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3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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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由于对作用的强调和与政治密切关系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的地位。界革命还有力地促进了清末文学通俗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进程。总之，界革命给文坛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梁启超所做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偏重强调的内容而忽视了的艺术性，使许多作品囿于政治说教。又如，过分地夸大了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说是“国民之魂”。这种至上观贬低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再如，他片面夸大中国的消极作用，认为都“不出海盗海淫两端”而一概予以否定，从而落入崇外贬内的民族虚无主义中。
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各种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大多都互不联合，各自为政，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为了便于“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完成革命任务，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分散的、带有地方性的革命力量尽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前往日本。这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活动中心，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同盟会革命纲领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中山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对此黄兴欣然应允。孙中山又约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会见时，孙中山着重强调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而不相联络，各自起事，单独行动，“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所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设想，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三十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的住宅，召开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亚伯、朱执信、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包括除甘肃在外的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并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演讲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方法。接着黄兴等也相继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政，如何修睦外交。他们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则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对此孙中山做了阐述，他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还有人建议，这是个秘密组织，不应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大家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讨论宗旨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但有人对“平均地权”表示疑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历举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平均地权就是解决社会民生的第一步方法，并指出，作为世界最新的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仅仅只去解决种族、政治这两大问题，还应将最大困难的社会问题，一起连带解决，才可建设一个世界上最良最善的富强国家。孙中山解释完，众人鼓掌，表示赞同。于是同盟会宗旨获会议通过。接着，黄兴提议，与会者签订盟书。于是，每人抄写一份，由孙中山带着大家举右手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后，孙中山又到隔壁一屋，分别传授同志相见的握手暗语和三种秘密口号。随后，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握手，并祝贺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会议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经过二十天的筹备后，八月二十日下午二时，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住宅内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出席会员有一百多人。会上，首先由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三十条。这个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设本部在东京。本部机构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权力最重，由总理直接领导，内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议、调查六科。在这六科中，又以庶务科最为重要，如总理不在本部，“庶务”可代行总理职权。另外在评议部里，设有评议长和评议员；在司法部里，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分设九个支部，接受东京本部的领导。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有南洋支部、美洲支部、欧洲支部、檀岛支部。支部之下还设立各省区的分会。这个章程草案经过讨论修改，被大会通过。接着，在黄兴的倡议下，选举了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会上又根据会章选举了同盟会各部职员，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处理本部工作；汪精卫被推选为评议长，邓家彦为判事长，宋教仁为检事长。最后，黄兴提议把20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整个会议过程十分热烈。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基本上结束了各革命小团体分散斗争的局面，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将推翻帝制的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民报的出版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旅留日本，奔走檀香山、南洋、澳洲、美洲各地，建立保皇会，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诋毁革命。梁启超还曾佯称愿与孙中山合作，诱骗许多兴中会员（包括孙眉）转入保皇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回日本后，宣布“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批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
孙中山曾为梁启超的“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发誓所欺骗，想和康梁派合作。但是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看到保皇会的严重危害，痛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相继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文，揭破保皇派的“爱国”是爱虐民媚外的“大清国”，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换位。”第二年夏，孙中山到美国几十个城市访问，在华侨中广泛宣传革命，驳斥保皇派谬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宋教仁、程家柽等在东京创办20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反清革命。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时，由于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社员有半数加入同盟会，大会根据黄兴提议通过以这个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九月三日，在孙中山监收下，宋教仁、黄兴办完20世纪之支那移交手续，因其第二期载有揭露日本侵华的文章而被全部没收停刊，遂改名为民报，另行出版。
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初定月刊，后为不定期，每期六至八万字。编辑部设在东京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发行所设在东京半多摩郡内藤新宿宇番集町三十四番地宫崎寅藏家中。民报共发行二十六期，附另外一张、天讨增刊一册。先后署名为编辑兼发行人的有张继、章炳麟（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实际主编人，前五期是胡汉民；第六至二十四期，主要是章太炎（其中几期由汪东、刘师培代编）；最后两期是汪精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出至第二十四期，日本政府受清朝政府请求，下令查禁。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一日，汪精卫任主编再刊，秘密刊行第二十五期，标称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出至第二十六期即停刊。民报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分论说、时评、译丛、纪事、撰录、图画等栏，多数稿件由本社成员撰写或编译。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汪东、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刘师培、黄侃、汤增壁等。
第301章 清朝（55）（）
民报“以振扬革命理论，阐明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鲜明地揭示出了三民主义的旗帜。当时，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等刊物正在风行，对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影响。民报的出版，就使得革命派同保皇派的大论战全面展开，推向高潮。民报创刊号发表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民族的国民，点名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惑众“妖言”和“盛涌夫君主立宪之美”诸种谬论。康、梁立即在新民丛报上作出回答，并把他们文章辑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小册子，加印万份，散发到社会。两报的大规模论战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开始，在民报第三期上刊载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足为是报详确之宣言”，公开了其基本政治主张；并在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中，对新民丛报诸论点以逐条批驳。随后又刊行号外，列举民报和新民丛报根本分歧的十二个问题，表示“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辨驳，期与我国民族决此大问题”，论战剧烈展开。民报所载的和新民丛报论战的文章，集中在第三期到第十七期这十几期上。以革命派的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上海、天津、香港以及新加坡、曼谷、仰光、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论战，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保皇派“气为所摄”、“口为所钳”。这场大论战实际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洋奴”清朝政府；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共和政权；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民报驳斥了保皇、“开明专制”、反对平均地权、向清政府请愿等主张；传播了反对清朝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平均地权，武装起义等革命主张。但在论战中，把革命限于“排满”，害怕“自发暴动”会招致“内乱”、“瓜分”，不去触动西方列强在华特权。民报还积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俄国革命等。民报出版后，风行国内外。创刊号重印七版，发刊达六千册；其余各期也多次重版，销数达四、五万册以上。民报扩大了革命影响，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舆论准备。
萍浏醴起义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于次年被杀。他的牺牲，大大地加深了会党对清政府的仇恨。会党群众“誓复仇，益倾向革命，继续图大举”。其旧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煤矿联络矿工数千人。哥老会另一首领龚春台在浏阳、醴陵、一带继续发动会员，准备再次起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同盟会本部派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返湘，运动军队、联络会党，为起义作准备。刘道一回长沙不久，便约集蒋翊武、龚春台、刘重、刘崧衡等三十多位志士，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条船上秘密集会，讨论起义的策略方针、发动起义的步骤，并就联络会党、运动军队等事项作了具体分工，议定于阴历十二月夜在清朝官署封印时举行起义。会后，刘道一留长沙全盘负责筹备工作，并和同盟会东京本部联系。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同原先一起在那里从事会党工作的魏宗铨会合，同时加紧进行活动。
为了把各派力量联合起来，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下，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商量，邀约萍浏醴一带的会党首领共几百人，在萍乡蕉园集会，以延请道士替亡故的友人作冥寿为借口，举行开山堂大教典，以原来于湘、鄂、赣、闽各地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支部和武教师会等并入，歃血为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分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各司其职。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