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3期-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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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收到了一份最隆重的千年邀请，居然一个接着一个轮番面世！而中国，居然也像编教材和辞书一样，不知从哪里涌现出一大批合格的发掘者、鉴别者、考证者、研究者，对每一个地下迷宫进行了安顿和阐释。
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孔子学院、稷下学宫开始就隐潜下来了，只等待着重大文化话语的出现。一旦等到，他们又从容镇定，完全不理会当时和今后的政治麻烦。为此，我曾一再对外国学者说，请不要继续片面地嘲笑灾难时期的中国文化。连西方最发达的那些国家都未必能够从容对付的古代文化难题，在灾难时期的中国，却有一支支大规模集结的文化力量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大方方地破解着，与当时荒唐而脆薄的文化表象构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不，明明是一场文化大灾难，由于撞到了悠悠文脉，刺激了浩浩文心，也就变成了文化大发现。
这种相克相生的吊诡现象，显然不符合“非白即黑”的政治划线论，因此直到今天连很多当代史研究者也苦于面对。他们说了那么多话，却一直不愿清楚地告诉人们，那些最重大的历史文化，发现于什么年代。他们只敢说，那个年代只有破坏，没有发现。
文化大灾难为什么总是伴随着文化大发现？这是《周易》、《老子》的哲理，盈缩抑扬的规律，此处不作详论。比较简明的事实是，这些文化大发现让我们在灾难中惊讶地确认了孔子之前的伟大文化（例如河姆渡、妇好墓等等）和孔L子之后的伟大文化（例如兵马俑、马王堆等等），预示着一种更伟大的文化前景即将来临。显然，这又是孔子学院在上课了，只不过当时不少学生有点发晕，所以神秘老师拿出来的教材特别珍贵，足以振大地之聋，发历史之聩。
这一切，当然要比现实政坛上那些官员的上上下下、什么时候宣布政治运动的开始和结束重要多了。文化的眼光，毕竟不同于政治的眼光。文化既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政治的装潢，而是一种精神天国的裁断和预言，即便是再强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未必抗拒得了。
记得当时我最感好奇的是，一生无所畏惧的毛泽东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突然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某种忧虑，掀起了“批儒评法”运动。有人说他是借此影射某位助手，这实在太小看这位政治领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了。他是在做一次告别性的自我询问：辛苦了一辈子，牺牲了那么多人，中国，会不会还是孔子的中国？他的这种不安感，来自于他对孔子的了解，也来自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看看他满屋子的线装古籍，就明白了。
两千多年前的诸子学说，竟然如此苦恼地盘桓于一个现代革命家临终前的脑际，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奇特的文化现象，而且只属于中国。
所谓“文明古国”，真不是随便叫的。
——此文纵想两千余年，围绕着一个话题：文化和教育，看似斯文，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参不透的，我们只能一次次梳理，一次次仰望，一次次疑惑，一次次追寻。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勇敢的年轻人试图叛离这种过于强大的力量，告别这座过于悠久的学宫，出门远行，深入草莽旷野，漂泊异国他乡。但是，走了几十年，看起来从生态到心态都已经彻底异化，连说中国话也不太利索了，某一天在某一个天涯海角，依稀听到从哪个小木屋的窗口轻轻传出讲述孔子、唐诗或书法的声音，仍然会怆然停步，呆立半晌。至此才知，自己还是那座庞大无比的千年学宫的学生，只是逃了一阵学，未曾叛离得了。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
袁 敏
（本文字数：2813） 《收获》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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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收获》2006年第6期“亲历历史”栏目撰写的《我所经历的1976》发表后，许多看过文章的朋友和并不认识的读者纷纷来电话、发短信、写E－mail，反应之强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小我近两轮，在我看来肯定应该对“超女”“粉丝”等前卫、时尚的东西更感兴趣的媒体人看了文章深夜来电，说：袁敏，太震撼了！你应该放下你现在手中正在干的一切，不要编杂志了，也不要做会馆了，你现在就应该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那段历史，那一拔年轻人完完整整写出来！
那一夜，我通宵失眠。我想这位媒体人之所以会觉得震撼，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和书写那段历史的人。我原以为，尘封了三十年的那段历史今天没有人会再关心、再激动、再感兴趣，我重新打开记忆的窗口，完全是出于一个亲历这段历史的当事人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现在我明白，这不仅仅是责任，更是追寻一种久违的精神。当今天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沉浸在金钱、名利、权贵、肉欲等等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中时，这一种久违的精神便更显现出脱俗、高洁、厚重、大气、慷慨激昂。我在写与此相关的文字时，发现自己对这种精神从骨子里充满了沉醉和迷恋，还有一种无以表述的景仰。而让我更加有冲动和激情去追寻这段历史和这种精神的，恰恰是在我看来对现实狂恋对历史厌倦的年轻人对我写下的久远的人和事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好奇。
这是我下决心重返1976的由来。
醉白楼里的回忆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开始的。
