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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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河感叹：“原来躲到前辈的地方了。”
他在张家藏匿数日，待风声平静，写了几封信，请张双庆带到镇上寄出。而后沉下气静候十余日，找一个晚间乔装出门，与张双庆一起趁夜色到了镇上。在镇子边缘一家杂货铺外边守候多时，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出没，再由张双庆进杂货铺取货。杂货铺老板是位中年男子，与张双庆互不相识，张双庆告诉他有一位何先生交代取东西，老板问了一句：“何太太近日可好？”张双庆告诉他：“何太太去山里游玩，不小心让恶蚊咬了，染了疟疾。”男子点头不再多问，从柜里取出几封信交给张双庆。
他们对的是暗号。杂货铺主如同厦门博闻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却不是组织成员，不参加地下活动，只是代为保存、转交特殊邮件。有人来取，只要暗号对，什么都不多问，交付即可。这一接头方式吴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预作安排。吴春河小心谨慎，亲自与张双庆前来，教张双庆对暗号取走信件之后，让张双庆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后边观察，确认没有可疑人员尾随，才返回山边的张家。
通过取回的几封复信，以及本应回复却没有得到的信件，吴春河大体明白了自己侥幸摆脱的一场突然抓捕从何而来。
吴春河于“二二八事变”之后在台湾岛内重新发展的地下组织未受破坏，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员、交通均完好无损，并已按照他的紧急通知，通过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员暂停活动，以待情势明朗。本应从厦门方面传递过来的音讯却没有到达，没有任何只言片语，寄往博闻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钱金凤没有取走，没有回复。显然是她出了事，才会有宪兵突然到这里抓捕他。吴春河没有写信到家里与妻子直接联络，因为宪兵追捕时他已经有所猜测，担心事出于她，如果那样，与她的直接联络渠道肯定已经受到特务的监控，包括通过其他家人的联络都不安全。
一个从厦门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情况：前些时厦门出了大案，警备司令部暗藏的共党分子从监狱骗出一个人犯，遭宪兵围捕，为首女共党被击毙于万石岩山上。
吴春河如遭雷击，一连几天，从早到晚呆坐于张双庆的避难小屋里，不思茶饭，一言不发有如和尚坐禅。
以吴春河的谨慎和隐忍，此刻潜伏静观应当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躲在台南山边张双庆家坐禅，目前是安全的，待风声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动。但是他无法继续静藏，因为厦门意外生变，妻子可能已经亡故，让他焦虑不已的还有整个联络的中断。厦门出事后，除了博闻文具店这条联络线失效，原本已经建立的，经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条联络线路也丧失功能，香港方面切断了联系。吴春河以及他苦心经营的这一部分地下组织与上级不再相通。
他决定返回大陆，任务是接头，设法把联络线路再找回来。
张双庆把吴春河送到渔港，通过那里的关系上了一条前往舟山捕鱼的渔轮。眼下吴春河不能回厦门，不能回惠安洛阳吴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网伺候，他走了一条远路，取道杭州，再辗转南下，十几天后到达香港。
吴春河到台开辟工作之后，上级安排他通过香港建立联络，确定了联络点和联络方式，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备用联系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这些联络点和渠道只允许他使用，此刻联系中断，只能由他潜出台湾，独自前往香港接头。吴春河赶到香港后，发觉原有的联络点已经不存，备用联系渠道原设于一家经营西洋参的货栈里，此刻货栈已经盘给一家西饼铺，新任东家对前任老板的去向一无所知。相关联络点都被果断撤销，吴春河在香港四处碰壁。
