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还楚留香-第7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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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
杨维桢生于元贞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历天台县尹、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推官，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杨维桢避寓富春江一带，张士诚屡召不赴，后隐居江湖，在松江筑园圃蓬台。门上写着榜文：“客至不下楼，恕老懒；见客不答礼，恕老病；客问事不对，恕老默；发言无所避，恕老迂；饮酒不辍车，恕老狂。”于是江南一带，才俊之士造门拜访者络绎不绝，每日客满。他又周游山水，头戴华阳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儿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为神仙中人。明洪武二年，召至京师，议订各种仪礼法典。事成后，即请归，朱元璋命百官于京都西门外设宴欢送，归后不久逝世。
杨维桢出身宦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为州官，在铁崖山中筑有一处藏书楼，藏书数万卷。杨维桢小时就在这楼中读书。为了不让他下楼戏耍，父令去楼梯，用辘轳传食。这样过了五年，杨维桢学业大进，连他的老师也自愧不如了。二十岁时，杨维桢赴涌东从师求学，父不惜卖掉良马，以充足其游学费用。 杨维桢则节衣缩食，把钱多用于买书。
学成归来，父亲见到杨维桢带回《黄氏日钞》之类一大叠书，欣喜地说：“这比良马更难得！”杨维桢为官勤政爱民，狷直忤物。泰定四年（1327）三十二岁进士，任天台县尹。后调钱清盐场，因不善逢迎，十年不获升迁。元修辽、金、宋三史，他作“正统辩”千言，总纂官欧阳玄赞叹：“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后调任江西儒学提举，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乱，浪迹浙西。张士诚据浙西，屡召不赴。后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而徙居松江（今属上海市）。在松江时与张堰杨谦、廊下陆居仁、吕巷吕良佐等交往甚深，吟咏唱和，诗赋相乐。吕良佐倡设“应奎文会”，他为主评，与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诗文，一时天下学士慕名前来赴会者，不可胜计。明太祖召征他纂修《礼乐》及《元史》，他以年迈为辞，作《老客妇谣》一首，表其不仕两朝之志。明太祖强之再三，赐安车进京，仅留京百余日，待修纂叙例方定，即请归，抵家不久即逝。死后，宋濂为他写了《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杨维桢为人宽厚，与人交，无疑贰。对出身贫贱而有才德的人，礼之如师傅；对无才德的人，则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对。平素乐道人善，尤不记人小过。特别是对学有长进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诗之工，必为批点，粘于屋壁，以示来客。远近的人都称道杨维桢是一个忠厚长者。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在诗、文、戏曲方面均有建树，历来对他评价很高。杨维桢为元代诗坛领袖，因“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在元文坛独领风骚40余年。其诗文清秀隽逸，别具一格，他长于乐府诗， 杨维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其诗好比兴迭出，奇想联翩，所创《西湖竹枝词》通俗清新，和者众多。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杨维桢的书法亦如他的诗一样，讲究抒情，尤其是草书作品，显示出放浪开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又汲取了二王行草的风韵和欧字劲峭的方笔，再结合自己强烈的艺术个性，最后形成了他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显示出奇诡的想像力和磅礴的气概。杨维桢于音乐的造诣也极深，特别是善吹铁笛，其“铁笛道人”的别号即因此而来。
传世墨迹有《鬻字窝铭》、《真镜庵募缘疏》、《梦游海棠城记》等，楷书有《周上卿墓志铭》，著作有《春秋合题着说》、《史义拾遗》、《东维子文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等。杨维桢善行草书，笔法清劲遒爽，体势矫捷横发，富于个性，自成一种特殊面貌有“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斤，例载而归”之势。传世主要作品有《真镜庵募像疏卷》、《鬻字窝铭》（故宫博物院）、《张□城南诗卷》（上海博物馆）、草书《梦游海棠城诗卷》（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竹西草堂记卷》（辽宁省博物馆）、《晚节堂诗》（现藏日本）、《沈生乐府序》等。其余墨迹多见于书札及书画题中。 杨维桢…书法作品 《真镜庵募缘疏卷》纸本，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卷中所谓“真镜庵”者即“珍敬庵”，或称“天隐子”，旧址在现今上海高行镇。杨维桢至晚之年与僧道交往甚多，经常行迹于庙宇庵堂间。此件作品即为“真镜庵”所写的疏文。此疏未具年款，然从杨维桢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过游沪上，得交此道友人的史实看，这个时间应确定在他的晚年为妥当，换言之，杨维桢此件《真镜庵募缘疏卷》的写作时间，
