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5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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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绿，十分茂盛。后来，他特地编了一本小册子，推广种甘薯的办法。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移植到江浙一带来了。
这一回，徐光启提出练兵的主张，得到明神宗的批准，他满怀希望，想尽快练好新兵，加强国防。哪料到朝廷各个部门腐败透了，练兵衙门成立了一个月，徐光启要人没人，要饷没饷，闲得没事干。后来，好容易领到一点军饷，到了通州，检阅了那儿招来的七千多新兵，大多是老弱残兵，能够勉强充数的只有二千人，更说不上精选了。他大失所望，只好请求辞职。
公元1620年，明神宗死去，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接着病死，神宗的孙子朱由校即位，这就是明熹宗。徐光启又回到京城，他看到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又竭力主张要多造西洋大炮。为了这件事，跟兵部尚书发生矛盾，徐光启被排挤出朝廷。
徐光启回到上海，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本来对研究农业科学很有兴趣，回到家乡后，又在自己的田地上，亲自参加劳动，做一些试验。后来，他把他平日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著作，叫作农政全书。在这本书里，对我国的农具、土壤、水利、施肥、选种、嫁接等农业技术，都有详细的记载，真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呢！
宋应星和天工开物
宋应星（1587—1661年前后），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他出生在一个仕宦世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乡试考中举人。崇祯七年（1634年）出任江西分宜县学教谕，后历任福建汀州推官、安徽亳州知府。清兵入关后，他弃官返乡，终老山林。
宋应星生活的时代，明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些关心国计民生的读书人，已不再满足于坐而论道、空谈心性，而是将目光和精力投入到了与富国利民休戚相关的实用知识与技术的领域。宋应星就是这样的一个读书人。他关心世事，重视了解农、工、商各行各业的状况，强调对客观事物认真观察和仔细调查，他的名言是：“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他批评那些实际上毫无实践经验和知识，凡事只会凭主观臆度的所谓“聪明博物者”。他很注意探讨一些和人民生计休戚相关的问题，总结对发展社会经济有利的科技知识和生产经验。
宋应星一生著作宏富，有言十种、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和天工开物多部，其中前四部已失传。解放后，他的四篇佚著：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得以重见天日，使后人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与抱负。野议是议论明朝政治的得失，提倡政治改革的文章；思怜诗是作者愤世忧民的内心激情的表露，有几首诗还批判了“宿命论”；论气和谈天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如他提出“盈天地皆气也”，由气构成的自然界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过程之中，并由此阐明了关于物质不灭的思想。
但宋应星著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天工开物。此书写于分宜教谕任上，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伯聚刊行。
