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9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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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穿过鲁西南，突入苏北，然后又折回鲁西，在曹州县设埋伏。僧格林沁尾追不舍，向捻军寻机决战。终于陷入捻军埋伏圈，大部被歼，僧格林沁被击毙。
清廷闻讯后大震，急忙派曾国藩督师剿捻。曾国藩针对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以静制动的方针，以点和线，来围困捻军，制止捻军的运动。他调集十万重兵，配以新式枪炮，在淮水北、运河西、沙河及贾鲁河以东，沿岸设防，想逐步收缩，把捻军消灭在包围圈中，还成立一支机动部队专供往来游击之用。但赖文光等所率捻军，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多次重创清军，纵横驰骋于豫、鲁、苏、皖之间。
避署山庄烟波致爽殿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赖文光部与张宗禹部在开封境内会师，一举突破曾国藩设置的沙河及贾鲁河防线，大败河南巡抚李鹤年的河防军，乘胜东进，又打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然后又自山东回师，再破清军河防，重入河南。曾国藩苦心经营的合围“剿捻”计划告以失败。清政府只好改调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
第283章 清朝（37）（）
是年十月，捻军在河南许州，分兵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东入山东，是为东捻军；另一支由张宗禹、张禹爵为首，西走陕西，是为西捻军。分军后，东捻军由许州东向，越黄河直奔鲁西，试图抢渡运河进入山东。由于清军严守运河各渡口，只好折回河南，转进湖北。连克应城、云梦等县，夺取安陆府的臼石镇，驻守尹隆河一带。同治六年（1867年）一月，东捻军运用运动战术，向淮军进攻，大败淮军悍将郭松林，打死总兵张树栅。这时清军援兵四集合围，捻军腹背受敌，终于大败，损失二万余人。尹隆河战役失败后，捻军放弃了进兵川、陕与西捻军会合的计划，反被引入淮军战略圈套，进入山东地区。十一月，在潍县松树山之役，三败于淮军。接着，在赣榆之战中再次受挫，任化邦在作战中被叛徒杀害。此后，东捻军又在山东寿光受到淮军层层围击。突围中伤亡二万多人，被俘近万人，主力损失殆尽。赖文光率余部南入江苏，经淮安、宝应、高邮、邵伯等地，力图甩脱追敌。行至扬州东北瓦窟铺，遭到袭击，伤重被俘，后遭杀害。
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领的西捻军六万人，与赖文光分兵后，进入陕西，去联络回民起义军。回民起义军迅速东归，接应西捻军。正在镇压回民起义的刘蓉所率湘军，闻讯后匆忙东下，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赶至华阴前线，想一举击溃西捻军，然后回军去镇压回民起义军。西捻军弃营突然西趋，直取陕西省会西安。湘军绕道咸阳，回援西安。但等赶到，西捻军又折回蓝田，再次东下至临潼。刘蓉部紧追不舍。西捻军即由临潼虚张猛扑西安的声势，而以三万精锐埋伏于西安外围灞桥之十里坡。湘军追进包围圈，捻军伏兵四起，不到半天，全歼湘军14000余人。
十里坡之役后，清廷派湘军刘松山部赶至陕西，解救正被捻军、回民起义军围困的西安，但被捻军击败。同治六年（1867年）底，西捻军为了救援被困于山东、苏北的东捻军，东渡黄河，进山西，绕过王屋山，进入河南，次年初北折河北，越过保定，逼进北京，吸引围困东捻军的清军撤围来援。但时机错过，东捻军业已失败。三月，直隶饶阳一战，邱远才、张禹爵牺牲。接着，西捻军又突击淮军防线，南下在河南封丘、滑县等地击败淮军。但西捻军于四月中在山东东北部渡运河东走，酿成大错。五月，西捻军多次抢渡运河，均为清军河防军所败。从此，被清军围困在天津以南、黄河以北，运河以东的狭窄地带。捻军战士奋力作战，但清军又越聚越多，并配以精良火器。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西捻军全军覆没于山东荏平，张宗禹以十八骑突围，不知所终。
捻军坚持斗争十八年，活动范围达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十省区。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和北方各地的人民起义，给予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侵华
清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899—1900年），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波及全国，西方列强见清政府镇压无效，极其恐慌，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三月开始，用各种手段不断恐吓清政府，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各国外交使团先是警告清政府必须明令禁止义和团的活动，否则各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手段”保护外侨生命财产。随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又照会总署，要求清政府两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出兵“代剿”。随后，英、美、德、意、法、俄军舰在大沽口外举行联合示威。五月二十一日，外交团照会总署，勒令清廷将参加习拳，传布揭贴恐吓外人者，一律查办；将拳众聚会之住处屋主，一并收监；将查办拳众不利之员一律惩办；将为首焚杀之拳众，一并正法；将纵拳助拳之人尽行诛戮；直隶与邻省有拳团之处，地方官出示严禁。否则各国将自行调兵办理。二十八日，公使团议定调兵来京，武装干涉义和团运动。三十一日，美、英、法、意、日、俄六国公使借口“保卫使馆”，调兵三百多人侵入北京。随后，德、奥又派军队八十名侵入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各使馆，建筑工事，枪击义和团民。俄、英、德、日、美、法、意兵船二十四艘停在渤海湾和大沽口外示威，并派一部分军队在大沽口强行登陆，并且进驻天津租界。
圆明园遗址六月十日，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组成八国联军2100百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为阻挡八国联军进犯，义和团和清军拆毁了通往北京的铁轨，沿途阻击敌人，使联军三天才走了130里。在落垡和廊坊，义和团在董福祥的甘军配合下给八国联军以重创，联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迫使联军逃往杨村，又向天津方向节节败退。沿途又遭到团民袭击，在西沽武库又被清军和义和团层层包围。直到二十六日，才在大队援兵解围之下回到天津租界。在西摩尔联军进犯期间，北京的联军经常开枪射杀义和团民和普通群众。六月十四日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一排德国兵外出，命令士兵开枪，打死正在练武的团民约20人。当西摩尔联军在廊坊车站受阻时，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与各国海军头目合谋夺取大沽炮台，作为大举进攻中国的滩头阵地。