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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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师傅决心不放过这个隐藏很深的贪污犯，他一直暗暗观察着，每逢大小政治运动到来，他都要用匿名大字报和匿名信的形式，揭发他认为的那些可疑分子。另外，卞师傅永远不能原谅绝大多数的女营业员。……因此，卞师傅在替她们到食堂打饭的时候，常常在楼梯拐角处，把唾沫喷到她们的饭碗里。
有点意思，卞容大从小受的就是这样文化的熏陶。可惜卞容大的性格和这样的小市民习气没有任何关系。无非是哗众取宠罢了。
卞容大的身后，是一只大垃圾桶，垃圾桶上方，挂了一只投币的避孕套自动售货箱，箱子上面用醒目的红字写着：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请用避孕套。有人用彩色油性笔修改了这句话，改成：为了妓女和嫖客的健康，请用避孕套。一个男人，在垃圾桶的掩护下，刷刷地小便，酣畅淋漓。卞容大回头看了一眼，男人背着的身体在微微抖动，他在享受排泄的快感。一个人，只要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是会有快感的。悲哀的是，有的人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有的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却无法获得快感。更为悲哀的是，有的人，有了快感也无法表达。我操！
烦恼、快感，是一种生理反应；痛苦和欢乐才是精神反映。需要排泄就排泄一下，排泄完就有快感了，但形而下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形成艺术。这个细节让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一首短诗《黄昏的微光》：透过被风摇动的路灯微光，/卖淫的各条街巷里大显身手；/像蚁冢一样向四面打开出口，/它像企图偷袭的敌人的队伍，/到处都要避出一条隐匿的道路。当努力地寻找生理快感时，作品就堕落成“商品灵魂的卖淫”——一个搔首弄姿的妓女，在露天市场，向素不相识的过往者，挤眉弄眼。
他下身长出阴毛来了！多么丑陋的卷曲的毛啊！他在变声，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会突然跑调，就像一匹无法控制的受惊的马。他长喉结了，胡须开始变得又硬又多，脸颊上出现了青春痘，深夜里发生了丑恶的梦幻并遗了……她总是戴着洁白的风雪帽，彤红的脸颊，水灵灵的眼睛，活像洋娃娃，而下面，竟然是裸体！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得要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谛。“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要倾听这种超越个人的智慧，这说明伟大的小说总是比他们的作者还要聪明。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应当改换职业。”透过池莉的这些简单而粗俗的描写，我们感觉不到这是小说艺术，简直是地摊文学。只觉得这位作家的生理卫生常识学得不错。
还有两支炭棒笔，这是从大号的废旧电池里头磨出来的，是他少年顽劣的明证，在电影院的公共厕所里的木板隔断上，胡写乱画，画一个椭圆形的圈，四周再画上黑茸茸的毛，这就是女性的生殖器了……他还摹仿小说《金瓶梅》，勾勒了一幅春宫图。春宫图上面的女人，健康、丰腴，脚跷得老高，是一个活泼的女人。卞容大将自己的双手插进裤口袋，摇晃身子，吹口哨，吹那种没有名堂的小调：大姑娘美呀，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青纱帐。
抄到这里，我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短短几万字的一个中篇，把许多坏小说的毛病都惹上了。关于性描写，小仲马的《茶花女》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个是写妓女的，一个是写性爱的，甚至两部书在出版时都遭到过非议，但在欲望和生理描写上却干净得一洁如洗，连一个脏字都找不到，为什么我们的作家水平如此之污呢？赤裸、笨拙、混沌、不加修饰，如此地把性展览出来是浅薄的表现。正如古希腊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言：“触觉是放纵之徒产生欲望的最主要感官；放纵之徒之所以被责骂，正是因为他不属于我们作为一个人的人性，而是奴性和兽性。恬不知耻地放大其欲望，就是禽兽。”梭罗则认为，一切的淫欲，虽然有许多形态，却只是一种东西，一味地放纵兽性，不加节制，是低级趣味的人，我们瞧不起他。