天工开物全书分上中下3卷，又细分18卷，每卷一目。还附有123幅播图，绘制精良，与文字说明互相补充。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巨著，内容涉及到衣食住行、金属冶铸、锻造、矿物的开采、矿石的烧炼、造纸、兵器、火药、颜料、酵母剂的制造，珠宝玉料的开采等等，当时所有的社会生产行业几乎全部包括在内，既总结了我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就，又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宋应星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能够巧夺天工，开发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所以把书名定为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有着重大的科学价值。首先，它总结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验。书中对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水稻的记载最为详尽。他尤其注意总结经济作物的栽培经验。书中还载有利用杂交优势改良品种的科技知识，如利用不同蚕蛾品种杂交而“幻出新种”的方法。在手工业方面，介绍了丝织业中结构精良的提花机及织造工艺，记载了冶炼业中的大型失蜡精密铸造法和先进的“灌钢法”、炼锌技术等。书中对榨糖、榨油，以及劳动人民在生产中革新发明的晒盐法等都详加记录。
其次，天工开物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阐述了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一些知识，破除了人们的某些迷信观念。例如，他解释了出现在田野的磷火现象，说明并非鬼火；指出“夜光珠”的“夜光乃其美号，非真有黑夜放光之珠也”；说明窑变是原料变质引起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现象。
第三，天工开物极注意用数据说明问题。宋应星在书中对生产各种产品所需要的时间、人力、原料，生产工具的规格、尺寸、效率，各种金属的比重，合金成分的比例等等，都有具体数据做说明。据今人研究，很多数据是科学的。这种态度，对只注重定性描述的传统思维方法是一种突破。
第245章 明朝（25）（）
天工开物出版后，很快流传国外。公元1869年，它又被译成法文，介绍到西方，译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业。但遗憾的是，到清朝后，天工开物在国内不久就失传了。正如宋应星在该书序言中所预料的，在科举制盛行的年代，是不会有多少人去注意他的著作的。辛亥革命后，才又有从日本刻本转手重印的版本流传国内。解放后，我国在浙江宁波发现了崇祯十年的原刻本，影印出版后引起学术界重视。
忠烈之臣左光斗
明神宗后期，有个官员名叫顾宪成，因为正直敢谏，得罪了明神宗，被撤了职。他回到无锡老家后，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附近一些读书人听到顾宪成学问好，都赶到无锡来听他讲学，把一所本来就不大的东林书院挤得满满的。顾宪成痛恨朝廷黑暗，在讲学的时候，免不了议论起朝政，还批评一些当政的大臣。听过讲学的人都说顾宪成议论得对，京城里也有大臣支持他。东林书院名声越来越大。一些被批评的官僚权贵却对顾宪成恨得要命，把支持东林书院的人称做“东林党人”。
明熹宗刚即位的时候，一些支持东林党的大臣掌了权，其中最有名望的要数杨涟和左光斗。
有一次，朝廷派左光斗到京城附近视察，还负责那里的科举考试。
一天，北风刮得很紧，天上飘起了大雪。左光斗在官署里喝了几盅酒，忽然起了游兴。他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到郊外去踏雪。他们走着走着，见到一座古寺，环境十分幽静，左光斗决定到里面去休息一下。
他们下了马，推开虚掩的寺门，进了古寺，只见左边走廊边的小房间里，有个书生伏在桌上打瞌睡，桌上还放着几卷文稿。左光斗走近前去，拿起桌上的文稿细细看了起来。那文稿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采，左光斗看了不禁暗暗赞赏。他放下文稿，正想转身回去，忽然想到，外面正下大雪，天气严寒，那书生穿得那样单薄，睡着了岂不要受凉，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披的那件貂皮披风解下来，轻轻地盖在书生身上。
左光斗退出门外，把门掩上，他打发随从到寺里和尚那里去一打听，才知道那书生名叫史可法，是新到京城来应考的。左光斗把这个名字暗暗记住。
到了考试那天，左光斗进了厅堂。堂上的小吏高唱着考生的名字。当小吏唱到史可法的名字时，左光斗注意看那个送试卷上来的考生，果然是那天寺里见到的书生。左光斗接过试卷，当场把史可法评为第一名。
考试以后，左光斗在他的官府接见史可法，勉励了一番，又把他带到后堂，见过左夫人。他当着左夫人的面夸奖说：“我家几个孩子都没有才能。将来继承我的事业。全靠这个小伙子了。”
打那以后，左光斗和史可法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史可法家里贫穷，左光斗要他住进官府，亲自指点他读书。有时候，左光斗处理公事到深更半夜，还跑到史可法的房间里，两人兴高采烈地讨论起学问来，简直不想睡觉。
