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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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勺ず衫脊雇锶グ屠瑁仄粲敕ü暮吞浮Ｔ诘笔蹦歉鲂畔⒈杖奶跫拢飧鼍龆ǖ姆缦詹皇俏颐墙裉炷芟胂蟮摹Ｍ蛞环ü偻嬉淮巍皒yz事件”，美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可就真的颜面扫地，总统直接辞职算了。当然，亚当斯已掌握了足够的情报，他心里有数。问题是，他的内阁和国会都被蒙在鼓里，鬼知道他父子背后搞了什么把戏。亚当斯此言一出，联邦党人气疯了，共和党人全蒙了，没见过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最反常的是，亚当斯这一次甚至没问他最信任的政治伙伴、总统夫人阿比盖尔的意见，因为阿比盖尔正卧病在床。大伙抱怨说，你看，老婆不在身边，他就捅娄子。要是阿比盖尔在，哪能容他这么鲁莽？但阿比盖尔在得知消息后完全支持丈夫的决定，她相信他的智慧。这是亚当斯最英明的决策，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把美国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为新国家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难怪历史学家们说，亚当斯此举就像他当年在法庭上为英军士兵辩护那样勇敢，就像他当年在大陆会议上号召独立那样义无反顾。他不在乎民意，只在乎正义，只在乎高于一切的美国利益。
通往和平的路还很长，亚当斯接下来要做的是扫清障碍。好像上帝要为他助威似的，1799年3月，美国海军“星座号”在战斗中俘虏了一艘法国军舰，这是“准战争”开始以来双方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美军出人意料的胜利无疑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增加了筹码。8月5日，法国的正式文书来了，承诺以合适的外交礼节接待美国代表。亚当斯离胜利又进了一步。他又派两位代表去法国，与默里一起准备谈判。
“星座号”的胜利让亚当斯更加坚信，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海军。他用各种方式放出风去，说维持常备陆军花费太大，也没必要，暗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解散陆军。此时，新陆军初具规模。汉密尔顿治军有方，效率又极高。可是，他那儿越兵强马壮，亚当斯越寝食难安。这哪是要跟法国人打，明明冲我来的嘛。10月15日，亚当斯与汉密尔顿在新泽西的特伦顿见面。汉密尔顿的计划是趁着法国无暇西顾、西班牙又日渐衰落的机会，一举把佛罗里达拿下来，再谋取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新奥尔良。这两处太重要了，本来就是美国在新大陆扩张的必取之地。但亚当斯根本没这个心思，他从汉密尔顿身上看不到共和国的未来，他看到的是一个“帝国梦”，他看到了恺撒，看到了新大陆的拿破仑。他否决了汉密尔顿的计划，因为他不想给任何人建立军事强权的机会。10月16日，亚当斯告诉内阁，他将正式开始与法国的谈判。国务卿皮克林、战争部长麦克亨利、财政部长沃尔科特都反对，海军部长斯达特站在总统一边。此时的亚当斯已经铁了心了，十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支持也好，反对也好，他的意志不会改变。
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十八日），33岁的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轰轰烈烈的法国革命结束了，但法国的麻烦没有结束。接下来，拿破仑将横扫欧洲，威震地中海，并于四年后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毫无疑问，拿破仑是欧洲各国的噩梦，但他却是美国的福音。一是因为他的心思都在欧洲，根本不在乎北美，更不要说跟美国打仗了；二是因为他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使美国再也不用跟软弱无力、朝令夕改的“督政府”周旋，谈判立刻变得高效起来。拿破仑不仅成全了亚当斯，他还将成全杰斐逊，美国碰上他算是交了好运。
随着谈判的顺利进行，1800年6月，在亚当斯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决议，解散了陆军。亚当斯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我现在不解散这支军队，我恐怕要筹建一支新的军队来解散它了。由于内阁强烈反对，亚当斯一怒之下强迫战争部长麦克亨利辞职，还把国务卿皮克林炒了鱿鱼。接着，他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他要是早点这么干就好了，不仅因为马歇尔的能力远在皮克林之上，更要紧的是，马歇尔的忠诚使亚当斯第一次有效地控制了他的政府。马歇尔上任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指导与法国的谈判，确保美国不吃亏。亚当斯给出的谈判底线是：照着杰伊条约的样子来，尽量避免不平等条款。
