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军礼-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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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赵大刀又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锄内奸”三个字。

　　当天夜里，赵大刀听到不远处的一个战俘营里有动静，很快就无声无息了。第二天早晨，敌人用担架抬走了一个人，一切都做得悄无声息。事后，战俘营的人们才知道，敌人为了分化志愿军战俘，煞费苦心地把自己的人安插在战俘中，以向外提供情报。战俘营里掐死的那个人，就是敌人的探子。可许多人并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于是有人动摇了，向敌人招了，不仅招了自己，还招了战友。王奎生团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神秘失踪的。

　　敌人又一次过堂了。手段很多，软的硬的都用上了。他们见软的不行，就只剩下硬的了，他们想出了很毒的招数，往志愿军的身体上刺字，前胸后背刺满了恶毒的语言――消灭共产党，自由万岁等等。

　　胡小乐的手臂和后背就被敌人刺上了反动口号。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胡小乐大哭着，一边哭，一边用手扇自己的耳光，然后就跪在了地上，哭喊着：娘，俺对不起你呀，俺没脸见您老人家了。娘啊，你就让娃死了吧

　　赵大刀把胡小乐抱在怀里，胡小乐看见赵大刀就像见到了亲人，用头猛力地去撞赵大刀，一边撞，一边说：连长，俺以后没脸回国了，就让俺死在这儿吧。

　　赵大刀硬着声音说：小乐，别哭了。说完，当着众人脱下了上衣，他的身前、背后也刺满了一样的字，只是看起来模糊一片，已经结了痂。

　　大家谁也不知道，赵大刀是何时被刺上字、又是怎样给刮掉的。

　　赵大刀终于说了：怕什么，他们能刺上去，咱们就能刮掉它。

　　说完，从贴身的衣服里摸出一个尖锐的石块，众人顿时醒悟，目光中又露出了希望。直到这时，大家才纷纷展示自己身上的刺青。其实，他们差不多每个人的身上都被刺了字，只不过藏在衣服里，恐被别人发现。他们的内心是绝望的，更无法正视这样的现实，身上背着反动标语，又有何脸面回国？他们几乎同时想到了死，惟有死的决绝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当他们发现赵大手里的石块时，似乎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很快，小小的石块在众人手里传递着，他们咬着牙狠命地刮着那些刺在身上的标语，一边刮，一边忍着痛说：老子不怕你刺，你刺一回，老子就刮一回。

　　赵大刀也安慰着大家：不怕，字就是刺在身上，我们的心也是干净的。

　　敌人的这一招果然收到一些效果，战场上没有被打垮的一些人，在精神上被降服了。在又一次甄别时，他们垂头丧气地站到了另外一支队伍中，最后被船拉走了，去向何方，没有人知道。几十年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仍分健在的人，回来了。当时这些人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去了美国，不论去了哪里，不论穷富，他们的心灵永远背负着无法抚平的烙印，想起大陆的亲人，就觉得自己是罪人。再次踏上祖国大陆时，这些髦耋老人提起往事，无一不泪流满面，感慨万千。他们想家，却不能回来，也没脸回来，这种心灵的煎熬，几乎折磨了他们一生。






四十四




　　战俘营里的中国军人，始终不懈地进行着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抗争。

　　不知是哪一天，一面鲜红的旗子升了起来。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红色的国旗缓缓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久违的情感顿时让人热血沸腾。不知谁先喊了一声：国旗――众人久久凝望着空中那面鲜艳的红旗。

　　大家喊着一句相同的口号：我们要回国，我们要回去――

　　齐力协力的喊声，很快就变成了狂怒的狮吼。敌人慌了，冲着天空打了一排枪，枪声没热，泪水盈满了双眼，所有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聚在了那面旗上。然后，有歌声响了起来，豪迈的歌声中，人们的泪水一次次地湿了，又干了。

　　一面红色的旗帜重新又唤回了中国军人的希望。

　　敌人把旗子撕了，他们就把身上浸血的纱布扯下来，拼缝在一起，又一面旗子飘在了济州岛战俘营的上空。人们发出一阵阵低沉的呐喊和怒吼，能掩住沉重的低吼，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怒吼每天都在持续着。

　　愤怒和绝望交织在每一个志愿军战俘的心里，虽然身处孤岛，但他们能感受到战局的变化。第五次战役已经到了最后的相持阶段，尽管每天都有战斗，规模却比以前小了许多。敌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却是焦灼的，边打边谈的态势已经开始了，首先要做的就是交换俘虏。　　　　　　　　　　那阵子，济州岛上的战俘营显得异常忙乱，一批人被神秘地拉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也再没有回来。敌人是在保密的情况下做战俘交换的，关在岛上的战俘们并不知情。一批又一批的战俘莫名其妙地被运走，更增了加了人们的慌乱和焦灼。另一方面，敌人也增加了软攻势，频繁地找战俘谈话，希望在最后时刻，能够让这些中国军人回心转意。

　　暴动就是在这个时候酝酿暴发了。他们通过传递纸条的方式，确定了暴动时间。之所以选择在吃早饭时暴动，是因为只有这时，敌人才会打开铁锁，荷枪实弹的士兵前来送饭，而这也是夺取武器的良机。

　　这天的早晨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一队敌人毫无戒备地走了进来。每个战俘营里的军人已悄然做好了准备。

　　敌人打开沉重的铁锁，刚一走进来，行动就开始了。人们发出一声呐喊，扑了过去，枪眨眼间就被缴到了手里。按计划，他们要冲过眼前的一片开阔地，夺取制高点上的两挺机枪。制高点要是能夺到手，暴动就成功了一半，即便走不出济州岛，也可以和敌人谈判了。