左光斗和杨涟一心一意想整顿朝政，但是明熹宗是个昏庸透顶的人。他宠信一个很坏的宦官魏忠贤，让魏忠贤掌握特务机构东厂。魏忠贤凭借手中的特权，结党营私，卖官受贿，干尽了坏事。一些反对东林党的官僚就投靠魏忠贤，结成一伙，历史上把他们称做“阉党”。杨涟对阉党的胡作非为气愤不过，大胆上了一份奏章，揭发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左光斗也大力支持他。
这一来可捅了漏子。公元1625年，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勾结起来攻击杨涟、左光斗是东林党，罗织罪状，把他们打进大牢，严刑逼供。
左光斗被捕以后，史可法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每天从早到晚，在牢门外转来转去，想找机会探望老师。可阉党把左光斗看管得很严密，不让人探望。
左光斗在牢里，任凭阉党怎样拷打，始终不肯屈服。史可法听说左光斗被折磨得快要死了，不顾自己的危险，拿了五十两银子去向狱卒苦苦哀求，只求见老师最后一面。
狱卒终于被史可法的诚意感动了，想办法给史可法一个探监的机会。当天晚上，史可法换上一件破烂的短衣，扮着捡粪人的样子，穿着草鞋，背着竹筐，手拿长铲，由狱卒带领着进了牢监。
史可法找到左光斗的牢房，只见左光斗坐在角落里，遍体鳞伤，脸已经被烧得认不清，左腿腐烂得露出骨头来。史可法见了，一阵心酸，走近前去，跪了下来，抱住左光斗的腿，不断地抽泣。
左光斗满脸是伤，睁不开眼，但是他从哭泣声里听出史可法来了。他举起手，用尽力气拨开眼皮，愤怒的眼光像要喷出火来。他骂着说：“蠢才！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来干什么！国家的事糟到这步田地。我已经完了，你还不顾死活地跑进来，万一被他们发现，将来的事靠谁干？”
史可法还是抽泣着没完。左光斗狠狠地说：“再不走，我现在就干脆收拾了你，省得奸人动手。”说着，他真的摸起身边的镣铐，做出要砸过来的样子。
史可法不敢再说话，只好忍住悲痛，从牢里退了出来。
过了几天，左光斗和杨涟等终于被魏忠贤杀害。史可法又花了一笔钱买通狱卒，把左光斗的尸体埋葬好了。他想起牢里的情景，总是情不自禁落下眼泪，说：“我老师的心肠，真是铁石铸成的啊！”
太监乱国
太监乱国是明朝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明初，太祖朱元璋曾严禁太监干预政治，规定对违犯者处以死刑，他还对太监的官阶作出限制，要求他们不准超过四品。明成祖朱棣为了夺取建文帝的政权，曾利用宫廷太监刺宫内政事情报，因此他开始重用太监。在夺得帝位后，他派遣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马骐镇守交趾、侯显出使西番，由于镇守西北的诸将大多是洪武、建文年间所任用，因此对他们职掌军权有所不放心，于是在边界设立镇守官，这些守官多由太监担任。同时他又在京城设立东厂，侦查政事，所以，太监在永乐年间已开始了局部的参与政治。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太监王振在东宫随侍太子朱祁镇。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死，太子继皇帝位（明英宗），当时英宗只有九岁，对王振倍加宠信，这使王振能够作威作福，试图左右朝政。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入侵，王振挟持明英宗“亲征”，在土木堡兵败后，明英宗被俘，护卫将军懋忠激于义愤，用棰将王振击死。但是，明英宗在景泰末年发动“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位之后，却为王振昭雪。其后，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1506—1521年）又宠信太监刘瑾，造成政治上的昏乱。但最严重的宦官之祸，足以贻误明王朝存亡的太监擅权事件，应该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太监误国事件了。
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年），朝政由太监魏忠贤把持，致使朝纲混乱。明熹宗死，其弟朱由检登位（崇祯帝）后，处死了魏忠贤，但明朝廷中太监的势力并未因此而消失。崇祯帝继位之初，有鉴于历朝太监之祸害，曾对太监的权势作了一定的抑制。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处死了魏忠贤后，即将南京守备太监杨朝、浙直织造太监李实、承天守备太监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监冯玉、天寿山（明陵）太监孟进、漕运太监李明道、崔文升等革除官职。十一月，崇祯帝又下谕说：先朝在宣大、蓟辽、东江等地区派太监监军，操持大权。但宦官监军，自古以来引以为戒，所以，应一律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