1800年9月30日，美法正式签署莫特方丹条约，结束了“准战争”。法国免除了美国对法国的一切同盟义务，美法联盟正式结束。双方立刻停止在海上的敌对行为，归还在战争中俘获的对方船只，互相授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保证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人员的自由往来，美国授予法国在纽芬兰的捕鱼权。这个条约显然比杰伊条约更公平、更平等，符合双方的利益。亚当斯的理智、耐心和勇气是谈判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他为美国避免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年轻的国家在混乱、动荡的世界中又躲过一劫。但是，对亚当斯来说，这个胜利来得太晚了。美法签约的消息直到11月初才传到费城。此时，1800年的大选已接近尾声。不管这个外交成就多么辉煌，它已无力回天。
亚当斯解散陆军的决定让他与汉密尔顿彻底决裂。实际上，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评价并不公平。汉密尔顿有野心不假，但他不想搞什么独裁，他对美国与对共和的忠诚毋庸置疑。如果独立战争结束时大陆军总司令是汉密尔顿，他倒是真有军事独裁的倾向。但是，在美国宪法通过之后，在共和国的实践走上正轨之后，特别是，在华盛顿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之后，还说他想搞独裁就不客观了。如果汉密尔顿真的像亚当斯怀疑的那样要“造反”，他的军队岂是总统和国会一句话就解散得了的。很可惜，汉密尔顿和亚当斯，这两位观点极为相似的政治家，这两位对美国极为重要的“国父”，都无法包容对方。他们都放大了对方的缺点，忽视了对方的优点。他们辉煌的人生本来都应该再上一个台阶，但他们不明白，携手同行是他们制胜的唯一途径。他们选择了与彼此为敌。他们的争执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性格之争。一个太强势，一个太偏执。汉密尔顿不尊重亚当斯的权威，亚当斯不欣赏汉密尔顿的才华。他们都在为美国的利益抗争，也都在抗争中摧毁了对方。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是联邦党的不幸，但也许不是美国人民的不幸。连续执政12年的联邦党已经越来越多地露出“精英”阶层的傲慢与专横，一个完全由“精英”控制的共和国是不会长久的。尽管共和党领袖不乏虚伪和狡诈，但他们确实让普通民众开始尝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也在教育和引导人民探索民主的道路。如果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培养一个真正理解现代政治文明的公民需要多长时间？也许，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亚当斯得罪了汉密尔顿就是得罪了联邦党，得罪了联邦党，他这个总统还当得成吗？处于“自我毁灭”状态中的联邦党将为共和党带来什么样的契机？请看下一个故事：一八〇〇年革命。
第79章 一八〇〇年革命（）
随着1800年的来临，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但是，我们不能从二百年后的角度看当时的形势。所谓联邦党和共和党的称谓有点过于简单也过于现代了，由它们组成的“第一政党体系”与今天美国的“政党政治”相去甚远。最本质的不同是，现代人把“政党”看成政治的必然产物，“国父”们可是把它当洪水猛兽的。在那个“绅士政治”的环境下，说自己是“某党”的人实在不太光彩，因为“党”代表着某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它对当年的绅士们来说还是个很难接受的概念。即使在联邦党和共和党基本成形之后，双方都否认自己是始作俑者，都指责对方首先拉帮结派。甚至两党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都不认为自己搞起来的这一摊儿叫作“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团结了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为美国的未来而战斗。从这个角度说，1800年大选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改变了人们对“党”的看法，标志着以华盛顿和亚当斯为代表的“无党派”政治永远结束了，他们追求的“共和”价值将不得不通过“民主”来体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于领袖们的智慧和美德。
