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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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讨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　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　“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80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　“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10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11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　“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2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马来半岛时，干下一连串滥杀无辜良民的罪行，有关人神共愤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体到处暴晒，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号，悲惨万分。　
　　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朥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长，他们一家大小26人，包括祖父，祖母，父亲，两位母亲，两位叔父，三位叔母，还有姑姑，多位堂兄弟姐妹，以及他本身的兄弟姐妹共9人，全部都牺牲在蝗军的刺刀下。　
　　1942年3月15日下午3点多，一队日本蝗军骑脚车进入港尾的“香蕉芭”，先将该处的七八户人家杀死，并放火烧掉他们的房屋。　
　　当天下午5点多，该批杀人放火的日本蝗军从香蕉芭出来，到港尾村街场，驻扎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他父亲身为村长，便带了一位姓陈的年轻人去会见日本蝗军军官，以示尊敬。该年轻人会讲日本语，他的母亲是日本人（战争发生后，这批日本妇女即被英政府扣留）。　
　　后来，他的父亲叫人杀猪、杀鸡、煮饭，请日本蝗军吃晚餐。接着蝗军军官命令村长通知村民们，于次日上午9点钟，必须到街场店铺前面的空地集合，等待领取“良民证”或“安居证”。　
　　16日早上，另一队日本蝗军也蹬着脚踏车进入港尾村，与较早前驻扎在华文学校的蝗军会合。当天村民都遵照蝗军的命令，陆续到达会合地点，而日本蝗军也早已在空地四周列队，他们的步枪都装上了刺刀，街口还架着机关枪。　
　　过后，日本蝗军将集合在空地上的全村男女老幼村民，分成数十人一组，押到店屋前面或后面的果园、荒地、烂芭（低洼地）等处，然后再分为七八个人，或十多二十人的逐次加以刺杀。　
　　杨振华当时已经安排在即将被虐杀的人群中，他看见村民一批一批被蝗军押走，同时也听到他们，尤其是妇女们的哭声、呼喊声，以及惨叫声……　
　　过了不久，终于轮到杨振华一家人了，他与父亲、祖父、叔父和其他几个村民被押到屠场去，日本蝗军强迫他们跪下，上身向前俯，两手着地，蝗军于是从背后用枪口刀向他们猛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2）　　　
　　昏死后醒来　
　　杨氏当时被刺了九刀，尖刀由背部刺下，一直穿透到胸前，由于他当时把右手掌按在胸前，所以无名指被刺断了两节，他被刺后便昏死在尸体堆中。　
　　日本蝗军的尖刀从背部直刺透过胸前，把他右手的无名指刺断两节。　
　　次日天亮了，杨振华醒了过来，看见父亲卧躺在地上，便伸手去推他，叫他起身逃走。但是父亲没有反应，他已经死了，背上有两个染血的刀孔。当杨氏进一步向周围观看时，看到祖父也死了，叔父也死了……他们也与其他村民一样惨死在日本蝗军的刺刀之下。这是一场野蛮、毫无人性的大屠杀！杨振华终于痛哭起来……　
　　在那遍地尸体的村庄一角，另一位刀下余生的小孩，听到杨氏的哭叫声，也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他们于是向街场走去。杨氏当时想要回家，走了不远，忽然听到劈劈啪啪的声音，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心想蝗军一定还没有离开港尾村，马上又转头回到尸体堆旁躺下来。后来他们果然看见蝗军在港尾村街场放火焚烧房屋。　
　　遇救命恩人　
　　杨振华那时在尸体旁躺下的地方，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当他感到口渴了，肚子饿了，便到小溪边喝水。他在其父亲尸体边又躺了一夜，现场的血腥味吸引了一种黄褐色的大蚂蚁爬到他身上的伤口吮吸……情况惨不忍睹。　
　　到了第二天，当太阳偏西的时候，杨振华便与那位姓叶的小孩，再次向街场走去，他们看见该村的店铺和住家全部被日本蝗军烧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叶苟悲伤地追述48年前家人在港尾村遭日本蝗军惨杀经过。　
　　他们在那儿遇见一位好心的广西人，当对方知道了他们的不幸遭遇后，便带他们回到附近的“石岩门”，住在公司屋（工人宿舍）里。该广西人用草药为他们两人以及其他被蝗军刺伤、死里逃生的村民们治疗伤口。那位救命恩人收留了他们两个多月，终于把他们的伤口治好了。　
　　（参见本节案例2）　
　　3．　1990年2月24日，锦华：　《一家六人惨死日军刀下——叶苟目睹父亲被杀心灵伤痛毕生难忘》　
　　讲起日本蝗军于1942年3月16日在庇朥港尾村暴戾不人道残杀无辜，前日现身的另一名余生者叶苟，在接受报界访谈时，大有旧仇新恨之慨。　
　　他在日本反战组织领袖之一的林博史之跟前默默无语，他只希望反战分子能将当年的史实公诸日本社会，为无辜牺牲者申诉。　
　　叶苟，现年已经57岁，当年他只不过是个9岁的孩童，可能在大屠杀中对他下毒手的刽子手不忍下重手，因此他的背后一共中了六刀，所以命不该绝，给他生还，但是他的至亲共有六人却惨死在蝗军的枪尖下，此种悲天动地的一幕幕使他小小心灵创伤。憎恨，毕生不会忘掉。　
　　当年他与父亲叶庚，生母郑娘，父亲的大婆黄四，姐姐正娣，弟弟显房与其他的村民居住在港尾村（巴力丁宜），以养猪种植为生，父亲且兼看管庇朥大伯公山——中华义山，在义山的宿舍，他的父亲还有一位第三太太陈祝英。　
　　叶苟也证实，3月16日那天早上，一大队日本荷枪脚车队开到港尾村，父亲一早用脚车载香蕉到庇朥市场去售卖归来。　
　　母亲听说已有大批日本兵开到村内，大家都感到害怕，母亲建议离家躲避，但父亲反对，他说：　“刚才回来时已见到日本兵，手已打了印，不必恐惧。”　
　　父亲且说：　“我们绝对不能逃跑，否则日本兵生气会杀掉全村人。”　
　　就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我们举家都未逃避。　
　　不久，一队日本蝗军来到家里点算人数，说是要发安居证（良民证），吩咐一家人不可离开，说完后离去。　
　　过了不久，另一个蝗军来到，吱吱咕咕再点算人数，并示意全部跟他去，在此种情况下，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好跟着他走。　
　　叶苟说：　到了市镇，那边早已集中了许多村民，大家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听蝗军指示排好队。　
　　“我看到日本兵都将枪‘三角交叉’置于路上，他们嘻嘻哈哈在饮食。”　
　　日军吃饱后，不久，一名类似军官者，在武装日兵护送下，抵达旷场，与在场的日兵交谈一阵驱车离去。　
　　紧接着，在场的蝗军队长开始下令，将集合的不知多少百人，分成一队队，每一队十多20人，各由两名持枪刀的蝗军带领向不同方向而去，所被带去的人都一去不回头，另带一批离去，除了听见惨叫、嚎啕声之外，就不见有一个村民回来。这时大家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欲逃不得，求救也无门，只有听天由命。　
　　大约是中午时候，除了父亲紧牵着我的手之外，母亲姐弟都被分散到其他队伍去。　
　　村民被押至河边屠杀　
　　叶苟解下上衣，让笔者见证其背部遭日本兵刺戳留下的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