小说是奇迹而不是传奇
《生活秀》是池莉的代表作，在文学界好评如潮，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还获了大奖。故事讲武汉市吉庆街卖鸭颈的漂亮女人来双扬的事，她为了生意好，就长年与成功人士卓雄洲挤眉弄眼，以便对方捧场。用作者的话说：现在的社会，男女睡觉的勾当，日夜都在发生，大家不以为然，那是生意，满意不满意，公道不公道，在人家买卖双方。睡觉简单，有情义就不简单了。总之，她最终与卓雄洲还是约会了，稀里糊涂就上床了，那一夜卓雄洲早泄，与平时的高大威猛判若两人。来崇德是来双扬的父亲，老婆死后，耐不住寂寞，又娶了一个性欲非常旺盛的老伴，当然老伴也迷恋于他的床上功夫。来金多尔是来双扬的侄子，来双元是来双扬的哥哥，父子俩先后做完包皮切除手术后，住在来双扬的家里养伤。九妹是来双扬酒店的副经理，十八九岁，年轻漂亮，对来双扬英俊潇洒的弟弟来双久疯狂痴迷，可惜来双久却进了戒毒所，靠来双扬送去的“香蕉”维持生命。来双元住在来双扬家里，自然就由九妹送饭，但送了几天后，九妹死也不再去送。来双扬是个聪明人，明白其中的奥妙，告诉哥哥“兔子不吃窝边草”，再说，“九妹是久久的人，久久可是你的亲弟弟呵。”来双元大言不惭地说：“那个小婊子说我怎么她了？我没有把她怎么样啊。再说，久久还不是玩她的。久久的女朋友一大堆。久久现在的状况，也结不了婚了，吸毒到这种程度的人，都阳萎了。那个小婊子以为她是谁？金枝玉叶？不就是咱家养的丫头吗？大公子我摸她一把那还是看得起她呢。”来双扬的火没处发，只好找来双元的老婆小金，况且，不摆平小金，她怎么取得吉庆里老屋房产的所有权呢？在一个夜晚，穿吊带背心的胖墩墩的中年妇女小金，正在和一位中年律师在广场跳贴面舞，来双扬出其不意，并以一百块钱为诱饵，把这个“想钱都想疯了”的下岗女工美美地教训了一顿，两人在广场大打出手，你一句“你妈NFDA1”，她来一句“你这个婊子养的”当头棒喝，好不热闹。还有，《生活秀》中的来双扬将小金打倒，并扬言小金若再敢和那个律师眉来眼去，她就要动用黑社会，然后扬长而去。来双扬最大的智慧，是将九妹嫁给房管所张所长有精神病的“花痴”儿子，从而合法取得老屋的继承权。爱情对于九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钱，有城市户口，有饱暖的日子，有健康的后代”。小百姓的理想就这么高，来双扬成功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来双扬的生意一直不错。朦胧的夜色中，来双扬显得更加风韵长存，妩媚多情……
在池莉笔下，来双扬们对生活的全部理解不过如此。正如她在序言中所言：“我们坐到了书房的窗前，看雪和读书，我们和孩子去堆雪人和打雪仗；我们在飘着雪花的玻璃窗边，抱着双肩，倾听上海老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演奏的爵士乐——想听的就是‘似水流年’和‘婆娑起舞’；接着还听萨克斯演奏的邓丽君歌曲——真是令人惊讶，再也没有比这更散淡，更简单，更柔若无骨，更与世无争的萨克斯了，可是它与雪花一起回旋，能够引起我们往昔的美好记忆，居然还包括吃过的一种朝鲜辣白菜。”池莉对小说的理解是：“在成熟的商业社会里，通俗文学为阅读者提供一种故意的虚构，使读者享受娱乐、游戏、悬念、刺激以及所有直接的简单的表浅的感官感觉，它们摒弃真实生活的常态，使用超密集的情节和悬念，鲜血、死亡、意外、暴力和性是它们永恒的主题，它们最注重的就是紧紧抓住读者的生理反应……高级的通俗小说有本事让读者始终保持紧张或者勃起……大俗即大雅……我当然同意读者的多寡是检验作品价值取向的标准之一。所谓名著，当然是要有名气；所谓名气，当然是要众多读者的认可。”
池莉进一步指出：“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不会高估小说的作用。我更不会在小说中做秀去提升生活。《生活秀》结尾我没有故意提升，那就是生活本身。我从来都认为生活用不着作家去提升，我努力要做的只是沉潜。我希望自己沉潜到中华民族的最深处，然后用中国文字去展示那最深处的光景。我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本身就蕴含着人类所有的意义，文人化的提升奶腔奶调的，往往只是圈内叫好，而被敏感的读者嗤之以鼻。我从写作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在圈内讨好，我不容忍我自己唯一的热爱受到名利的玷污。”