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3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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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一年（1912年）五月三日，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一批标榜自由思想的维新派诗人在戊戌变法前后掀起的诗体革新运动，它与当时文坛以“时务文体”、“新民体”为模式的“文体解放”，“界革命”以及戏剧界的“国剧刷新”等文艺浪潮，都是改良主义文化启蒙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扫除封建正统文学的“薄今爱古”颓风，推动中国文学复兴为己任，试图以新理想使民开化，而为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变法图存的政治纲领服务。
“诗界革命”的理论前驱与杰出实践者是黄遵宪。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黄遵宪就在杂感一诗中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原则，成为最早的“诗界革命”的宣言。与朗山论诗一文称“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市井”之声，“皆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若“不能牵其真，而含我以从人”，“而吾心声皆他人心声”，则无诗可言。反对“尊古”、“剽盗”，要求写人间“真意”，自我“心声”。此后，黄遵宪以外交官的身份，遍游日本、美、英、新加坡，长达17年。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开拓了他的视野，形成了他既批判封建专制，但又“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政治观。对其后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黄遵宪在伦教作人境庐诗草序一文，根据“今之世导于古”的进化观点，强调今人应抛弃古人的糟粕，而不被古人所束缚，今诗必须“别创诗界”，而“自立”于古人之后。为“新派诗”的诞生大声疾呼。文中又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重要命题，对“新派诗”的创作原则和本质特质做了完整的理论阐述。所谓“诗之外有事”，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拓展创作题材，以国内外大事入诗，更以“欧洲诗人”，“鼓吹文明之笔”为模式。所谓“诗之中有人”，就是要求诗有鲜明的艺术个性，“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同时要有新的时代精神，塑造新的诗人自我形象。黄遵宪反对仿古，但不拒绝文学遗产。他主张“复古人比兴之体”，“取离骚之神理”，“不名一格，不专一体”，形成独立的艺术风格。在诗歌形式上，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即以古文家之法入诗，使诗散文化，加强诗的表现力。人境庐诗草序，在文学发展论、创作论、风格论诸方面都具有近代的理论色彩，是“诗界革命”的理论指导。黄遵宪自称其诗为“新派诗”，梁启超则称黄为“近世诗家三杰”之一。康有为序人境庐诗草称“上感国变，中伤仲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兴而意远”。黄诗形成了晚清诗坛中，继龚自珍后的又一高峰，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渡辽将军歌、聂将军歌等诗，确实已“弃史籍而采近事”，洋溢着爱国反帝精神，是“诗界革命”的实绩。今别离、登巴黎铁塔、樱花歌、锡兰岛卧佛等诗，写域外生活，为晚清诗开辟了另一生面。
黄遵宪之后，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十三年（1897年）间，夏曾佑、丘逢甲、谭嗣同、蒋智由、金天羽等相继竟为“新诗”，梁启超及一般晚清文学编年，据此界定“诗界革命”的兴起，就在此时。夏曾佑、谭嗣同之诗，被梁启超批评为“操撦新名词以表自异”，并无实绩可言。甲午战后，丘逢甲崛起台湾。论诗与黄梁接近，称“新筑诗中大舞台，侏儒几辈剧堪哀。即今开幕推绅手，要选人天绝代才”，希望有“神手”领导“诗界”。丘逢甲主张新诗要开拓新视野，寻求新题材。以史为诗，寓兴亡之感，则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丘逢甲曾亲率军民，御倭寇于台海，失败后内渡，居广东，与康有为、梁启超有所交往，与黄遵宪则为诗友。丘逢甲感事伤国，对时势之危殆，体会较深，“大禽大兽知何日，目极全球战正酣”。内渡之后，作诗1700余首，其中愁云（1895年）、春愁（1896年）、元夕无月（1898年）、题兰史罗浮纪游图（1902年）等名著，抒发台湾沦陷后志士之悲愤，抨击清廷之腐败卖国，指控列强之暴虐无行，不遗余力。而上承杜甫、陆游，慷慨纵言，悲凉壮美，遂震动一时，被称为“诗史”。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之一钜子”。
“诗界革命”的热情鼓动者与权威理论家是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避地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国风报等杂志，继续宣传变法主张，并创为“新民体”，推动“文体解放”，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黄遵宪、康有为、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等人的大量新诗，以及与黄遵宪论诗通讯等文章，震动国内，“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开辟新土”。“诗界革命”进入高潮。
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902年至1907年），梁启超撰饮冰室诗话一书，专论“诗界革命”，其理论贡献是：
一、以社会进步固“远轶前代”，“并世人物”亦不“让于古”的改良主义进化观，做为指导文学革新运动的指针，坚持“文学之进化”，反对“薄今爱古”的文学退化论，认为“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将绝”。
二、总结“诗界革命”兴起后，新派诗创作的成败得失，批评“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的幼稚倾向；品评“诗界革命”诸家，以“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丘逢甲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钜子”，黄遵宪“为诗界开一新壁垒”，从而为黄、丘确定诗界地位，扩大诗界革命在海内外的影响。
