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0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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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汉密尔顿、杰斐逊、诺克斯开会商量怎样处理被法国劫持的英国船“小萨拉号”。这艘英国商船在6月被劫持来到费城港，热内把它改名为“小民主号”，并装备枪炮，打算让“海盗”把它开到公海上去攻击别的英国船。汉密尔顿主张用武力严加管制“小民主号”，绝不能让它离港。杰斐逊说不必强行管制，因为热内已经保证，在没得到总统许可的情况下，“小民主号”不会擅自离开。7月11日，大病初愈的华盛顿回到费城。7月12日，“小民主号”在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驶出费城外港，扬长而去，热内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踏了美国的主权。望着“小民主号”远去的背影，汉密尔顿发誓，他要让热内滚出美国。
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向法国政府抗议，要求他们召回热内。他像火山一样喷了一个小时，连华盛顿都插不上话，甭说别人了。等他发泄完了，大家也听累了，总统让大伙回去想想，第二天接着开会。第二天，“说话机器”汉密尔顿又讲了45分钟，好像一个律师在向陪审团做最后的陈述，看样子不把热内赶跑誓不罢休。内阁成员们一致同意要求法国召回热内。到最后，杰斐逊好不容易得个空说句话。他说，即使赶热内走，也不要把热内在美国的不当言行公之于众。应该给法国政府留点面子，毕竟美法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华盛顿同意了杰斐逊的意见，让杰斐逊起草给法国政府的照会，要求法国立刻召回热内。
杰斐逊把文件写好，华盛顿还没来得及交出去，法国革命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颠覆了人们对自由的憧憬。1793年春成立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让激进的雅各宾派进入权力中心。6月，巴黎人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政府，确立了雅各宾派的领导地位，“恐怖统治”开始了。教堂被拆，教士被杀，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堂”。10月16日，路易十六的遗孀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被送上断头台。10月31日，断头台上的“砍头机”加班加点地工作，一天之内就砍了21个吉伦特派领袖的脑袋。
热内是属于吉伦特派的，现在，雅各宾派上了台，说他有“通敌”的嫌疑，严令他马上回国受死。整天上蹿下跳的“热内公民”立马瘫了。回去直接上断头台，什么革命理想，见鬼去吧！这下，华盛顿倒省了事儿，也不用提抗议，法国人自己帮他把问题解决了。热内想赖在美国不走，可他把该得罪的和不该得罪的全得罪了，谁也不愿理他。他以前的朋友杰斐逊躲得远远的，根本不见他。但是，本来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回法国的汉密尔顿反而在关键时刻向他伸出援手。他替热内向总统求情，希望华盛顿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允许热内留在美国避难。他说，热内虽然可恶，但罪不至死，咱不能见死不救。华盛顿同意了汉密尔顿的请求，热内从此留在新大陆并成为美国公民。他再也没回法国。后来，他与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的女儿结婚，在纽约上州安顿下来。
“热内事件”没有造成更恶劣的影响，这完全是汉密尔顿和联邦党努力的结果，他们与共和党的斗争使美国在权力的平衡中渡过了又一个危机。当然，他们得到了回报。1793年年底，杰斐逊辞去国务卿之职，联邦党终于踢开这块“绊脚石”。杰斐逊很清楚，他在“热内事件”中的表现让总统与他更加疏远，他这个国务卿当得也没什么意思了。华盛顿试图挽留杰斐逊，但他去意已决。尽管华盛顿心里多多少少觉得杰斐逊背叛了他的外交政策，但他还是向杰斐逊表达了真诚的祝福。他说：我们有分歧，但我从没低估过你的人品和才华。此时的杰斐逊可能自己也觉得将与政治绝缘，但副总统亚当斯把他这位朋友的心思看得透透的，他说：“杰斐逊的野心不亚于克伦威尔他的灵魂已被野心俘虏。”你们等着瞧吧，他早晚会回来的。事实证明，亚当斯太了解杰斐逊了。
