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一直活在春秋战国·珍藏版大全集-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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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

　　　　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

　　　　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

　　　　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

　　　　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

　　　　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

　　　　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

　　　　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

　　　　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

　　　　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

　　　　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

　　　　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

　　　　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

　　　　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

　　　　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

　　　　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

　　　　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

　　　　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

　　　　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

　　　　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

　　　　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

　　　　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

　　　　“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

　　　　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

　　　　“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

　　　　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

　　　　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

　　　　“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

　　　　“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

　　　　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

　　　　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

　　　　公孙获表示不解。

　　　　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

　　　　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

　　　　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

　　　　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

　　　　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

　　　　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

　　　　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

第11章　刚柔并济的政治斗争（11）（）　
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

　　　　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

　　　　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

　　　　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

　　　　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

　　　　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

　　　　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

　　　　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

　　　　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

　　　　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

　　　　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

　　　　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

　　　　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

　　　　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

　　　　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

　　　　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