三、继黄遵宪之后，对“诗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更富于革命性的发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创作原则，主张“竭力引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并“熔铸进化学家（达尔文）言”。虽然，“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保持旧风格”之说，带有“旧瓶装新酒”的不彻底性，且旗帜鲜明地要求以“新意境”，宣传“新理想”，以诗歌“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体”，而达到“改造国民之品质”的社会效果，都具有进步意义。
四、肯定中国文学史上的“俗语文学”，认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当在俗语文学大有发展。在散文创作上主张“言文合”，在诗歌创作上则主张诗与乐合、俗语入诗。“新歌”要斟酌于雅俗之间，以合于“讽诵”。赞扬丘逢甲“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推崇黄遵宪出军歌、学校歌等通俗歌词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
梁启超本不善诗，后力学作诗，多“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去国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以文为诗，纵横恣肆，意境别辟，风格豪放。朝鲜哀词，得杜少陵法，康有为评为不愧诗史，叹为观止。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这个组织来源于长江以北各省中流传甚久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在嘉庆元年（1796年）起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和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起义失败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名义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的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独特的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运气。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
第296章 清朝（50）（）
北京街头的义和团成员义和拳没有统一的组织，需要联合行动时，就以比较有号召力的村子出面，发出帖子约邻村的义和拳一同行动。在鸦片战争以前，义和拳主要采取上述组织形式进行打富济贫的斗争。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义和拳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尖兵——外国教会势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到19世纪末，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汇合成一股反帝洪流，并很快演变为义和团运动。
义和拳之所以首先在山东兴起，并且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决不是偶然的。
甲午战争时，山东是主要战场，遭受过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战争结束后，德国先在这里强占胶州湾，英国又强租威海卫。后来，德国又把整个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取得了胶济铁路的修筑权，霸占了铁路沿线的大量土地。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也十分猖狂。据统计，仅山东一省的72个州县，就设有大小教堂1000多处，外国传教士300多人，招引和胁迫入教的教徒达到8万人之多，形成了一支压迫中国百姓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势力。清政府的地方官吏在百姓与教民发生冲突时，总是偏袒教会一方，压抑百姓。老百姓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唯一的道路只有拿起武器自救了。于是，义和拳在受帝国主义蹂躏压迫最为惨重的山东大大发展起来。
1898年10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北的梨园屯与直隶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弹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1898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等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直隶南部和中部。
当梨园屯义和拳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茌平、高唐、禹城等州县的义和拳，也在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天，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茌平率队前来援救。10月间，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振。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面对义和拳的浩大声势，山东巡抚毓贤提出了“招抚”义和拳的主张，并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力图加以控制，以便与侵略者讨价还价，伺机最后消弭人民反抗力量。森罗殿战役后，朱红灯率队撤回高唐、禹城、茌平等地活动。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因毓贤对义和拳镇压不力，压迫清政府将其撤换。毓贤慑于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在朝廷的督饬下，于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2月，清政府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毓贤于离任前两天（12月24日），杀害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
1899年12月下旬，袁世凯率武卫右军七千人到山东就任，立刻下令严厉镇压义和团。他颁布了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并“与诸军约云：如匪至即开炮，必不汝咎；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他还进一步扩充马步炮队二十营，并与驻青岛的德国侵略军相勾结，兜剿拳民。同时又采用所谓“分别良莠”、“劝谕解散”、“惩办假团”等手段，对各地义和团进行分化瓦解和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