新大陆总算恢复平静，大洋彼岸的法国可一点也不平静。雅各宾派把“恐怖”推向高潮，只要瞅你不顺眼，只要怀疑你有“反革命”嫌疑，你就得上断头台，根本用不着审。过去的王公贵族几乎无一幸免，那些曾帮助过美国革命的高级将领也都关的关，杀的杀。海军元帅德斯坦上了断头台；陆军主将罗尚博被抓起来，他的家人散尽钱财，上下打点，总算保住了他一条命。最让华盛顿牵挂的拉法耶特也在劫难逃。
拉法耶特于1791年10月辞去国家卫队总指挥职务后回到家乡，本想与妻儿安度余生，但这只是他的幻想。他曾公开谴责雅各宾派的暴行。他说：“在一个罗伯斯庇尔是圣人、丹东是诚实的人、马拉是上帝的国度，我们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就冲这，雅各宾派能饶了他吗？为躲避追捕，拉法耶特逃往比利时，却不幸落入奥地利人之手。奥地利正与法国打仗，他们把拉法耶特当成国家的俘虏，一关就是五年。其实，他要是真在法国被捕，美国营救他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美法是友好国家，法国会对美国公民网开一面。拉法耶特在1784年访问美国时曾被马里兰和其他几个州授予公民身份，联邦政府成立后，他自然成了美国公民。就凭这个身份，法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但奥地利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华盛顿干着急，使不上劲儿。他请求奥地利皇帝看在美奥友谊的分上释放拉法耶特，但人家根本不理他，只改善了一下监禁条件。驻法公使莫里斯尽可能地帮助拉法耶特夫人和三个孩子。他自掏腰包，给她10万英镑，帮她暂渡难关，华盛顿也在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存了一笔钱，供拉法耶特夫人使用。侯爵夫人本打算去美国避难，但没走成，她和家人终于还是被雅各宾派关进监狱。莫里斯只能保住拉法耶特夫人的命，她的祖母、母亲、姐姐全都上了断头台。
1794年，门罗出任驻法公使，积极营救所有被关在法国监狱的美国公民。他让妻子伊丽莎白去狱中见拉法耶特夫人。狱卒叫侯爵夫人出来时，她以为自己大限已到，马上要上断头台了。当她得知是美国公使夫人要见她，眼泪夺眶而出。她知道，她和孩子们有救了。门罗给拉法耶特全家颁发美国护照，他请夫人和孩子们去美国。但侯爵夫人只把她唯一的儿子，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交给美国公使，让他把儿子带回美国，托给华盛顿夫妇抚养。华盛顿是小拉法耶特的教父，教父抚养教子天经地义。侯爵夫人自己带着两个女儿去了奥地利监狱，与丈夫一起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
1795年9月，15岁的小拉法耶特来到波士顿。华盛顿先为他在哈佛注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小拉法耶特到纽约汉密尔顿家中住了一阵子。汉密尔顿与他父亲是生死之交，他把小拉法耶特当成自己的孩子。1796年年初，小拉法耶特来到费城。华盛顿百感交集，他仿佛看见当年那个活泼、热情的大男孩又站在他面前。小拉法耶特长得很像父亲，个子高高的，他也像父亲那样拥有阳光般的性格。美国人欠拉法耶特太多，现在，人家把独苗送来了，可算有个报恩的机会。每个人都知道这孩子是总统府最尊贵的客人，咱宁可得罪总统也别得罪他。华盛顿甭管走到哪都把他带在身边，好像生怕丢了似的。所有见过这爷俩的人都觉得他们天生就是一家子。他们是父子又是祖孙，华盛顿对小拉法耶特的关心无微不至，小拉法耶特带给华盛顿的快乐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毫无疑问来自上帝的赐福。
1797年，在拿破仑的努力下，奥地利终于同意释放拉法耶特。同年10月，小拉法耶特告别华盛顿，回国与父母团聚。他父母欣喜地看到，儿子又长高了，健康、成熟、快乐。然而，他们都再也见不到华盛顿了。1824年，拉法耶特应门罗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小拉法耶特也陪着一起来了。那时，华盛顿已去世将近25年。拉法耶特来到弗农山庄。他把儿子和随从都打发得远远的，自己一个人坐在华盛顿墓前，静静地待了一个多小时。也许，他在回忆与华盛顿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所有的笑容和泪水，所有的牵挂和思念，都在这静静的时空中变成永恒。
