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6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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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又有一些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控告，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看来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可怜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行。可是宗教法官玩忽了圣职，塞维图斯跑掉了。
他首先想穿越西班牙边境，但他的名字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很危险，于是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搭船到湖对岸去，可是在安息日将近的时候是不开船的，要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和陌生人都不许逃避宗教礼拜式，否则便是不端行为。塞维图斯也去教堂了。他被人认出来，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国民，没有被指控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他在教旨上是自由派，不敬神明，胆敢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种人要想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荒唐哩。罪犯或许可以，但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锁进肮脏潮湿的小洞，钱财及一切个人物品全被没收。两天后，他被带上法庭，要求回答问题单上的三十八个不同问题。
审判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有“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观点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暴跳如雷。对这类案件的一般判处，尤其是对外国人，是永远赶出日内瓦城，而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开庭审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与新教徒达成同样结论，判处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出司法长官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能执行火刑。
走向刑场的路程确实很艰难，一队牧师跟着这异教者走完最后的旅程，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可怜牺牲者的同情向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集的柴枝为止。对于喜欢这类事情的人来说，这读起来倒是有意思，不过还是略过不谈为好。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在宗教狂热放肆无忌的年代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塞维图斯案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实在可怕。业已赤裸裸地表明，那些新教徒虽然口口声声地叫嚷“保留已见的权利”，实际上不过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窄，对待不同己见者象对敌人一样残酷；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建立他们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个指控是严肃的，不能只耸耸肩膀说“咳，你还能期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大量材料，也详细知道外界是怎样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的确令人痛心。加尔文曾经出于一时的慷慨，倒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为砍头。塞维图斯感谢他的仁慈，却要求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释自由。他坚持认为（道理全在他这一方）法庭对他没有裁判权，他只是探求真理的正人君子，因此有权利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对手加尔文大夫辩论。
但加尔文不要听这些。
他已经起过誓，这个异教徒一旦落入手中就决不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誓言。他要给塞维图斯判罪，就必须得到头号大敌——宗教法庭的合作，但这无关紧要，如果教皇有可以进一步给那个不幸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件，他甚至也可以与教皇携手。
还有更糟的事情。
塞维图斯临死的那天早上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便来到又黑又脏的牢房。
此时此刻，他应该大度一点，也要有点人性。
他全都没有。
他站在这个两个小时后就要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争辩着，唾星四溅，脸色铁青，大发雷霆，却没有一句怜悯仁慈的话，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恶毒和仇恨：“活该，顽固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
塞维图斯死了。
所有的塑像和纪念碑都不能使他重生。
加尔文死了。
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到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时浑身战栗，生怕亵渎的流氓逃掉；教会的坚定支持者在行刑后赞美欢呼，相互写信道：“日内瓦万岁！采取行动啦。”
他们全都死了，也许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只需要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如同自由。
只是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永远保持警惕才能保住它。
为了子孙中的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吧。
十六 再洗礼教徒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怪物。
我们有“赤党”。
父辈有社会主义者。
祖辈有莫利·马圭尔。
曾祖辈有雅各宾派。
三百年前的祖先不比现在好。
他们有再洗礼教徒。
十六世纪最流行的《世界史纲》是一本“世界之书”或编年表，作者塞巴斯蒂安是个肥皂匠，禁酒主义者，住在乌尔姆城；这本书是在一五三四年出版的。
塞巴斯蒂安了解再洗礼教徒。他和一个再洗礼教徒家庭的女儿结了婚姻。他与他们的信念不同，因为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但是关于他们，他写道：“他们只教授爱、信仰和十字架杀身，在任何苦难里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彼此真诚相助，互称兄弟，还认为大家可以分享一切。”
应该不苟言词地夸赞他们，但一百年来他们却象野兽一样被猎取，最血腥年代中的最残忍处罚加在了他们身上。这却是怪事。
但是有一个原因，要理解它，必须记往宗教改革中的一些事。
宗教改革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
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了两个监狱而不是一个，制造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一个一贯正确人，建立了（不如说是试图建立）黑袍教士的统治以代替白袍教士。
