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两晋南北朝-第1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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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时期的任何协定显然都是不可靠的，西秦和北凉之前确实约定互不侵犯，但那只是暂时的，注定双方都不可能遵守一辈子，所以两国爆发冲突是迟早的事。
沮渠蒙逊生气的原因也并非打破协定一事，而是因为乞伏炽磐胆敢挑战自己的权威，借着平定西凉的余威，沮渠蒙逊的傲娇情绪异常高涨，说什么也不能容许乞伏炽磐在自己眼皮底下胡作非为，要么让他做阶下囚刀下鬼，要么就让逼迫他俯首称臣。
乞伏炽磐当然没有那么不自爱，放着不大不小的基业不管，反而向敌人跪舔，天下岂有这等荒唐事。
不止挑衅北凉，乞伏炽磐对于周围的邻居，似乎都没什么好感，胡夏、仇池、吐谷浑，全都与他对峙交锋。
仇池地盘狭小，因为在外面更广阔的土地上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火拼，所以近几年都没人注意到杨盛，而杨盛也表现得极其低调，曝光率奇低。
吐谷浑虽然立国时间很长了，但受到地理和人文的各种限制，到底没能摆脱落后的面目，受到西秦的挑衅，非但无力回击，反而只能屈膝服软。
胡夏的赫连勃勃在占据关中之后，基本丧失了对外扩张的野心，只知一味地玩弄权力，杀人取乐，除非被逼到墙角，轻易是不会兴师动众的。
倒是北凉，因为刚吞并西凉，沮渠蒙逊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乞伏炽磐可是找错了对象，在料理完国内的事情之后，沮渠蒙逊立即对西秦展开报复。
但是这一战，沮渠蒙逊太轻敌了，将士们刚打了大胜仗，也表现得太过浮躁，结果竟被西秦打得溃不成军，阵亡两千多士卒，建节将军沮渠苟生也惨死沙场。
乞伏炽磐倒是颇感意外，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侵略北凉边境。
北凉的意外失败，让西面新上任的晋昌郡长唐絜，大受震动，脑子一热，据守郡城叛变。
唐絜是唐瑶的儿子。
沮渠蒙逊正对西秦怒目相向，忽然听说后方又出现问题，大怒之下派世子沮渠政德率军讨伐。
沮渠政德前后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小有所成，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天下已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北凉被内乱和外患牢牢牵制，渐渐与时代脱轨，沮渠蒙逊固然足够雄才大略，但凉州的发展空间有限，而北凉想要突破河西走廊，又实在过于理想化，沮渠蒙逊的事业已然饱和，而且开始显现萎缩之相。
向来全盛都是极短暂的，无论对于个人还是集体，上升期才是最有魅力的阶段，一旦到达峰值，意味着无论怎么做都在走下坡路，沮渠蒙逊就面临这种尴尬。
422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就在沮渠蒙逊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南北两大政权已开始了第一次正式的交锋。
南方政权当然就是刘宋，北方政权则是北魏，刘宋固然是南方无可争议的老大，因为南方就它一个政权，而北方虽然政权林立，但北魏也是名符其实的扛把子。
虽有拓跋珪的前车之鉴，但寒食散仍旧在北魏流传着，拓跋嗣就常年服用，量不大，危害却一点不小，毒性发作起来至为痛苦，再加上天灾不断，拓跋嗣对前途深感忧虑，派太监秘密询问白马公崔浩，说道：“近来赵代地区发生日食，而我的病多年不能痊愈，说不定哪天就会去世，儿子们年纪还小，将怎么办？希望为我考虑身后大计。”
崔浩的父亲崔宏已经去世了，崔浩便成了国内学识最为渊博的人，拓跋嗣也习惯碰到困惑就找崔浩。
崔浩回说：“陛下正值壮年（拓跋嗣本年31岁），病势或许偶尔沉重，但可以确信不久就能康复，一定要垂听意见的话，请允许我做多余的陈述——
自从圣明的国家像真龙一样兴起，一向不太注重储君的培养，所以永兴初年发生了惨烈的宫廷政变（拓跋珪被儿子谋杀），国家几乎倾覆，现在应该做的是，早早确立太子人选，遴选贤明的宰相级和部长级官员，做他的师傅，左右亲信臣僚做他的朋友。
这位太子在京师就主持朝政，离开京师就统率大小三军。
