规军让人家加拿大民兵打得找不着北，还好意思抢地盘？我们不要求你们割让缅因就不错了（此时英军正占着缅因）！接着，英国说，我们要在西部建立一个印第安人的国家，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也保护加拿大。当然，那句没说出来的话是：你们从此休想再西进。美国说，除非你把我的命拿去，否则，这一条想都不要想。到此为止，双方算是探了探对方的底线。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随着战场上的成败输赢，双方代表的心也跟着起起落落。火烧华盛顿，巴尔的摩之战，尚普兰湖之战，普拉茨堡大撤军，等等，英国终于明白，它那狠狠惩罚美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打了二十年仗的欧洲安静下来，主流民意渴望和平。本来，英国议会想请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出任加拿大总督，给美国点颜色瞧瞧。公爵很礼貌但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意图。相反，他主张与美国议和，尽快结束北美的战争。连“铁腕公爵”都这么说，议会还有啥选择？事实证明，威灵顿公爵乃“神算子”。就在英美战争正式结束的那个月，拿破仑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逃回巴黎，重登皇位。威灵顿公爵再次披挂上阵，于1815年6月18日率英、普、荷、比联军在比利时的滑铁卢大败法军，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拿破仑的问题。无比辉煌的“滑铁卢之战”实际上无比凶险，若没有威灵顿公爵铁一般的意志，没有普鲁士军队百折不回的决心，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此时公爵远在加拿大，欧洲就等着哭吧。

　　　　英国学乖了，美国也学乖了。就算克莱念念不忘加拿大，他也很清楚，美国根本没那个实力，能保证现有的领土完整就不错了。加勒廷提醒克莱，国库已经空了。英军封锁了整个美国海岸，贸易凋敝，经济萧条，新英格兰各州正酝酿着脱离联邦，再打就要变成内战了。对形势看得最清楚的是亚当斯。他劝大家放弃占便宜的心理，把“恢复战前状态”作为和约的目标，不多也不少。好像心有灵犀一样，就在亚当斯劝他同事的时候，威灵顿公爵也在劝英国内阁接受“战前状态”。他说，普利沃斯特将军从纽约上州撤军，姚将军在五大湖区陷入僵局，皇家海军在巴尔的摩受挫，这一切都说明，英国无力在北美提出任何额外的领土要求。接受战前状态，赶紧抽身，这是公爵给内阁的忠告。

　　　　1814年12月24日，平安夜。英美签署根特条约。条约要求双方立刻停止所有的敌对行为，归还在战争中夺取的对方的领土和财产，释放所有的战俘。条约没有提及停止海上的胁迫行为。总之一句话，战前什么样，战后就什么样，没有任何改变。还有一些小争端留到以后协商解决。英国曾试图收回在巴黎和约中授予美国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的捕鱼权。还记得当年约翰亚当斯为捕鱼权发的那一通高论吗（参看051巴黎和约）？儿子当然不会把老爸争来的权利拱手让人，亚当斯拒绝了英国代表的要求。俺不占便宜，但也不能吃亏。

　　　　1814年12月28日，也就是条约草签仅仅四天之后，英国议会就批准了条约。现在，只等美国国会批准，条约就生效了。但是，和平真的来了吗？

　　　　当美国代表们在根特为和平努力的时候，另外两件事也在同时进行着。一件在北方，一件在南方。北方这件事叫“哈特福德会议”。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所讲，严重依赖对英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从一开始就激烈反对战争。这里是联邦党的大本营，本来就有明显的亲英倾向。在这些州眼中，“1812年的战争”不是美英两国的战争，而是“麦迪逊的战争”。“弗吉尼亚王朝”的统治者们无视新英格兰的利益，只知道向新英格兰征税，然后拿着钱去保卫其他的州。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没为处于美加边境的新英格兰地区提供任何帮助，所有的防御都由各州自己承担。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截留一部分联邦税收用于防务呢？我们为什么还要乖乖地听命于华府的那个政府呢？

　　　　随着战争的进展，英军从对新英格兰“网开一面”到与其他地区“一视同仁”，新英格兰的贸易和经济迅速崩溃，各州实在受不了了。激进的联邦党人，如前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积极推动“脱离联邦”。这种活动早在1800年托马斯杰斐逊刚当选总统时就开始了。但那时，联邦党还有另一位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管有多恨杰斐逊，汉密尔顿都坚决反对分裂，这也是引起他与伯尔在1804年那场决斗的原因之一。在决斗前夜，汉密尔顿给他的联邦党朋友写信，奉劝他们放弃分裂的企图。他说：“如果你们打碎了联邦，你们就打碎了我的心。”如今，汉密尔顿不在了，似乎没有人能阻止这场阴谋。1814年12月15日，来自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新罕布什尔的26位代表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形势。

　　　　哈特福德会议把麦迪逊政府吓出一身冷汗，真是外敌未除又添内患。新任战争部长门罗下的第一道命令不是针对英军的，而是让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军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扑灭“叛乱”。杰斐逊和麦迪逊大概忘了，16年前，他们起草的肯塔基决议案和弗吉尼亚决议案确立了一套“九八原则”（参看076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正是“九八原则”造成了今天的恶果，它还将在70年后酿制更大的灾难。当杰斐逊明目张胆地号召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当麦迪逊言之凿凿地阐述各州有权“介入”联邦的权力时，他们可曾想到，有一天，别人有样学样，以同样的方式反抗他们的统治？他们可曾知道，他们的行为险些肢解了他们亲手缔造的国家？

　　　　幸运的是，哈特福德会议的代表们比当年的杰斐逊和麦迪逊理智多了。会议自始至终被“温和派”掌控，比如，会议主席、马萨诸塞的乔治卡伯特的目标是：“我们要阻止你们这些脑袋发烫的年轻人闯出大乱子。”在20天的秘密讨论之后，“哈特福德会议”在1815年1月5日出了一份报告，那内容温和得让所有的人在长出一口气之余都忍不住拍拍那颗快要跳出来的心：吓死宝宝了。报告只字未提脱离联邦的事，也没像当年的肯塔基和弗吉尼亚那样露骨地否决联邦的法律，只是提了七条修宪议案，比如，废除五分之三定律；新加入联邦的州必须得到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禁运法期限不得超过六十天；对商业的立法必须获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才可通过；宣战的决议必须获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担任联邦官员；总统只能任一届且一个州不能连续出两位总统，等等。这份报告针对的是麦迪逊政府和它代表的南方，是警告不是威胁。但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危机足以提醒麦迪逊：他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不只是南方人的总统。从麦迪逊战后的表现上看，他清清楚楚地收到了这个信号。“弗吉尼亚王朝”将在自我否定和自我完善中把美国带进一段美好的时光。

　　　　就在麦迪逊政府提心吊胆地盯着哈特福德会议的时候，南方正上演一出年度大戏。1814年11月，从巴尔的摩撤离的皇家海军和陆军在经过短暂的修整后驶往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英国对这个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早就垂涎欲滴了。英国从来没承认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也就是说，它不承认拿破仑曾对路易斯安那拥有主权，不承认这个交易合法，也就不承认新奥尔良是美国的地盘。所以，如果英国占领新奥尔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