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党”。他们挖空心思想要制衡的是“派”，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里说的那样，一个更大规模的联邦政府可以有效地限制“宗派之争”。“派”与“党”的区别在于，“派”是为了某个比较单一的主张临时聚集起来的一拨人，它严重依赖某个领导者，在达到目的或领导者不能再领导的时候往往就烟消云散了；“党”有明确的、长远的目标，是系统的、永久的组织，它不会随着某个领导者的消失而消失。这样看来，联邦党更像“派”，共和党更像“党”，这是由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性格决定的。
汉密尔顿是“精英”的代表，他的天才成就了他，但同时也阻止了他与普通人的交流。如一位学者所说：他从来没有跟美国人民融为一体。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国父”，只在乎精英阶层的认可，根本不屑于向普通民众解释他的主张：解释了你们也听不懂，瞎耽误工夫。反正我是最棒的，你们听我的就对了！尽管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但他没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理解。联邦党从来没像共和党那样扎扎实实地建立基层组织，而是严重依赖华盛顿的支持和汉密尔顿的判断力。当这两样都出问题时，联邦党就死定了。杰斐逊的共和党虽然不像现代的政党那样组织严密，但他和麦迪逊在全国都建了支部，第一个支部竟然建在联邦党的大本营纽约。共和党领袖特别在乎民意，顺民意而动。对错不重要，选票才重要，他们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政治规则了。出身上流社会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愿意放下身段，亲近人民，不管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他们得到人民的拥护是理所当然的。也许，命中注定，“党”必定战胜“派”。那么，那部忽视了“党”的宪法怎样在“政党政治”中生存下去呢？它又怎样在强大的政党面前维持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这些问题的答案花了美国人二百年的时间，而这一切都起源于1800年的大选。
1800年，人类走进19世纪。但是，就在新世纪降临之前的两个星期，1799年12月14日，67岁的乔治华盛顿离开了人世。本来，他不应该走得这么早。12日，他偶染风寒，出现炎症。仔细调理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那时候的医生只会做一件事：放血。结果，在他身体里的血被放掉将近一半时，他彻底垮了。他走得很从容，也很勇敢。他在遗嘱中释放了他名下所有的奴隶。跟整天嚷嚷着人人平等却到死都没释放过一个奴隶的杰斐逊比起来（他只释放了他的几个私生子），华盛顿是“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波士顿，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两个小时之内，所有的店铺都关了门，整个城市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和沉痛的悲哀。在费城，众议员马歇尔代表国会向华盛顿致颂词。他引用华盛顿的老战友亨利李将军的那句著名的话：他是“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他同胞心中的第一人”。这位带领美国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领袖，终于没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但他身后的国家将在新世纪里走向辉煌。也许，正因如此，他从人变成了神，变成了画像、雕塑、纪念碑，没有缺点，没有感情，没有个性。他似乎也刻意塑造了这样的自己。当一位画家企图让他敞开心扉以便捕捉到他的神韵（你可以在一美元钞票上看到这位画家为他画的像），他拒绝了。画家抗议道：“你应该让我忘记你是华盛顿将军而我是个画家。”华盛顿冷冷地说：“你不应该忘记你是谁或谁是华盛顿将军。”他就这样冷漠地面对世界，但世界永远无法忘记他。对于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阿比盖尔亚当斯的一句话应该是对面具下的他最好的总结：“简单的真相就是对他最好、最伟大的颂歌。”那个会哭、会笑、会闹、会跳舞、会追女人、会发脾气、会爱、会恨、会嫉妒、会发疯、会温柔、会伤心、会沉默的人，那个压抑着自己强烈情感的人，那个曾让每个人感受到他的存在的人，他真的来过，真的在这个星球上走过。这，就是简单的真相。
华盛顿的去世是对联邦党的沉重打击，杰斐逊说：他们再也没法躲在华盛顿的影子里了。当他们独自面对“党争”时才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