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323我的写作与上海-陈丹燕-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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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这四本书五年的时间，我想，我大概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我自己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混血的城市。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的城市，但是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西方的城市，这个城市的混血性和它的历史有很深的关系。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城市诞生的时候，就是像一个混血儿一样的，混血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它长得不像一个纯粹的中国人，也不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这个会给它带来很大的困惑。就是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人，在它身上可能有这个地方人的优点，和那个地方人优点，也同时带着这个地方人的缺点和那个地方人的缺点。所以，这种混血性，其实让这个城市有一种混乱的局面。所以，它跟纯粹的英国城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混乱的气氛，有些人会把它说成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气氛，充满了机会的气氛。然后，充满了非道德性，就是文化混杂以后的那种不知所属带来的没有约束感的气氛。
我看到，就是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王储或是王子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然后他说的话是，他觉得，英国人在这里实在太胡作非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本土连想都不敢想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说的肯定是真实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犯罪在这样的城市里边，然后有很多由于脱离了文化，脱离了文化和道德的背景带来的那些放纵，人性的放纵以后，他会出来很多很多他原来在制约下面不可能犯的错误和做的坏事，都会有。但同时它也激发了人很本能的热情，因为这地方充满机会，有很多很多一夜致富的故事，然后有很多做一次坏事，然后成了富翁，然后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慈善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这样的城市里边会出现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梦想来到这样子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城市里边，它的本身的形成，是跟正常的单一文化的形成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它给人一种非常奇异的，我觉得是宽阔的气氛。所以，在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化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世界主义的地方。我后来也觉得，当时我没有较深的体会，那时候有很多人学世界语，在上海。然后，觉得自己不属于什么文化，属于上海的文化。后来，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非常真实的地方。慢慢地在这样的城市，这样子的文化和这样子的生活里边，它会滋生出一种它自己的传统。我觉得，这个传统是跟世界主义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它的是非观开始变化，它不再以一种文化里边的是非观来作为自己的是非观。它会觉得，世界上还有一种标准不是民族的标准，而是这件事情本身的好坏的标准，就是全世界人都会认同，糖是甜的，盐是咸的。我们还存在这样一种标准，我觉得，这种标准有的在开始可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是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是非观来说，比如，上海的银行的兴起，跟平遥的钱庄的没落，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整个中国的传统的经济状态的没落，带来了上海外滩那条线上面的繁荣。其实这个城市如果从这样的是非观来讲，它的发展是很不道德的。沿海的一条线变成一个非常富有的，有机会有生机的地方，然后平遥慢慢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闭塞的、悲伤的一个地方。如果这样子的是非观，在你的心里，你不能够在上海去做什么事情，不能够对自己的成功有一个肯定。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它慢慢会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认同的是非观，来支持自己。这是一个在上海的史学界是一直争论的。有一派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上海的发展，就觉得这个城市在中国人的手里它就是一个沙船港，然后在租界的时代，它变成了一个世界化的都市。
这里边牵涉到很复杂的、不同的是非观的碰撞产生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上海的很多人的心里边是存在这样一种传统，就是不要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去论是非，是要从一个公众，就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去论是非。我不知道广州有没有，但是上海真的有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常常被斥之为，是一个有洋奴习惯的人和地方才有的这种观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起来像三元里的人民反抗？我们需要是非观，需要有一个更确定的更大的一个是非观。为什么广州的工匠是不敢给外国人修房子？因为他们会被杀掉。如果按照外国人的图纸修房子，在最初的时候，为什么你上海的工匠这么热衷于给他们修房子？修了这么多新式的房子？一点都没有受到阻拦，还被认为是趋时的，是时髦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一直是上海一个很基础的冲突，一直是在这里。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认为，上海人在心里边是喜欢外国人，是洋奴的。
我慢慢就接触到这个矛盾，这是一个在上海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并不是以争论的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很奇怪，就是它管它存在，就是你不要管我，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然后我就是这么做，然后我就是这么支持。即使像我这样“文化大革命”当中成长的这一代人，父母叮嘱你学英文的热情是丝毫不减。我见过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英文，后来用《英语900句》学英文，后来用最早进来中国的《New Concept》学英文。每个人学英文都是天经地义的正经事情，学不好是很丢脸，这个传统一直还是存在在那里，它真的是比较少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而是用这件事情的本身质量来判断这件事情的好坏。
