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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

地下党-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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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伙计不是人,是电台,由孙力澳妹等人护送上山,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联络立下功劳的电台。这部电台跨过海峡,下过水井,与钱家人结有不解之缘,因而被三哥叫做老伙计。游击队已经有了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带来的新电台,领导让三哥带老伙计下山,潜藏在涂营附近小镇地下交通站,以便及时联系,迅速报告情况并接受上级指示。联络员陈中就是早先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的司机小陈,随三哥上山后改行当了电台报务员,因为山上不通公路,游击队暂时没有汽车可开。

    次日开拔命令未曾下达,涂营官兵守在营房待命,白天连着黑夜,直到凌晨。涂万冈打电话询问究竟,师参谋长重复原命令,让工兵营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这他妈搞什么鬼?”涂万冈发牢骚。

    三哥说:“沉住气,看他们搞。”

    第三天上午有了新情况:工兵营开拔命令没有下达,周边几支部队却接到了命令,相继离开各自驻地,集结到涂营所在小镇。运兵卡车轰隆轰隆开来,荷枪实弹的敌军进驻涂营附近的所有山头,涂营被团团包围,置于数倍于己的枪口之下。

    涂万冈和赵尚义非常不安。

    三哥开玩笑:“把咱们当肉包馅啊。”

    敌军调动异常,部队集结周围,肯定有其原因。会不会因为捉了刘树木,惊扰了敌人,涂营底细为敌所知,要用优势兵力包围解决?三哥认为不太可能,捉刘树木的计划十分周密,柯子炎确知是三哥所为,但是并无理由怀疑涂营。眼下涂营周围阵地尽被对方占领,却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因此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下午,师部的命令终于下达。不是命令涂营缴械投降,是命令立刻出发,与集结到小镇周边的其它部队一起开拔,下海。时海面上开来了几艘军舰。

    三哥与涂、赵面面相觑。

    涂营驻地临海,离开这里的道路分别向北、向西和向南,向东是大海,无路可走,因此他们预测的调防和撤退都通过道路。小镇靠海,有一处小渔港,却没有可供大型船只停靠的码头,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可能从海上调防。

    此刻无法拒绝离开,海边到处是敌兵,工兵营这一两百号人势单力薄,打起来必被消灭。服从命令则将陷入困境,丧失了利用调防拉走队伍的机会。事发突然,已经没有时间向上级请示,只能自己拿主意,走一步看一步。

    赵尚义很紧张:“想把我们拉到哪里?会不会去台湾?”

    这不是没有可能。

    三哥下了决心:“上船。”

    他让联络员陈中乔装离开驻地,迅速返回游击队汇报情况,他自己留在涂营。此刻涂营面临局面非常复杂,不能丢给涂万冈和赵尚义,他必须在这里指挥应对,完成任务,他的任务是胜利。

    由于大船无法靠岸,小镇周边这些部队必须乘坐渔船出港,到军舰停泊处靠舰,于海中通过舷梯登上军舰。渔船数量不足,工兵营人员分数批次登船,直到黄昏才全部上了军舰。军舰鸣笛出发。涂万冈和赵尚义透过舷窗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直到大海和陆地被夜色笼罩,他们的表情都极其凝重。

    三哥让两位不要紧张,有一句老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哪怕一万座山冈,也有一万条路。现在到了海上,除了海水没有路,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小时候母亲教他的,很简单,就是哭爹叫娘:“阿姆啊!”

    他当然是开玩笑。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三哥从天而降

    我总想三哥阿康靠什么呢?他这个人有本事,总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哭爹叫娘,或者好运气。

    我们家四个孩子里,三哥阿康最为特别。特务柯子炎曾经用“鹧鸪鸽子混一窝”表示过怀疑,他真是看出些区别,这里边的确别有缘故。

    我一直记着三哥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头乱糟糟的黑发一根根竖起来,每一根头发似乎都在滴汗,湿漉漉满头是水,一对眼睛在眼眶里骨碌碌转,眼神很特别,很警惕很提防,还显出无助与紧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记住这个,初见二哥时他九岁,我才五岁,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难记住什么,但是我留下了印象。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来钟,有人打我们家门,大姐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不大,渔民打扮。大姐问来人找谁,来人问这家人姓钱吗?大姐点头。来人又问主人是钱周氏吗?娘家叫周菊花。大姐说那是我们母亲。来人点点头:“这就对了。”

