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师-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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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结束后，杨幼敏暗地里找到我，向我传递了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愿与苏区红军高层领导人进行谈判，达成“互不侵犯”这一信息。我满口答应向上级反映，并尽力促成这件事。双方自然是皆大欢喜。看来历史还是沿着原来的轨迹在运行。我知道政委对我处理取俘虏这件事虽然表面支持，但心里肯定存在疑虑或一些想法，如不及时沟通，使两人产生隔阂就不妙了，就会影响到红34师的发展大计。晚上，我主动找到政委，便将我受主席的指点，所产生的设想以及与何司令员的交谈到冒险打这一仗，并通过释放俘虏促成与陈济棠谈判，最终能达成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之目的，使中央苏区的南线暂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利用陈济棠打开蒋介石对苏区经济封锁的口子，秘密通商，以缓解中央苏区经济的困境的这一行动计划全部说出。我继续说道：“这一行动计划事关大局，且环环相扣；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大局。当时，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出了事怕连累你，所以暂时就没告诉你。目前，这个计划只有主席、何司令员和我知道。好在计划的前半截已顺利实施，剩下的就交给上级领导去处理吧！”
政委听完后，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好你个老陈，真是了不得！这么件大事就被你不露痕迹地给办成了。有胆略有智谋，我老程服了。不过，老陈你不够战友，我老程难道怕挑担子。”
“好了！政委，下回有事一定由我两人承担。这件事只你知道就行，还须保密。”我只好开口投降。随后我俩商量着怎么给主席和上级说这件事。最后决定写一封详细的信给主席，何司令员那里由我亲自去汇报。
翌日，我带了一些缴获的战利品去见何司令员。“树湘，这一仗打得好哇！有勇有谋。”何司令员显得非常开心。
我连忙说：“是您领导有方嘛！”
“算了！你别拍马屁了。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有什么事吗？”
“那边来消息了。”我小声说道。何司令员一听忙把我拉进里屋，我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叙说了一遍，并把陈济棠传递的信息如实地转告给他。何司令员听完思考了一下严肃地说：“树湘，你这件事办得好！但要严格保密，对外不得透露半点信息。待我向中央和苏区政府汇报后再做决定。”
“是！我一定严守秘密。”说完，我便告辞而回。后来的发展正如历史所述，只不过时间提前了几个月。中央和政府在m*、zu德、z恩来等人的力举下，作出决定：派遣何长工、潘汉年（时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作为中央红军代表与粤军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粤军独立第七师师长）、黄任寰（此三人均为陈济棠心腹）进行会谈。双方住进了粤军第二旅驻地罗塘镇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一座二层小洋楼，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秘密谈判，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很快达成了如下五条协议：一、就地停火，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奥军防区用陈部护照。由于双方保密工作极为成功，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严密，直到红军撤离苏区时都没有被发觉。陈济棠还借口前段进攻苏区损失一个师，向蒋介石索要了一个师的武器装备。
南线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暗地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又讨了红军的好；红军则找到了突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口子，得到了苏区急需的物资。主席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非常满意，还来信对我进行了表扬，并对苏区南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为消除“赤白对立”，苏区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印刷了五千份，散发在苏区南部的粤军阵地。同时，主席还指示我们可以小规模出击，不碰粤军的主力，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过交待，避免引起猜疑。我则借这个机会，派出特侦营与小部队专门袭击没有粤军主力驻扎的县、镇，搜缴官僚地主恶霸的私财及物资，几个月下来，搜获的银元达8万多块，金条近200根，还有大量的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可谓是大获丰收。
第十二章 驿前炮声隆（一）（）
当南部防线出现难得宁静的时候，而苏区北部防线上依然是炮火纷飞。三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坚守广昌北面甘竹一带最后一道防线。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北路敌人以4个师攻占凤翔岭后，很快在东华山一带建立了大量碉堡工事，并以此作下一次进攻的基地。中央红军主力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便主动出击，三军团冲击东华山前沿阵地五都寨，一军团则迂回敌后，一度形成对国民党军4个师的包围。这一仗红军若能取胜，至少将使国民党北路军崩溃。但由于一、三军团火力不强，包围了两天没能消灭敌人，而陈诚援兵已至，一、三军团只能撤退。这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都在20个团以上，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规模较大的一次战斗，红军主力一、三军团遭受较大损失。
五都寨战斗后，陈诚按预定计划，继续采取稳扎稳打，缓慢向前推进，逐渐逼近广昌。这时，以bo古为首的z共z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在广昌组织一个指挥部，以bo古为政委，李德担任事实上的总司令，调集一、三、九军团主力共九个师，准备同敌人决战。他们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要象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大肆筑堡挖壕，修建所谓的“永久工事”。实际上这些泥木砖石修成的土堡垒，根本承受不起飞机和重炮的轰击。