作为一个老地下党员，他清楚自己四处碰壁并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随后他在敌人追捕中失踪，事发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么？是否有人叛变？妻子的直接领导是他，妻子出事是否与他相关？有没有祸及地下组织？情况尚未搞清，上级不能不防，以免发生骨牌效应，造成巨大破坏。
他必须另觅渠道。苦思冥想数日，考虑再三，他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从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黄庚。黄庚是厦门人，与他是大学同学，在学生宿舍同住几年，彼此非常了解。黄庚的年纪略长几岁，入党比他早，吴春河大学毕业时，黄庚向上级推荐，把他留在上海做工运。后来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一批工作人员被捕，他俩幸免于难，在上海无法立足，两人各奔东西，黄庚东渡日本，吴春河则回福建。抗战爆发后，黄庚从日本回国去重庆，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报馆担任主笔，抗战胜利后出国到新加坡，应聘筹办一张华文报纸，出国前曾返回厦门，两个老同学见过一面。黄庚说他到新加坡是出于“需要”，海外华侨的影响不能小视，得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还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于秘密工作要求，尽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实身份还是不能明说。后两人偶有书信联系，吴春河很留意黄庚办的报纸，从文章倾向看，黄庚做的是海外统战与宣传工作。抗战期间黄庚以报社名主笔身份，经常出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层领导的安排。
吴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黄庚的报馆。黄庚见到他非常吃惊。
吴春河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讲了自己的情况。妻子被国民党宪兵枪杀，他连厦门都没回，亡妻尸骨落在哪里都不知道，想来心如刀绞。但是他不敢因个人遭遇耽误大事，强忍沉痛，千方百计辗转香港，身赴南洋。台湾正在开辟工作，随着大陆战事迅速发展，台湾越发显得重要，需要尽快恢复与上级的联系。此刻无计可施，只能求助黄庚。
黄庚问：“谁派你来找我？”
“没有谁。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么？”
“任务就是接头。”
黄庚询问当初是谁派吴春河入台。吴春河说，抗战时期他被从新四军派回福建，胜利后不久，由华中分局联络部派往台湾开辟工作。由于厦门突发意外，联系渠道目前中断，需要通过非常途径重建联系。吴春河知道有一条通道，就是香港《华新报》的詹社长，他与詹社长互不相识，自己不能贸然前去，需要一位了解情况、绝对可靠的人帮助牵头，才有望接上关系。
黄庚道：“我了解你过去，现在的情况却不清楚。”
吴春河到台湾开展工作的情况也不便多讲，只能待接头后向上级汇报。他不需要黄庚担保他一如既往地可靠，只要黄庚通过合适渠道把他的请求转告上级。
黄庚点了头，他让吴春河在新加坡等候数日，待他联系一下再说。具体怎么联系他不谈及，吴春河也不多问。几天后黄庚告诉吴春河，香港方面同意吴春河迅速前去接头，就按照吴知道的渠道，到《华新报》找詹社长，那里自有安排。
吴春河喜不自禁，眼泪忽然落了下来。
他说，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未能与上级取得联系，他怎么去面对极度危险中于台湾坚持斗争的同志？也无法面对已经牺牲的妻子。
黄庚感叹：“难得春河，自己多保重。”
没想到吴春河的接头任务还是那般不顺：未曾从新加坡动身，他就在自己所住会馆被英国殖民当局警察捕获，关进了监狱。
他到新加坡住在一所华人同乡会馆，是通过熟人安排的。却不料当地警察局接报，称有马来亚共产党重要人物于该会馆秘密开会，警察突袭会馆，盘查里边所有人员，可疑者全部捕进监狱。吴春河未待离开，意外被捕。