拉法耶特访问波士顿时，特意到邦克山，从当年“邦克山之战”的战场带走一包泥土。1834年5月，拉法耶特去世，他的墓穴上就盖着从邦克山带回去的这包土。他的墓碑上方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它已飘了将近二百年，即使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时候，这面旗都没被打扰过。拉法耶特可能是唯一跟美国前七位总统都单独用过餐的欧洲人，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至高无上。他是他们永远的英雄。
拉法耶特的故事讲完了，华盛顿的事情还没完。刚刚度过一次外交危机的他马上又要处理更激烈的矛盾。这一次，他将面对自己的人民。人民的政府怎样应对人民的反抗？当法治不足以制止暴乱，政府还能做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威士忌叛乱。
第72章 威士忌叛乱（）
1793年的“热内事件”激化了共和党和联邦党的矛盾，险些酿成内乱。随着法国进入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美国人终于看清了大洋彼岸那场所谓的“革命”到底是咋回事。但真正让革命热情退烧的却是黄热病。7月，黄热病的症状开始在费城出现。8月，它以每天20人死亡的速度在全城蔓延，不久就成了每天100人。到10月，每10个费城人就有1个死亡，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基本上瘫痪。华盛顿倒是像当年在战场上那样表现出惊人的免疫力。他坚持着不肯撤离，直到连汉密尔顿也病倒了，政府实在维持不下去，他才同意回弗农山庄。这场大瘟疫把首都变成了“鬼城”，人们死的死，病的病，逃的逃，哪还有工夫闹腾？约翰亚当斯回忆道：“正是黄热病让美国避免了一场针对政府的革命。”
但是，针对政府的骚乱并没有停止。1793年冬，联邦政府刚回到空荡荡的费城不久，宾夕法尼亚西部就传来“叛乱”的消息。这件事由来已久。早在1790年，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第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时，他建议增加联邦税收以偿还外债的措施之一是：征收酿酒税。因为当时最常见的酒是威士忌，所以这项税也叫“威士忌税”。此前，联邦政府征收的唯一的税是海关税（进口税）。联邦既没军队，也没警察，更没庞大的官僚机构，“三权”所有的官员加起来不过几百号人，省得不能再省了。增加税收只为还债。汉密尔顿当然知道，任何税收都会引起反抗，特别是在有着光荣的抗税传统的北美。当年的革命就是从抗税开始的，他难道不怕犯忌？可是，作为联邦的“大管家”，财政部长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问题，光喊革命口号没用。他权衡了所有的选项，认为海关税不可能再提高，否则将损害进出口贸易；其他税也不能征，因为影响面太大。只有酿酒税危害最小，因为一般人只会喝酒，不会酿酒，这项税跟他们没直接关系。而且，从道德上看，这项税可以算作“罪责税”。酗酒是恶习，征收酿酒税，自然会提高酒的价格，大家也就不得不少喝酒。这样既惩罚了酗酒行为，让家庭和社会更和谐，又增加了政府收入，岂不两全？这跟今天的政府对烟草课重税是一个道理。
汉密尔顿不是鲁莽的人，他在向国会提议征收酿酒税之前，专门征求众议院领袖麦迪逊的意见。虽然麦迪逊与汉密尔顿有很多分歧，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却难得地一致。1791年，国会通过了征收酿酒税的法案，麻烦立刻就开始了。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都代表了主流社会（工商业主和大种植园主），他们在谋划着保护主流社会的利益时，难免会牺牲处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这就是西部的拓荒者和小农户，那个似乎“无关大局”的酿酒业却是西部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州西部土地肥沃，只要稍一耕作就能丰收，每年都有大批余粮。可是，这里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不像东部沿海那样把粮食装上船就可出口。于是，农民把余粮酿成威士忌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