如此一来，陛下就可身心悠闲，不问政事，在宫里养尊处优，等到万岁之后，国家也有现成的君王，人民有所归附，奸邪无处生根，祸患无法产生。
皇子拓跋焘将满15岁，聪明温和，而且由长子当合法继承人，也是礼教的最高原则，如果非等他们长大成人，再做决定，那就有可能使人伦秩序颠倒，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拓跋嗣微微心动，又问南平公长孙嵩，长孙嵩回说：“立长子为太子，名正言顺，立贤能的太子，人心信服，拓跋焘年纪最长，而且贤能，这是上天的旨意！”
拓跋嗣大喜，终于下定决心，立太平王拓跋焘为太子，让他坐上金銮殿主持朝会，作为国家的副主。
为了培养新君，拓跋嗣依照崔浩的建议，让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官，白马公崔浩、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穆观、散骑侍从官丘堆，为右辅官，由这六人全权辅佐拓跋焘。
这六人有的是国家元老，有的是后起之秀，都是才华横溢、独当一面的重臣，有他们的帮助，拓跋焘进步非常快。
拓跋嗣则退隐西宫，但不时悄悄出来，偷看儿子处理政事的过程，往往十分满意，忍不住对左右亲信说：“长孙嵩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侍奉过四代皇帝，功于帝国；奚斤足智多谋，闻名遐迩；安同通达世情，了解民间疾苦，处世老练；穆观深通政治要领，能领会我的心意；崔浩学问渊博，精确地观察天上和人间的奥秘；丘堆虽没有显著的特长，但他谨慎小心，老成持重——由他们辅佐太子，我们只要巡视四方边境，对叛逆的加以讨伐，对臣服的加以安抚，足可以称霸天下了！”
拓跋嗣因宫廷收发官刘絜、监督院奏事官卢鲁元，忠心谨慎，节俭勤劳，也派他们到太子宫服务，分别负责重要工作，传达政令和报告。
称霸天下虽不像拓跋嗣说的那么容易，但从其近些年的发展来看，拓跋鲜卑距离称霸北方越来越近了。
下一章：关于北魏在北方一枝独秀的内情分析，以及刘裕死后，刘宋王朝面临的各种危机。
（本章完）
第332章 刘裕之死（）
拓跋焘无疑是带领北魏步入辉煌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拓跋鲜卑接连好几代都是满腹韬略的军事名家，远的不说，最近的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这祖孙三代，就像是三个阶梯，一代比一代高，到了拓跋焘这里，终于触摸到了天花板。
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甚至其他任何时期的政权，都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明君、能君本身并不稀奇，奇在连续三代都那么给力。
之所以会有这种奇遇，纯朴的政治氛围显然功不可没。
拓跋鲜卑虽然兴起的时间很长，但真正形成正式完善的政治框架，不过从拓跋珪时代刚刚起步，是名符其实的小白，又因出身塞外的游牧民族，他们在打完参合陂之战，并成功进入中原，兴奋之余，忧虑也是很严重的，担心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会被中原强国吞没，因此每一步都走得极为谨慎。
在这种强烈危机感的熏染下，北魏国民普遍都充满干劲，文武官员们因为初出茅庐，初尝政权建设，也都激情十足，国家元首更是身体力行，决意把既有的成绩保持下去，因为本身没啥经验，所以对人才极为重视，但凡哪个人有治国之才，一定寄予完全彻底的信任，让人才散发出他们最为亮丽的光彩。
这种新兴的干净纯粹的政治模式，显然不存在政治积弊，尤其像晋王朝的那些毛病是不存在的，朝野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之相。
特殊的国情决定特殊的国运，拓跋鲜卑这一路走来，有着其他任何种族和政权都无法企及的机遇和坎坷，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机会、挫折、欢声、悲泣，造就了强大的北魏。