他与马共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来历特别，不能暴露身份，因此浑身疑点，成为这起案子里的特殊人物。警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起诉他的证据，他也无法让警察相信他是谁，到新加坡来干什么。吴春河到新加坡后自称“阿义”，他用这个小名成为当地的马共嫌犯，还用这个名字与外边熟人联络，设法让惠安洛阳老家汇来一点钱，帮助渡过难关。由于担心引起敌人怀疑，给黄庚找麻烦，他没有向黄庚报信求助。
他被关了数月，末了跟着一批马共成员被驱逐出境，这批人员多为华侨，祖籍基本都在闽南，英国殖民当局把他们驱赶到开往厦门的轮船上。吴春河跟着他们回到厦门，没待走出码头，一船三百余人一起被关进厦门水警的临时监狱。
厦门不是吴春河的安全区域，这里认识他的人不少，其中有些人千方百计想把他捕获。为了这一次意外回归他做了精心准备，被押下船时，他是一个头发花白、走路一瘸一拐的老瘸子，土话称“摆子”，且讲话漏风，嘴里没有门牙。他没想到自己的全新形象骗得过所有认识不认识他的人，却骗不过故人柯子炎，该特务在临时监狱外的空地上，居然把他从大堆人群中认了出来。
吴春河被抓到集美，在大哥的师部军法处受到审讯，审讯中遭到严刑拷打。这场刑讯是假的，有如他为自己设计的那条瘸腿。
在他“死于狱中”的当晚，大哥钱勇用一条船把他运过海，从集美到了厦门。
他们去了大姐钱金凤的墓地，两人在黑暗中站了许久，大哥一言不发，吴春河痛哭，泪流满面却没有声响。他非常难过，妻子本不该这么早离去。
大哥把情况告诉吴春河，吴春河这才明了事情前因后果。大哥把自己的起义计划交给吴春河。吴春河答应到香港后帮助他接上关系。
大哥感慨：“难得春河能吞忍。”
所谓“吞忍”是土话，意思大体相当于“打落牙齿往肚里吞”，能够忍受旁人忍受不了的苦痛。吴春河爱妻亡故，身受追捕，为完成接头任务在两岸间奔波，历香港、新加坡、厦门磨难，蹲监遣送，处处遭灾，让大哥听来非常不忍。
吴春河说：“吞忍事小，生死事大。”
吴春河从大哥嘴里知道了柯子炎和他的行动组，确证前些时候与宪兵一起冲进台南那所中学抓他的便衣果然就是故人。
“我了解他。”吴春河感到担忧，“一具冒名顶替的尸体只怕骗不了他。”
“我来对付，你只管走。”大哥说。
吴春河告别大哥，再次踏上他一波三折艰难重重的港岛之旅。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国恨家仇
姐夫非常令我感慨，我不知道所有一切他是怎么做到的。
姐夫给我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当年他的牙齿并无异常，没有引起我任何注意，或者不如说他从头到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让我几乎不存印象。姐夫个头偏矮，身材瘦小，额突鼻宽，嘴唇肥厚，皮肤显黄，是很典型的本地一般男子形象，站在人群里立刻就会被淹没，跟蚁群里忙忙碌碌的一只普通小蚂蚁没有两样。其实姐夫台湾、福建两边的家境都不错，从小衣食无忧，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上大学，不必像我们家的人为学费和生存发愁。人常说“穷则思变”，很多人参加造反投身共产党，多因身处社会底层，饱经磨难，不平则鸣，揭竿而起。姐夫是另一种情况。
姐夫吴春河刚读中学那一年，因患肝炎休学一个学期，生父回到大陆，把他从惠安洛阳接到台北，台北这边有个堂伯开有一家诊所，方便诊疗养病，他在台北住了近半年时间。吴春河有个亲弟弟上小学，上的是“公学校”，台湾人子弟只能读这种学校。时日本驻台总督府在台湾推行“皇民化”教育，强制小学生读日语，连名字都必须改，学校的日本老师给吴春河的弟弟起了个日本名，叫“山本武藏”。弟弟告诉吴春河，如果吴春河回到台湾，也得改日本名，可能得叫“山本太郎”。
吴春河说：“鬼叫。我才不干。”
有一天傍晚，吴春河去弟弟的学校接人，兄弟俩打算放学后一起到河边玩。弟弟背着书包从学校大门跑出来时，吴春河向他招手，大声招呼，不想却招惹了一旁一群孩子，当即把他俩团团围住，叫骂不止。
这群孩子是附近“小学校”的学生，所谓的“小学校”与台湾小孩的“公学校”不一样，那是供日本占领者孩子就读的好学校。“小学校”的日本小孩趾高气昂，歧视“公学校”的台湾小孩，他们听到吴春河在校门边大声招呼弟弟，不高兴了，张嘴开骂。吴春河只会几句日本话，听得出对方骂的是“支那小猪猡”“亡国奴崽”。
他非常生气：“臭日本鬼欺负人！”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