池莉说这话时的口气颇似鲁迅，其“高尚”的写作动机让人为之一振。精神家园呀，思想深度呀，彼岸呀，到底指的是什么？“我发现有些人很空洞很混沌很口是心非。说说大话其实也就是想图个知识阶层的喜欢，博个名利而已，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历史和文学奖都是知识阶层决定的；而博得老百姓喜欢不仅没有实用价值，还有背上小市民名声的危险。所以说，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究竟有没有实用价值，池莉心里恐怕是最明白，一面唱着高调，一面将大把大把的版税存入银行，多开心呵。池莉对文学界把文学划分为“严肃文学”和 “通俗文学”的提法不屑一顾，她坚持认为，“文学就是一种俗物”，对此观点，网上曾发生很激烈的争论。池莉曾激愤地说过：“我们谁能够不是小市民？谁能够不出没于市井？你以为你是谁？刚刚提着裤子从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出来，就装出一副精神贵族的模样，说：‘你们这些小市民’吗，说实在的，这种虚伪真让我恶心……而我自己，我当然不会介意别人说我是小市民或者说我是世俗的作家，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的胎记、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以及自己生存的历史环境，不会否认自己的渺小和卑微……”（《生活秀》一书访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
池莉的上述论调，既是一种典型的“伪善哲学”，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决定论”，同时又是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最后就滑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按池莉的观点，农民和市民中就没有糟粕了，每一个人都代表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每一个出身卑微或刚刚富裕的人都无权利指责过去和反思过去，池莉小说中所有人物丑恶的劣根性都应该弘扬，那么，世界上还有真理吗？有是非吗？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吗？我不相信拜读过朱学勤先生《书斋里的革命》一书的读者，就是这样的水平！池莉读得懂吗？是不是也是一种媚雅？
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经历了漫长的路。据罗伯特·路威著《文明与野蛮》一书介绍，早期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吃蜜糖，使一种像刮胡子时涂胰子用的刷子一般的东西，我舐一口递给你，你舐一口递给他。瓢里头有一堆捣烂了的果子，谁要吃，捞起来咂两口，咂过仍旧往瓢里一扔。何必要问有没有别人的唾沫呢？东非洲的乌干达的吃饭礼节在野蛮人里头算是顶考究的了。吃饭之前之后，全得洗手。但没有刀叉，一堆人围着一口大锅，用大拇指把食物捏一块下来，拈成一个小球往嘴里送。尤其是喝汤时，要求很严格，既不能把手指烫伤，还不能将汤水往四下里溅。最早的医学也很有趣，巴黎医学院博士论文的题目有：①空气是否较饮食更为必需；②清水是否较酒有益；③害相思病的女子应否放血；④每月醉酒一次是否有益；⑤女子貌美者是否多产；⑥女子是否较男子淫荡；⑦是否女子秉性愈淫者子息愈繁？据另一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一书记载，文学在意大利繁荣起来后，君主们去听诗歌朗诵会才不感到耻辱。但在德国，君主们更关心的是马和狗，而不是诗人和作家。因此，君主们不懂文学，他们死的时候也像自己的牲口一般，几乎没留下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诚然，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不乏大量粗鄙化的东西，尤其是市民生活，虽然它本身是生活，但它并不是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同时又是少量天才和先知先觉者智慧的结晶。一味地还原真实没有创造，就等于小学生写情书，根本构不成文学；一味地虚构没有真实，就等于镜花水月，空空如也。艺术地把握好生活和创作之间的距离，正是作家思想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