而我对醉白楼的选择则是基于一个“醉”字，我历来相信“酒后吐真言”。三十年的沧桑足以掩埋厚厚的历史，三十年的人生也是以淡漠辛酸的往事，要让一帮皱纹已爬上眼角，自发已悄然滋生的中年人和我一起打开尘封的记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三十年后重新聚首，举杯其饮，一醉方休，却是接到我邀约电话的每一个当事人共同的愿望。
为了这次聚首，我特意找出了我哥哥一直珍藏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七个同学少年个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清朝的眉宇间有一种久违的明净。看着这张照片，我仿佛觉得周围的一切污垢都会远远退去。七个同学中有五位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我不知道经过三十年的世事沧桑，当年这些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们如今会是什么模样？
醉白楼座落在杭州最美的一角茅家埠的绿荫丛中，虽然它那古色古香的装潢和服务小姐略嫌俗气的打扮不太合我的心意，但它远离闹市的那种幽静和不事张扬的洽谈却让我对它情有独钟。
夜幕降临时，我所邀请的客人们陆续走进了醉白楼，他们都是下了班以后从各行各自的单位赶过来的，他们都已人到中年，脸上带着公家人掩饰不住的疲惫，开始发福的身材和鬓角滋生的白发让你不得不感叹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在他们身上你几乎已经找不到照片上那些青春少年当年的影子。
那一夜一共到了七个人；我哥哥瓜子；退休中学老师毛宁；当年和我哥哥一起关在北京监狱的阿斗；“总理遗言”案被抓者中年龄最小的晨光；那次和最终诞生“总理遗言”密切相关的“狗肉聚会”的始作俑者大耳朵；真正的“总理遗言”制造者蛐蛐儿的前女友J；还有这次聚会的发起人我。我最最遗憾的是我姐姐晓燕和“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蛐蛐儿的缺席，晓燕那天晚上另有公干，无法请假，面蛐蛐儿目前的身体状况尚无法来参加这次聚会。虽然之前我和哥哥曾商量是否用车去接他，然后连人带轮椅一块儿抬上来，但斟酌再三，我们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把握这样的聚会给蛐蛐儿会带来什么样的的冲击和刺激，他目前的生活虽然简陋但是平静，这对一个病人应该说是比较适合的状态，假如我们的聚会又在他心中凿开大洞，掀起滔天巨浪，那对他的身体会不会造成不良影响谁也能预料。
大家坚持不要红洒和白酒，一致说只喝清凉沁脾的啤酒。但我注意到，他们连啤酒也喝得不多，菜吃得更少，醉是根小小可能的，每一个人都清醒异常，但这并不妨碍大家打开回忆的的闸门。没有铺垫，没有过渡，尤其须引导和提醒，忆起1976年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几乎每一个人都滔滔不绝。尽管那天我带了录音机和采访本，但我终究没有拿出来，我觉得在那样的场合，自己无法只做一个冷静旁观的笔者，因为当年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回忆，郜点燃起我血液中偃熄了多年的火苗，让我全身心热血奔流，我在这一瞬间深深体会到：1976年那段岁月已刻骨铭心地嵌入我的生命，无论这段岁月走得多么久远，只要有一根火柴轻轻一擦，熊熊的烈焰就燃烧起来了。
1976年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件追查的重大政治案件，这一案件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案牵连而遭传讯和被追查者无数。直接涉案成员可分为三部分：北京组、临安组、留守组。北京组关押了核心案犯七人：遗言制造者、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蛐蛐儿）；蛐蛐儿的父亲，杭州市第一医院院长李伯伯；我哥哥，杭州半山发电厂青年工人瓜子（我哥哥的绰号）；我姐姐，杭州炼油厂青年工人晓燕；我父亲，“文革”中被打倒、后又被解放但仍赋闲在家的老干部；浙江江山某军工企业职工阿斗；阿斗的父亲，“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一度出来工作，后又靠边站的老干部刘叔叔。临安组关押了涉案人员五人：阿斗的妈妈，浙江大学的干部许阿姨；我哥哥的同学，当时刚从农村抽调回城的大耳朵；父亲曾任团省委书记，被大家当作小弟弟的晨光；比我哥哥他们要大七八岁，但不知为何也进入了这个圈子的中学体育老师毛宁；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王叔叔。而留守组则是我们这些虽然没有被抓进去，但也遭到公安部门软禁和反复传讯的家属，有我，我母亲；阿斗的妹妹小利，弟弟小亮；蛐蛐儿的母亲；蛐蛐儿的前女友；晨光的姐姐；毛宁的妻子张老师和其三岁的女儿妞妞。
那天来醉白楼参加聚会的有北京组两位，临安组三位，留守组两位。得知我写了一篇《我所经历的1976》在《收获》发表，大家都很兴奋，看得出来，他们还是希望今天的人们了解那段历史，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尤其是大家说到了已经去世的蛐蛐儿的父亲李伯伯，阿斗的父亲刘叔叔，说到涉案还活着的老人现在都已八十多岁了，不免沉重和唏嘘，更感到抢救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我说我就是为了这个约大家来的，我们每一个当事人都有这个责任。他们说，你不用说责任，这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情，多少媒体想要采访，我们都拒绝了，为什么？我们怕把事情写走样了，这是写历史，不是写故事！你来写最合适了，因为你也是当事人，你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激情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那样的激情和活力进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他们的述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
醉白楼酒酣人散时，我留下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并和他们约定，找一个时间一起去临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关押了“总理遗言”案五个要犯的“留椿屋”，寻觅1976年的风雨烟云。
然而，这个约定很长时间没有成行。这些当年曾是“文革”中共和国头号大案中的要犯们，现在几乎个个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不是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