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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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主编：张连红
历史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为了过去、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历史正义不能随意被颠倒，为了让逝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安慰，让年轻一代得以坦对历史，让所有掌权当政者在作任何决策中有所警惕，有所借鉴。……（我们）不应视历史为包袱，而是一种责任，从而思考我们对历史所该负有的责任。”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的出版，凝聚了孙建成先生、柯冰蓉女士和众多投诉人以及关心支持这一工作人们的心血，我们期望此书能给人类提供更多反省的素材，为呼唤人类和平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 策划：柯冰蓉 调查：孙建成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序一 李业霖
近十年来，马新港三地的历史工作者，基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指导思想，出版了十多种有关二战时期抗日战争的中英文著作，其中有史料汇编、回忆录和图片集，也有专题研究论文结集，从不同角度反映日据时期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建设“日据时期历史”这座大厦，具有添砖加瓦的作用。现在由孙建成先生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提供资料，才促成《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一书的出版，值得热烈祝贺。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失陷，日军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以铺天盖地之势，从21日至23日，进行全岛性大检证，数万华人惨烈牺牲在屠刀和枪弹下，尸骸遍野，哀号震天。接着在马来半岛的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知知港、瓜拉比拉、麻坡和振林山等城乡进行肃清大屠杀，数以万计的华人肝脑涂地，尸山血海，令人惊心动魄，日军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此外，日本军政府滥发军用票，当作货币流通市场；向华人勒索“奉纳金”5000万元；征调“勤劳奉仕”以作无偿劳动；拉夫到泰国建筑缅泰铁路……在日本军政府统治下，华人备受剥削、劳役和压迫，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要搜集上述资料，仅靠文献档案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采访、调查、问卷来获得可靠的活资料。这些事件的当事人、目击者、耳闻者及其遗族与幸存者；他们提供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往往可补充、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还可以纠正传闻的讹误。
孙建成先生是受害者，柯冰蓉女士是留日记者，受到正义的呼唤，出于历史的良知，他们不惜奔波跋涉，到通都大邑甚至穷乡僻壤去访问，跟传媒接触，使用唇舌去解释，希望获得社会的了解和支持。
经过多年努力，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资料，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 战争受害者或其遗族的回忆录222份；
二、 强迫押送建筑缅泰铁路的幸存者的经历陈述126份；
三、 军用票受害者的诉求书226份。
这些资料是千百受害者悲惨经历的真实记录，血泪斑斑的历史，将会唤起人们的悲悯与良知，从而发扬正义，涤邪荡恶，激发人们以史为鉴，反对战争，珍惜和平。从资料上反映，受害者和受害者的遗族，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给予他们合理赔偿，这是合情合理的诉求，我们义不容辞，全力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幽灵还在游荡，右翼势力仍很嚣张，他们不忏悔，不认罪，不道歉，而且还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动机和发动战争的日本731细菌部队。马来西亚二战时的受害者索取赔偿的诉求，满途荆棘，是一桩艰巨的事。
日军二战时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请求赔偿，经过七年的艰苦奋斗，历经几许波折，终于胜诉，完成任务。这给人们很大的鼓舞。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发言权的威力已增强。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的出版，是值得庆贺的。书中记录了二战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现由受害者提出证言，是确凿的。捏造的谎言不能掩盖血写的史实。是为序。
写于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3年10月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序二
序二
高岛伸欣
这次以孙建成为中心，所收集的日本军侵略下受害者证言，以及资料等，得以出版成书，感到很欣慰。这个历史教训在未来的日子里意义深重。我认为由日本军所发起的侵略事实应当率直承认，日本社会应当赔偿，并要理所当然地负起责任。从这个立场而言，作为我们日本人来面对本书是很严峻的，我们要面对历史事实的责任追究。
本书的证言以及资料，由孙建成一手提供。他亲眼看见日本军屠杀自己的亲人，本身也受枪击重伤，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当时还是个稚童的孙建成虽然避过了死亡，但后来所经历的岁月都是荆棘满布、苦不堪言的。在恶劣的环境下，孙氏没有屈服，他比常人更加努力，成为马来西亚体坛的举重选手，活跃于社会。1982年，当他得知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中歪曲了事实，便毅然站出来抗议，他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孙先生在以前就曾经给日本政府写过信，也给昭和天皇写过信，要求赔偿，那些信自然都已石沉大海。
孙建成觉得一个人的力量薄弱，决定呼吁全国各地受害者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于是组织了“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得到各方受害者（包括当事者及遗族）响应，参加成为会员。事实上，这些人仅代表一部分被屠杀者。
这件事让新加坡的柯冰蓉女士知晓了，她想把证言与资料编辑成书，将日军侵略新马的史实更加有力地公诸于世，她也亲自动笔添写新加坡受害者证言，在她的努力之下，本书才得以实现出版的机缘。同时，很幸运地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与研究生们的大力支持，促成此书的整理、编辑和输入。更要感谢新加坡李氏基金，慷慨解囊，负责所有出版经费。
这部记录了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日军侵略史实，所公布的证言和资料，由新加坡和中国（南京）的热心人士联手协力出版，我感到是一件非同寻常、很有意义的事。一言以蔽之，事实俨然存在，无可推诿。可是，今日日本政府或日本社会人士，在包括补偿问题的战争责任事项上，施以冷淡处置的态度，令身为日本人的我感到羞耻。