四月十日，北路敌人以11个师的重兵，在飞机、重炮、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分两路进攻广昌。bo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对全军下了死命令：“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在敌机和重炮的猛烈轰击下，红军的堡垒几乎都被夷平，而守卫堡垒的红军指战员常常整营整营地被消灭。很多红军高级将领如三军团长pon德怀、一军团长lin彪、政治委员lie荣臻等，纷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进行阵地战，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然而，李德仍顽固地坚持已见，胡乱指挥，从而红军失败成为定局。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战斗从4月10日打到4月28日，十八天在敌人炮火下的死守，造成了红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一一4000人阵亡，人受伤。单是三军团伤亡就超过三分之一。面对如此的惨重损失，彭老总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着李德的面怒斥道：都是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瞎指挥，“根据地和红军将会被你送掉！你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在进行着保卫建宁的战斗。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作了最坚决的抵抗，但仍未能守住。5月16日，红军被迫放弃了建宁。
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之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分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然而，bo古、李德仍未能汲取广昌失败的教训，依然采取“六路分兵”、“全面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陂、驿前、连城等地区，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红军逐渐陷入绝境。
南线自红军与粤军开始进入秘密谈判后，我就知道苏区南部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安宁。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求得红34师的发展及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引起我深深地思考。我不断与几个师领导进行探讨，交换着意见，又开了几次会，逐渐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结合后世的一些先进的军事理念及军事思想，我决定将34师的人员编制暂定为人左右，分为5个战斗团与师直属部队，每个战斗团约为2500人，可作为一个独立作战单位，并结合武器配备及军事训练，战斗力应达到或超过敌主力师的一个旅。这样一个师的战斗力就可达到或超过敌两个主力师。因此，还须扩建一个团，其兵源来源是粤赣军区为我师补充的1000新兵，我们自己扩红500人（自我师取得武平大捷后，自愿到我师报名参军的青年络绎不绝）再加上伤好归队的老战士1100余人；这样，我师编制就可达到满员要求。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还需提高全师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和技战水平。首先是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才是我军战胜强敌的重要法宝之一；使每个干部战士真正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懂得只有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冶，天下穷苦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进一步增强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自觉牲，步调一致，上下同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做到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拖不垮打不烂，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为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活动的开展，如个别谈心、诉苦会、演戏、讲故事比赛、革命歌曲比赛、体育竞赛等，将政治思想教育融入其中，就会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第二是加强全体指战员的身体素质、军事素质及技战水平的训练，并不断提高。由于南线秘密协议的签订，我师已无大的战事，只需少部分部队修筑工事和战斗值班，因而全师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进行高强度训练。笫三是继续加强教导大队的培训，进一步提高班、排、连基层指挥员的军事水平与指挥能力。同时，开展营、团干部的军事培训。笫四是在全师兴起一个学文化的热潮。主席后来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求全师指战员至少学会300至500个字。总之，希望通过这几个月的训练，使全师成为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铁的组织纪律，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和技战水平及一定文化素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我将自己的这些设想与建议，在师党委扩大会上提了出来，获得一致赞同。师党委作出决定：责成各单位、各部门立即制订具体方案计划，迅速实施。于是，一个轰轰烈烈地大练兵、学文化活动在34师蓬勃地开展起来。
我在这个时期除了担任营、团干部培训班的部分讲课外，主要精力都放在分析研究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上。进入五月份，局势更加明朗：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了；剩下的只能是突围、长征。我也得考虑为红34师长征作物资上的准备了。这时，苏区南部与粤军的秘密通商的渠道已经开通，我将需要的物品开列了一张清单：油布张（缝制雨衣），煤气灯五盏、防风马灯500盏，煤油4000斤；手电300个，电池2000对（包括发报机用的电池）；钢盔6000个（武平缴获有9000个）；盐巴3000斤，各种医药药品50箱。责令后勤部务必在七月底前全部弄到。
六月中旬，随着国民党北路军的节节推进，而陈济棠的南路军自3月以来进攻苏区却毫无进展，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在其威逼下，陈济棠不得不集中兵力，准备进攻筠门岭。此时守卫筠门岭的红军主要是我红34师和红二十二师（原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已调走）。陈济棠怕强攻遭受重大伤亡，再加之有红34师在，不太好对付；于是便派出代表与我部商谈，我请示上级得到同意后，可以让出筠门岭防线。但我和政委商量趁此机会狠敲陈济棠一把，于是便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若粤军无偿给我军提供如下物资：75mm山炮炮弹800发，*1500发，98k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30挺，各种子弹50万发，*300公斤，望远镜60个，药品50箱，全国地图及南方诸省地图；则我军同意让出筠门岭。陈济棠拿着我的清单，掂量了又掂量，考虑了再考虑，最后还是心疼了一下，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