    “你是谁?”大姐问他。

    那人没回答,转身走到一旁,拉出躲在柱子后的一个小男孩。

    大姐跑到屋里,把母亲喊到厅里见客。母亲看到来人和小孩,心知情形异常,顿时沉下了一张脸。

    来人是台湾渔民,他给我们带来的小孩也来自台湾。几天前这年轻渔民的渔船从台北起航厦门,有一个熟人带着这小孩跑到港口找他,给了点钱和一张字条,请他帮助把孩子带到厦门交给母亲。

    年轻人拿出那张纸条。大姐拿着纸条左看右看,她已经读中学了,纸条上的字竟然一个也认不出来。母亲见了着急,喊道:“是你阿爸!反看!”

    大姐醒悟,赶紧把纸条反过来,对着天窗透进厅里的光,从纸条背面读。这一看就明白了,纸条写的是我们家住址,母亲的姓名,还有小孩的名字,他叫做钱世康。

    母亲知道这是父亲写的,父亲会刻字,印章上的字必须反着刻,印到纸上才是正的。父亲让人带一张反写纸条,不是存心不让大姐看懂,是告诉母亲纸条出自他手。

    “这是谁家小孩?”母亲问来人。

    “你们家的啊。”

    “瞎说!”

    年轻人茫然,称自己受人之托帮助捎带小孩,其它事情并不清楚,听说小孩的父亲吃官司,给日本人关在监牢里,小孩的母亲得了重病,前些时候死了。小孩的父亲从监牢里交代这个地址,吩咐把小孩送到厦门这边。

    “阿康,过来认一认。”年轻人招呼小孩。

    小孩不过来。从进门起,他就蹲在厅边一根木柱脚下,低着头不吭声,无论怎么招呼都一动不动,聋了一般。

    年轻渔民说这小孩脾气倔,不像其它小孩乖巧听话。从台湾带过来让他费好大劲。小孩会咬人,像小狗,在渔船上闹腾过,他被小孩咬过一口。

    母亲打断他:“小孩的阿爸是谁?”

    “叫钱以未。”

    母亲当即大骂:“死鬼!死鬼!”

    年轻渔民吃了一惊,忙不迭起身,连声道别都没有,匆匆出门离开。

    小孩给丢在我们家里。

    那时候三哥钱世康个头瘦小,不像通常八九岁小孩。他死死蹲坐在我们家厅边木头柱子旁,一声不吭低头听大人说话,偶尔抬起眼,骨碌碌转着眼睛看屋里大人的表情,我们家和家里的人于他都很陌生,遇到陌生人他显得紧张。大人说的话他不一定都能听懂,对自己的处境却很清楚:他给丢到这个木头房子里了,这里的人让他感觉异样,他也让这里的人很不安。

    年轻渔民走后,母亲在屋里抹眼泪,大声哭泣,口口声声痛骂:“死鬼!”骂的当然不是把小孩丢到我家,自己逃也似的跑掉的年轻渔民,她骂我们的父亲,在母亲的语汇里,“死鬼”多为我父亲独自享有。

    三哥阿康进家门时,我们的父亲已经离家三年多了。三年多前大哥用自行车送父亲去码头,帮他逃往上海,大哥为此被警察抓去,吊起来差点打死,父亲则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一晃三年多过去,父亲居然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显露踪迹,让我们知道他在台湾,被关进日本人监狱。他居然还给母亲送来一个台湾小男孩,这小男孩居然已经有九岁大,是他跟别的女人生的。

    这件事对母亲刺激极大。日后她不许我们在家里提及父亲,似乎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存在,其情绪之强烈,持续时间之长,与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三哥钱世康的生身母亲有莫大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她确实曾经存在,所以才会有三哥钱世康,才会有青年渔民的那张纸条。