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和牺牲，只获得这样贫乏的成果，这的确使千百万人心灰意冷。他们本来盼望尔后能有一千年的社会和宗教安定，根本没有准备对付迫害和经济奴役。
改革者本来准备做一次大冒险，却发生了一件事。他们掉进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不得不拼命挣扎，尽量露出水面。
他们处在了可怕的境地，他们已离开旧教会，良知又不准他们加入新信仰。在官方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可是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既然继续活着和呼吸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便想把邪恶的世界从愚昧中解救出来。
最后他们活下来了，不过请不要问是怎样活的。
他们被剥夺了旧的关系，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组织，找到新领袖。
但神经正常的人怎么会去管这群可怜的疯子呢？
结果，有预见力的鞋匠以及充满幻觉和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乞求、祷告、胡言乱语，开会用的小黑屋的椽木都在虔诚信徒的赞美声中颤抖，直到村里的法警不得不来察看这不体面的干扰时寸罢休。
接着，好几个男女被捕入狱，村镇议员们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
这些人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敬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要请他们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
说实在的，那些可怜的议员们的处境委实尴尬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对宗教信仰一丝不苟。许多最受敬重的改革者颇为世故，只要能过舒适体面的生活，做一点妥协也未尝不可。
但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厌恶所有不彻底的措施。耶稣曾告诉过追随者，遭敌人打时，要把另半边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对再洗礼教徒来说，这意味着绝对的命令，不许使用暴力。他们慢条斯理无休止地小声说什么环境会使情况改变，他们当然反对战争，但这场战争不同往常，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下，只此一回，上帝是不会介意的。
圣令毕竟是圣令，不过如此。
他们拒绝应征，拒绝扛枪。当他们因为主张和平主义而被捕时（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接受命运，背诵《马太福音》第三十一章第五十二节，直到以死亡结束他们的苦难。
但是反对好战主义只是他们怪僻行径中的一小部分。耶稣教导说，上帝的王国和凯撒的王国大相径庭，彼此不能也不应该溶合。很好，说得一清二楚。据此，所有的好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把别人浪费在政治上的时间用来研究《圣经》。
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不要丧失体面去争吵，再洗礼教徒便宁可丧失财产所有权，也不向法庭提出异议。还有其它几点使这些怪人与世界隔开了，但是这几个怪僻行为的例子却引起过着享受生活的肥胖邻人的疑心和厌恶，他们总是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宜人教旨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也可以象洗礼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找到和官方调解的方法。
然而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而同有根有据。首先，他们一丝不苟地读《圣经》。这当然不是罪责，但让我把话说完。再洗礼教徒研究《圣经》时不带任何偏见，但谁要是特别喜欢《天启录》，那可是很危险的。
直到十五世纪，这本怪书仍然因为有点“虚伪”而遭抵制，但是对易于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本书很受欢迎，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说的语言，这些被猎捕的可怜虫完全可以理解。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的歇斯底里预言时，所有再洗札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祈祷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软弱的头脑屈从于高度狂热的压力，这并不是头一次。对再洗礼教徒的每一次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爆发。男人女人赤条条地冲上大街，宣布世界的未日，竭力想在怪诞的牺牲中平息上帝的怒火。老巫婆闪入其它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打断会议，刺耳地嚎叫着，胡言乱语，说魔鬼就要来了。
这类苦恼（程度轻一些）当然总是和我们形影不离。读一读日报，你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因为天使的声音“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影响。
但是一五三四年在美丽的小城蒙斯特发生的事却不同往常，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确在那里宣布建立了。
所有北欧人一想起那恐怖的冬春就浑身打战。
这件事中的恶根是个漂亮的裁缝，叫简·比克斯宗。史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因为约翰是那个勤奋小城的人氏，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象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行当的秘诀。
他读和写的本事只够偶尔玩一玩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许多人明白自己社会地位的卑贱和知识的缺乏，有一股自卑感，但他没有。他年轻漂亮，脸皮厚，酷爱虚荣。
他离开英国和德国很久之后，又回到了故乡，做起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加入宗教，开始了不寻常的生涯，成为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这个芒泽尔以做面包为业，是个著名人物。一五二一年，有三个再洗礼预言家突然出现在维腾贝格，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芒泽尔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永远不许在撒克森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一五三四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把一切押在一次大胆的大规模行动上。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伦的蒙斯特做为最后的尝试点，这倒不使人惊讶。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德克是个鲁莽的醉汉，长年和六个女人公开姘居，从十六岁起就因为生活的堕落无道而得罪了所有正派人士。城市兴起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使新教徒得到安全感，而没有安全的生活太难受了。于是蒙斯特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这带来了一桩吃惊之事，城市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普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预言家。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新长官，便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