十六日下午八时，联军向大沽炮台守将提督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于十七日午夜二时前交出西摩尔旧照，炮台，被罗荣光断然拒绝。于是，联军先于通牒限定时间轰击大沽炮台，正式挑起了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战争。罗荣光率领将士与敌激战六小时，毙伤敌军130余人，击伤敌舰六艘。但是罗荣光孤军无援、腹背受敌，导致大沽口三个炮台失守。随后，联军从大沽登陆，强占了塘沽等地。经过三天的烧杀，塘沽变成一片废墟。清政府于六月二十一日颁布谕旨向联军宣战。大沽失守后，义和团和清军开始了天津保卫战，在老龙头火车站、紫竹林租界地等处与联军展开浴血奋战。六月三十日从大沽登陆的联军增至18000多人，其中日、俄军队最多。七月九日，联军在天津城南发起总攻。直隶提督聂士成率部4000多人，在城南八里台与敌遭遇。聂士成冒着枪林弹雨一马当先迎战来犯之敌，聂士成中炮，腹裂肠出，壮烈牺牲。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八国联军在天津城内抢劫、纵火与屠杀，致使天津“积尸数里，高数丈”，河上浮尸“阻塞河流”。官署、钱庄、商店、工厂、仓库、民宅均被抢劫一空。七月二十二日，由列强主持的天津都统衙门成立，对天津、静海、宁河等地实行殖民统治。沙俄率先在占领区成立俄租界，各国纷起效仿，已占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扩大地盘；未占有租界的意、比、奥也各占一块，形成列强分割天津的局面。
英法联军占领大沽炮台旧照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八月四日自天津沿运河两岸分兵两路向北京大举进攻。两天后，直隶提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清政府不但不全力抵抗，反而于七日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乞求停战，但联军对此置之不理。八日李东衡率领的“勤王军”，在京津之间的河西务一触即溃，退走通州张家湾，李服毒自杀。十三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次日，英国攻破广渠门，北京陷落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帝和皇室成员仓皇出京，逃往西安。途中派奕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联军乞和。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部分爱国清军和义和团同联军展开了激烈巷战。在北京保卫战中毙伤侵略军400余人，清军也有640多人战死。八国联军在北京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繁华的街市成为废墟，成群的居民被集体射杀。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全城分为英、日、俄、美、法、意等几个占领区。为镇压当地居民反抗，美占区成立了“协巡公所”；日占区设立“安民公所”；英占区设立“保卫公所”；德占区设立“华捕局”等等。八月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率两万名德军来华，九月瓦德西任联军统帅，十月二十五日瓦德西到京，八国联军增至十万人。十二月十日，联军设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对北京实行殖民统治。联军还四处攻掠，北犯张家口、东占山海关，南侵保定、正定，俄国在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京、津的同时，还单独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
在八国联军的一再逼迫下，清政府不得不派全权代表奕、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以屈辱、赔款等条件与联军议和。
列强开辟租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其中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英国人可以携带家属到此居住。次年十月，又签订了虎门条约（原称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副件，规定“中方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等。英国人不仅获得在五口租地建房，永久居住的权利，而且还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到上海，和该地道台宫慕久交涉，租下城外黄浦江边的130亩荒地作为领事馆区域。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宫慕久用告示的形式，公布了与巴富尔协议的上海租地章程（又称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中国方面“决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一作李家庄）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东侧以黄浦江为界，西边于次年九月议定以边路为界、全面积约830亩。并且作出洋商租地建屋后，即可停租也可转租他人，但“业主不得任意停租”；“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木石桥梁，保持道路清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控沟排水、雇用更夫。领事馆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共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内租地建房或赁屋居住、存货者，应先向英国领事馆申请、藉悉能否允准、以免误会”等项规定，这为上海的“租界”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英国领事召集租地的外国商人按年开会，推选最初只有三个人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第二任领事阿礼国又以所谓的“青浦事件”为借口，强迫新任的上海道台麟桂答应扩充英租界的要求，使之向西伸展到泥城浜，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扩大到二千八百二十亩。同年一月，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到任，即与早已到达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商议，并通过法籍主教赵方济在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的地段内租赁房屋，设立领事馆。“青浦事件”后，上海道台吴健彰又屈服法领事的压力，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与英租界之间，总面积约980亩作为法租界区域。并规定：“各国人如愿在租界内租地建屋者，应向法国领事商明办理”。除此，还迫使上海道台宣布，法租界“偌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随至随议。”在此之前，美国第一任驻沪代理领事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