    所谓鹧鸪不是鸽子,三哥的长相跟我们家的其它孩子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有一个高颧骨,与我们如出一辙,仅此颧骨,母亲认定他是父亲骨肉。时间上也吻合:我早夭的二哥钱海宁在广州出生当年,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从广州匆匆回台湾奔丧,在台北被日本占领当局抓住,追究往昔的“叛逆”罪。后来他被放出来,一年多后才逃出台湾回到厦门。显然他在这段时间里在海峡那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以及三哥。父亲已有家室,出于什么原因还要在台湾另立家庭?他对母亲从不提起,讳莫如深。那些年他在各地奔波,出现在厦门家中的时间屈指可数,出于职业习惯和生存需要,他一向守口如瓶,母亲对他的许多事情懵懵懂懂,无法知晓,这使母亲一再为他所连累,也一再因为确不知情而逃脱灭顶大灾。无论他向母亲隐瞒多少自己的危险事项,母亲都能容忍,隐瞒另一个女人和孩子却让母亲无法接受。

    现在他从日本人的监狱里托交这个孩子,不惜对母亲和家人暴露自己的这一隐秘。估计他已经没有其它办法,只能这么办,否则这孩子将寄人篱下,流落街头,甚至死于非命。他在交代把孩子送到大陆时,肯定想到了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三哥进家门的第一天,一直蹲在厅旁柱子边,在那里静静目睹母亲的伤心哭泣与气愤詈骂,感受自己给这个家带来的突然震撼。那一天二哥钱海宁不在家,我这个五岁小女孩傻傻地站在小男孩面前,好奇地看着这个蹲在地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看他头上短短的黑头发。天气闷热,小男孩会出汗,他的汗水悄无声息地从头发里冒出,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大哥已在此前一年离家投红军,大姐十五岁,早就有了大姐头风范,知道在母亲因为种种特殊情况无法履行职责的时候,充当母亲的替补。此刻母亲无所事事,只顾坐在一旁垂泪,骂死鬼,大姐适时掌握起局面。

    “饿不?”她跟小男孩打招呼。

    小男孩看着她不说话。

    大姐去厨房抓了块蒸地瓜。看到小男孩两只手十个爪子脏兮兮的,大姐拿了块湿毛巾给他擦手,然后让他吃地瓜。

    母亲伤心够了,起身去做中饭,没答理小男孩。饭做好了,母亲招呼大家吃饭,大姐问:“那个呢?”母亲不吭声。大姐便自己做主,跑到厅里喊小男孩,让他洗洗手到厨房吃饭。小男孩不响应,既不回答,也不起身,死蹲在柱子下边不动。

    母亲说:“不管他。”

    大姐装了一碗饭,夹两块咸菜头,放到小男孩面前。过一会儿再去看看,地上丢着一个空碗,小男孩把那碗饭吃光了,碗沿不剩一粒米,舔得干干净净。

    大姐很惊讶,说这小孩真是小狗?小狗也会汪汪啊。

    直到黄昏那会儿,母亲才终于缓过劲来,放下了对父亲的种种不满与委屈,注意起已经在厅里蹲坐了一天的不速之客。母亲到厅里看小男孩,眉头顿时皱紧。

    “这么臭。”她很不满。

    小男孩坐渔船从台湾来,渔船上腥味大,加上淡水少,洗不了澡,身上衣服上的气味可想而知。我们家的木屋潮气重,巷子里通风不好,又是闷热夏季,小男孩一进门就出汗,满头满脸湿漉漉,身上哪会不臭。

    母亲喊小男孩去洗澡。小男孩不吭声,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母亲骂了他:“要死啊,去洗。”

    小孩就是不去。母亲生气了,伸手去拉,小男孩居然在她指头上咬了一口。

    “臭孩子!”母亲大怒,“不信没你办法!”

    她把大姐喊来帮忙,一起制伏臭孩子。大姐劝告母亲算了,小男孩臭就臭点,也不碍事,何必逼他?母亲生气道:“懂个屁!会生病的!”

    她们俩合作,把臭孩子从地板上拖起来,抬出前厅,拉到厨房后边的天井。小男孩拼命挣扎,伸手踢脚,不肯就范。过厨房门时他紧紧抓住门框,大姐掰开他的指头,把他弄过厨房门。出天井时他又抓着厨房后门不放,母亲把他揪开,他滚在地上,两手紧紧抓住井边洗衣石盆不放。

    母亲没再揪他。洗衣盆边放着我们家的水桶,水桶里恰有一桶水,母亲把水桶提起来,将满满一桶水全部浇到小男孩的身上,小男孩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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