当然，也存在很多事情，就是喜欢外国的牌子，喜欢外国人，然后就是一开国门，大家都急着往外跑，就觉得，随便什么事情都会去的。这个也是上海的一个共识。它可以去到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但是它不肯离开上海，他不会说，我去到苏州生活。它市民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就觉得，在这种了解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慢慢让我了解到，这个城市从生出来，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一定存在很多特殊的问题。这个特殊的问题，是由城市化带来的，而且是由殖民地带来的，而且是由不同的文化当中的交流带来的。所以，它在很早的时候，遇见了很多城市将要遇见的全球化的问题，身份认同的焦虑，然后没有自己的根的那种，其实是焦虑的，而且是浮泛的，那种在心里边很深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不是现在大多数城市遇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一定会很多很多城市都要遇见这样的问题。上海是遇见了，它这么做了，它这样做法就是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受的，什么地方是不能接受的，什么地方才是它一条，在这样的背景下面的一条出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调查当中我获得了什么东西。
第三部分，我想要说在调查当中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一个故事它当中有很大的秘密和它内在的东西在里边。这个东西是我现在想要去搞清楚，而且想要去表达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前面的非虚构的形式可以完全表达的，所以要用一些虚构的形式加进去。我想，大家肯定每个人都知道，上海有一个公园是在外滩，我们小时候都说，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公园的门口有一块碑，碑上面写的“华人与狗不能入内”。从前这个公园叫“外滩公园”，后来叫“黄浦公园”。
但后来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说：“很多事情，你写上海的故事，有很多事情一定要自己去调查，让你的眼睛看见你才写，因为这里边的历史并不是被非常准确地记录，所以你不要轻信。”因为那时候我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已经卖得很好。“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在你的书里边写错误的东西。否则，你就会影响很多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从那个事情开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调查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那个碑已经没有了，你现在看不到那个碑。但是，那个真的碑到底是上头写的什么，有一张照片留下来，那张照片非常不清楚，你能够看到那个碑，但是你看不到上面字。所以说，这需要去调查，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对这个事情也很有兴趣，所以说我去查了很多很多的书，查下来是有七八条游园的规则：第一条，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进去；第二条，带狗的人不能进去，狗是不能进去的；第三条，衣冠不整的，穿拖鞋的不能进去。就像我们地铁上面有个规定；的确有一条，华人不能进去，华人非陪伴西人者，华人如果没有陪着外国人，你不能进去。”其实是这样子一块碑，我们把它接起来就是“华人和狗不能进去”，把它放在一起。
从这个公园开始到这个公园最后开放，经历了60年的时间。这60年其实上海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上海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第一个公共的游泳池，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游泳，有第一个公共的菜场，在此以前就是乡下人挑担子到各家各户去，不是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去买菜，有了第一个菜场，有了电话线，然后有了电灯，然后有了路，然后有了租界和华界交通的电车轨道。其实就是现代的城市的基础的建设是一点一点开始的。
我觉得，对上海这个城市来讲，它的确是对自己的判断不像其他的城市来得这么自豪和这么容易，因为它有过这样一个混血的关系，所以，对它的判断就是更需要用客观的眼睛，然后用历史的事实去找到它，然后来探讨它，然后慢慢地认识它。我觉得，就是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面，而且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面，如果缺少自信心的话，是不忍心看这些事情，也不忍心仔细地说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我到现在已经12年了，我从开始对到上海有兴趣，到今年是2004年。12年时间里边，我想，我的收获是很小，但是是很切实，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需要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上海，然后我可以看懂更多。
我最后想讲一点，就是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觉得，我非常高兴，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朋友是作家，他们会跟我讲，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坐到那个桌子前面，是很痛苦的事情。一个长篇小说在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那个凳子真害怕，就觉得坐下来就是要开始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那个坑里去，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边是喜欢的。我想，如果我不生活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北京，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也一定会最后成为一个作家的，就是在北京写作。但是，我生活在上海，上海使我成为了一个，大概我在北京不会成为的这样子类型的作家。我觉得，我的兴趣，就是跟上海这城市带给我的有一个很根本的联系，就是我非常关心这个文化的开放性和它的混杂性。我一直对这个文化的混杂有很大的兴趣，而且从心里边是觉得混杂的文化的地方，让我觉得我比较自在和舒服。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在美国我要写一本美国的书，然后我在美国的很多小城市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一个西海岸的城市，叫桑特巴巴拉。这个地方原来是墨西哥的地方，墨西哥从前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后桑特巴巴拉后来就变成了美国的地方。但是，它们留了很多墨西哥的和西班牙的建筑和建筑的风格，包括讲话的方式，有一些对东西的叫法，还有吃的食物，还有整个城市的气氛。我去桑特巴巴拉，我真的觉得舒服极了。我不是喜欢美国的人，我不喜欢美国的气氛。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我看到我拍的照片，我发现，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桑特巴巴拉，很可能你可以说它是西班牙的某个地方，它有那种混杂带来的突然的放松和自由，你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做点什么事情，不用什么事情都顺着美国人的规矩。然后，我可以有一个缝隙，可以是另外一部分东西。我想，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气氛，就是混乱的，但是可能性非常多的这种混杂的气氛。我觉得，这是上海给我带来的。所以，我会成为这样子的作家，会关心这样子的问题，会一直揪着身份认同不放。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因为遇见过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