当以1360年之后和1368年之前为客观。 《真镜庵募缘疏卷》全文一百四十五字，总四十二行，每行大多三字或四字。展观通篇书卷，但见笔里行间吞吐腾挪，拍塞满纸，枯湿浓淡，真气逼人。整个书幅，完整地再现了一代文坛骁将的强烈艺术个性，和晚年创作炉火纯青的完美艺术境界。这种全由性情而生的书法之作，即使就整个书法史而言，也可说是分外稀见的！此道识者，明代大书家吴宽曾用“大将班师，三军奏凯”这般激赏的话来称赞杨氏，想非虚言。
《周上卿墓志铭册》，纸本，纵25。9厘米，横86。2厘米。这是至正十九年（1359）杨维桢应友人周上卿之请所撰写的墓志铭文。所撰行文简洁生动富于性情，充分显示了杨氏出色的文学才华。文字小楷书为摹勒上石之底本，但见用笔稳健劲险，结体端严精准。值得称道的是，通篇因笔致挺健多用挑笔，而愈显气息连贯满幅生机。
杨维桢书写此《周上卿墓志铭册》时已经六十四岁。从书法创作的功力积聚、书写状态和表现手段看，这个年龄当然是艺术创作的至佳时期。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四十三） ＇本章字数：3001 最新更新时间：2010…09…06 10：00：00。0＇
然而从传世所见的几乎皆为杨维桢行草书作品的现状看，杨氏所在乎和着意表现的，也许正是那些能够直接畅响心曲的如渴骥奔泉般一往无前的惬心之作。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此件《周上卿墓志铭册》所显示的意出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楷书的精湛功力，断然是通常以行草书名世的书家所难望其项背的。仅此一点，便已能足够说明并纠正相关杨氏书法“狂怪不经”和“借诗以传”的诸多评说，同时，也为人们能够全面地认识“耻与人同”的杨维桢书体的彼此间关系，和深入解读杨氏 “真书多隶意、行草伴真书”的独特艺术语言，提供了物质性支持。
杨维桢《煮茶梦记》
铁龙道人卧石林。移二更。月微明及纸帐。梅影亦及半窗。鹤孤立不鸣。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道人乃游心太虚。雍雍凉凉。若鸿蒙。若皇芒。会天地之未生。适阴阳之若亡。恍兮不知入梦。遂坐清真银晖之堂。堂上香云帘拂地。中着紫桂榻。绿？几。看太初易一集。集内悉星斗文。焕煜？熠。金流玉错。莫别爻画。若烟云日月。交丽乎中天。玉露凉。月冷如冰。入齿者易刻。因作太虚吟。吟曰。道无形兮兆无声。妙无心兮一以贞。百象斯融兮太虚以清。歌已。光飙起林末。激华氛。郁郁霏霏。绚烂淫艳。乃有扈绿衣。若仙子者。徒容来谒。云名淡香。小字绿花。乃捧太元杯。酌太清神明之醴以寿。予侑以词曰。心不行。神不行。无而为。万化清。寿毕。纾徐而退。复令小玉环侍笔牍。遂书歌遗之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天无形兮四时以言。妙乎天兮天天之先。天天之先复何仙。移间。白云微消。绿衣化烟。月反明予内间。予亦悟矣。遂冥神合元。月光尚隐隐于梅花间。小芸呼曰。凌霄芽熟矣。
罗复仁（1306－1381），吉水县（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人。翻开《明史》中的《列传》第25章就知道：罗复仁一生官做得不大，为官时间也不长，只因他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为政清廉而闻名于史册。
罗复仁少年时就学习勤奋，很快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当时正值元末混战时期，陈友谅见他很有才华，便召为编修。干了几年，罗复仁认为陈友谅是一个不值得追随的人，便离开了他，并在九江改投了朱元璋。当时的朱元璋十分注意笼络人才，看到罗复仁有才学，便将他留在身边，授予中书谘议，充当幕僚，为自己打天下出谋划策。
明朝建立后，西北、西南一带仍被割据势力所控制，有时还会发生战争。当时西北一带被一位叫扩廓的首领所控制，朱元璋几次派密使前去谈判，表示互通友好，不料使者均被扣留。不久，朱元璋再次派罗复仁出使西北，扩廓本又想扣留他，罗复仁却临危不惧，在大厅上娓娓分析互通友好之利弊，扩廓被罗复仁的一番慷慨陈词所感动，独让他返乡。1368年，罗复仁又奉命出使安南，命其交还在西南一带所侵占的土地。当时的安南只是一个小国，罗复仁到达后，不仅立即奉诏交还了所侵占的土地，而且在他返回时还赠送了大量的金珠、贝壳、土产等财物，罗复仁丝毫不为财物所动，一概不予接受。
1370年，朱元璋设立弘文馆，将刘伯温、罗复仁等一批学识渊博之士任命为弘文馆学士，以此笼络天下文人。当时天下初定，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到许多方面需要革陋除弊，罗复仁经常操着一口吉水土话，在朱元璋面前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施政中存在的不足。朱元璋虽然有时也很生气，却仍十分欣赏他朴直憨厚的性格，有好几次竟然忘记了君臣礼制，与大臣们一样，直呼罗复仁的诙名：“老实罗，老实罗”。
朱元璋自从做了皇帝后，便多了一份猜忌。有一天，闲着无事的朱元璋回忆起与陈友谅争夺天下时的一些往事，突然想起罗复仁是陈友谅的旧属，此时不知他在干些什么，内心也很想去验证一下这个“老实罗”是真老实还是假老实，便带了一个随从，径直走向居住在南京城外的罗复仁家。微服私访的朱元璋来到罗家一看，心里大吃一惊，只见罗宅座落在一条小巷子的深处，仅有二、三间又破又旧的房子，室内的家具相当陈旧。当时罗复仁也在家，因住宅墙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