当然这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具体一点，北魏近些年的发展路径，最能说明问题，从偏居塞外，到一朝攻入中原，其成就远胜同时期的北方政权，伴随而来的压力也更大，因为他们心里没有底，另外北方的柔然和胡夏就已经伸出魔爪，所以拓跋嗣一门心思发展壮大自身，以图稳中求进。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北魏政治渐趋成熟，其他政权出现的问题也在他们这时生根萌芽。危机意识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当北魏国民意识到已脱离了危险，甚至已经到达他们心中极高的高度，危机意识也就自然淡化了，而一旦放纵起来，也同样比其他政权“优秀”，终于葬送了数代的基业。
先前的拓跋珪已经把这一问题展现得清楚明白，从刚开始的励精图治到后来的昏庸无道，正是因为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朝政逐步稳定成熟。
个人与集体关系比较微妙，拓跋珪身居最高位，受权力和政治腐蚀也最严重，但国内其他人并没有他那么乐观，因为北魏上下并未因此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后来拓跋珪被刺，从他个人角度来看，当然是大不幸，但从北魏的长远发展来说，除掉昏君则是天大的幸事。
这世上没有常住民，大家都只是过客而已，区别只在于停留时间的长短，北魏同样也不可能万古长青，无法摆脱衰盛衰的循环，拓跋珪的遭遇已是前车之鉴，足以让后人警醒，可惜人虽是活的，循环却是死的，事到临头，没人能逆天改命。
这已是后话了，很后。
此时的北魏仍在拓跋嗣的掌控之中，但他药毒在身，生命已不长久，尤其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使其健康状况恶化得厉害，最终丢掉性命。
这件事却又非做不可，那就是南征。
此时中国境内虽然政权很多，但实力旗鼓相当的两个大国：北魏和刘宋，他们才是左右天下格局的关键。
拓跋嗣早就想对南方动武，可是胡夏和柔然，一直在后方捣乱，而刘裕带兵打仗也确实很一套，北魏南征的条件并不成熟——直到422年，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胡夏的赫连勃勃其实一早就放弃了远大理想，但求稳坐关中，不再对外扩张，拓跋嗣看在眼里，渐渐也不再心存忌惮。
柔然汗国倒是不时南下挑衅，但拓跋嗣在后秦覆灭之初，便已派重兵北伐，柔然大军对拓跋嗣闻之色变，短期内根本无力侵犯。
至于刘裕，被病痛折磨多年之后，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
称帝之初，刘裕已预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堪忧，所以趁着自己还中用时候，竭力培养儿子们，并把一批心腹重臣提拔起来，作为儿子的辅佐。
徐羡之、傅亮、谢晦、王弘、檀道济、蔡廊、郑鲜之等人，都是刘裕集团的核心成员，也都身居高位，掌管刘宋王朝的权力中枢。
刘道怜作为刘裕同父异母的弟弟，出任丞相，掌管朝政大权，对于刘裕来说，本该是最好的结果，可惜他烂泥扶不上墙，除了胡吃海塞就是贪污腐败，根本没有半点才华。
太后萧文寿还心存不甘，对刘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能让刘道怜出任关键职务。
萧文寿是刘裕的后妈，是刘道怜的亲妈，但因为刘裕的亲妈死得早，所以和后妈的感情一直不错，和刘道怜，以及已逝的刘道规，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一起经历了人生前几十年的患难生活。有这层牵绊，刘裕也不好对刘道怜太苛刻，但考虑到国家的前程，终于不能对他委以重任。
也幸亏刘裕足够理智，若是真让刘道怜主政，刘宋的危机只怕更严重数倍。
422年3月，刘裕病情加重，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长沙王刘道怜，最高监察长徐羡之，政府副行政长官傅亮，领军将军谢晦，护军将军檀道济，四人同时进宫照顾医药。
文武官员请求向神灵祈祷，刘裕一向不信神怪，果断拒绝，只派高级咨询官谢方明，到祭庙把病情告知祖先。
此时几位大臣都知道刘裕命不久矣，继承人的问题显得成为迫切。
皇太子刘义符经常和一些奸佞小人厮混，谢晦悄悄告诉刘裕说：“陛下年事已高，当然想到把大业保存万世，神圣的皇帝宝座至关重要，绝不可交给没有才能的人。”
刘裕虽在病中，却也知谢晦的言外之意，而且对刘义符的作为早有耳闻，便问道：“庐陵王怎么样？”
谢晦说：“容我前去观察。”出宫后直接拜访刘义真，得到了盛情款待，但谢晦支吾其辞，不太高兴作答，很快就折回宫中，报告刘裕说：“品德低于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