本书的出版是一个契机，我将继续尽力把日本军侵略的事实传达给国人，同时也希望本书在亚洲能吸引广大的阅读者。
日本国立琉球大学教授
日本教科书起诉案原告2003年9月14日（柯冰蓉译）
导言：历史是一种责任（1）
历史是一种责任
张连红
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对恶魔，但人类似乎乐于记忆战争本身，却容易遗忘战争暴行对人类伤害的事实与教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新兴帝国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时，在其所占领地区所犯下的违反人道的血腥暴行，至少有将近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淡忘，如果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事实的挑衅，我们无法想像今天我们还能否知道诸如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强制劳工、军票掠夺等日军暴行！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日本向一战之后在远东形成的太平洋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中国东北首先成为牺牲品。自此之后，日本对亚洲侵略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1937年7月7日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战火燃向华盛顿体系的霸主美国，随后，日军兵锋直指东南亚、南亚。日军铁蹄所到之处，人类文明与尊严受到无情践踏与蹂躏。近十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二战期间日军在华暴行诸如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细菌战与化学战、慰安妇、强制劳工、重庆大轰炸等的调查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作为华人一分子，日军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所犯下的暴行我们却知之甚少，从1992年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孙建成先生坚持不懈地执着调查，其所获得的宝贵资料为我们揭开了几乎被遗忘的一页。
一、 新马华人成为日军暴行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亚为英国的殖民地，辖地包括马来亚半岛的中部、南部以及新加坡。马来亚半岛位于亚洲大陆的最南端，其南端的马六甲海峡是联结欧亚澳非四大洲的交通要冲，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了大规模侵略东南亚的战争。占领马来亚是日军整个南进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只要占领马来亚，一则可以控制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二可以摧毁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和维多利亚空军基地，而解日本南进后顾之忧；三可以获取马来亚半岛的锡、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先遣队分别在泰国宋卡、北大年和吉兰舟的哥打巴鲁登陆，迅速占领飞机场和克拉地峡，与此同时，日机对马来亚各地机场进行大规模轰炸。12月10日，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Prince of Wales）和“反击号”（Repulse）在关丹以东的海域被击沉。12月12日，日军突破马来亚北部的主要防线——日得拉防线，并缴获了英军大量物资和武器。19日，日军占领槟榔屿的空军基地。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陷落。1月31日，英军被迫炸毁马来亚长堤，退守新加坡。2月9日，日军分两路强渡柔佛海峡，14日，占领新加坡水库，切断城内供水。2月15日，英国马来亚陆军总司令白思华（A。 E。 Percival）将军率8万守军向日军马来亚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投降。
日本占领马来亚半岛之后，实行民族分化政策，以马来亚人的解放者自居，宣扬“马来是马来人的马来”，他们一方面将英国殖民势力彻底赶出马来亚，另一方面将迫害矛头指向占马来亚人口近半数的华人。当时在新加坡，华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同英军谈判的过程中，山下奉文虽然答应饶恕平民的性命，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许许多多的欧洲妇女和儿童被逮捕，关进章宜监狱，大批大批的华人毫不留情被处决。”［英］约翰·科斯特洛著，王伟、夏海涛译：《太平洋战争1941—1945》上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45页。 在日军统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新马华人遭到日军残无人道的屠杀、掠夺与迫害。“无论是肃清或是奸杀掠夺，日军只对付华裔平民，而且每一次的搜捕行动，皇军都会让半岛的非华人清楚看到日军并不打算干扰华族以外的居民。这可能是东京发动大东亚战争，准备长久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时所厘订下来的极重要战略。”白铁儿：《肃清的背后》，马仲汉主编：《居安思危：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亚太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8月版。
另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马来亚华人纷纷支持祖国抗战，此举早为日军间谍报告日本军部，日军认为马来亚华人都是抗日分子。全面抗战爆发后，230万马来亚华人每月捐款寄给国民政府的金额达420万元国币，平均每人每天捐款近2元。据陈嘉庚估算，抗战初期5年，华侨直接汇款回国给家人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据何应钦称，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为18亿元，由此可见南洋华侨的贡献。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72页。在人力方面，许多华侨更是纷纷回国参战，如1939年在陈嘉庚的发动下，有3193名司机分九批由海路到昆明参加重修滇缅公路的艰巨工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日军对新马华人的暴行是对他们支持国民政府抗日的一项“膺惩”行动。
二、 大屠杀、死亡铁路与军票
日军“膺惩”新马华人最为残酷的暴行是对华人进行的所谓“检证”和“肃清”大屠杀。在日军进攻马来亚半岛和统治初期，日军发动的大规模的集体大屠杀就有：在新加坡进行的大检证，在吉隆坡进行的大肃清，在槟榔屿的两次大检举，在马六甲的大镇压，在新山、麻坡、马力四隆、文律进行的大屠杀，在森美兰州知知港余朗朗等村进行的清乡屠杀，另有较小规模的屠杀达29次之多。据称，即使不计华人义勇军的死亡人数，日军在马来亚所屠杀的华人总数亦当在15万以上。李恩涵著：《日本军战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2页。在新马华人惨遭屠杀的暴行中，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