　　就在他们冲向那片开阔地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人倒下一片，又倒下一片。尽管人们手里有枪，但武器太少，形成不了太大的战斗力，更压不住敌人的火力。

　　子弹射光了，赵大刀舞着手里的空枪向前猛冲，他仿佛又一次回到了战场。他左冲右突，久违的豪气和战斗的欲望，又回到了他的身上。胡小乐紧随其后，忽然，他大叫了一声：连长――

　　他一下子扑到了赵大刀的前面。一排子弹射过来，胡小乐摇晃了一下，赵大刀扔了手里的枪，抱住了胡小乐。胡小乐苍白着脸，用尽气力道：连长，这回我是中国鬼了

　　胡小乐是微笑着牺牲的。赵大刀抱着他，一遍遍地喊着：小乐，小乐――

　　敌人很快就把这些战俘包围了。黑洞洞的枪口闪着冷光，迎了过来。

　　太阳跳了一下，越出了海平线，天更亮了。

　　暴动失败了。他们明知道面临的是失败，但还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做着最后的一次抗争，正如他们喊出的口号：活是中国人，死也要做中国鬼。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喊得最多的就是这句口号，望着东方，直喊得泪流满面。

　　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做最后的抗争时，双方已经在板门店签署了停火协议。朝鲜战争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双方处理战争后事，也包括双方的俘虏。

　　济州岛上的敌人仍做着最后的努力，希望这些战俘能够留下来，成为他们手里的一张政治牌。

　　正是敌人的处心积虑，混淆了战俘们准确的判断。后来，许多战俘归国后，因为战俘中的身份复杂，不少人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因为这期间，国民党通过美国人的手，在战俘里安插了许多敌特分子，而一些软化分子变节后，甘愿做了国民党的特务。尽管当时的大陆解放了，朝鲜战争也停息了，但台湾岛的国民党仍在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经常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空投敌特，企图扰乱新中国的建设。

　　朝鲜的志愿军战俘，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回国的，因此受到一次次严格的审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十五




　　回　国

　　赵大刀是作为最后一批战俘被送回国内的。当时，志愿军的大部队早就回国了，在朝鲜只剩下一个战后善后处理单位。

　　回国时，鸭绿江两岸静悄悄的，到处可以看到被炸毁的桥梁和村庄，炮弹的轰鸣声已经远去，一切都变得悄无声息。没有鲜花，没有欢迎的人群，只有一辆军用卡车，撕破撕破黎明的静寂，迅疾地过了江。一过江，就算是回家了。

　　车上的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家乡的气息啊。他们抬起头，看到了满天的繁星，赵大刀流泪了，车上的战友们也都流泪了。他们默默地望着家乡久违的一草一木，嗅着自由的空气，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踏实。噩梦般的战俘生活结束了，他再一次想到了马起义、赵果，还有自己的妻儿。赵大刀的热泪又一次汹涌而出。

　　回国后，他们就在军区的办事处被宣布集体复员。

　　赵大刀听了，人一下子就怔住了。当他手捧着一纸复员证明，半天没有说话。终于他说出了一句：同志，我不想复员，我还想归队。

　　接待他们的首长就说：赵大刀同志，对不起，战争早就结束了，部队已经调整完毕；况且，军委有指示，凡是以战俘身份回国的人员，都按复员转业处理

　　上面的规定就是命令，赵大刀明白。从红军到八路军，又到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懂得什么是命令，这么多年，他一直是在命令中走过来的。眼前的他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回家，去找李静和自己的儿子，这是他惟一的选择。于是，他别无选择地揣着复员证明，来到天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的一个同志看了他的介绍，眼睛都快瞪掉了，吃惊地望着他说：你是赵大刀？

　　我是赵大刀。

　　那位同志又问：你真是赵大刀？

　　赵大刀不明白，自己的出现怎么会让这位同志如此的吃惊和紧张。那位同志不说话了，翻箱倒柜地找起来，终于在一份文件里找到了一张“阵亡通知”。那上面清楚地写着阵亡人员的名单，里面就有着赵大刀的名字。

　　当时部队有规定，一个士兵失踪半年没有音信，可按照阵亡处理。这份名单是部队提供的，上了烈士名单，那一切就都按照烈士来处理了。从朝鲜第二次战役开始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又经历了板门店谈判，直到最后交换双方俘虏，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大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人们的判断中，他只能是烈士了。谁也没想到，此时赵大刀竟奇迹般地回来了。

　　惊讶、感叹之余，赵大刀的名字被民政部门从阵亡名单中划下，添到了复退军人的名单上。后来，那位民政部门的领导握着赵大刀的手说：你真是大难不死呀！回家等通知吧，你的工作安排好了，我们会及时通知你。

　　赵大刀便急匆匆地回家了。离家三年多了，李静还好吗，没见过面的儿子长得什么样？在朝鲜时，他只给家里写过两封信，现在三年多过去了，老婆孩子该是啥样了？这是他迫切想知道的。

　　当他兴冲冲地来到当年自己的家时，开门的却是个陌生人。他以为敲错了门，左顾右盼时，那人问道：你找谁？

　　他虚弱地说出了李静的名字。那人告诉他，李静半年前就搬走了，并说了一个新的地址。

　　他疑惑地按着好心人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小院。他开始敲门，敲了一会儿，又敲了一会儿，他敲有不自信。这时，一个三四岁的大眼睛男孩，“吱呀”一声，打开了门。

　　他说：李静住这儿吗？

　　男孩扭头就喊：妈，有个叔叔找你。

　　谁呀？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了过来。

　　李静正在做饭，她拿着炒勺走了出来，当她的目光和门外的人对视在一起时，李静呆了，不认识似地望着赵大刀。赵大刀忍不住了：是我呀，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当”的一声，李静手里的炒勺掉到了地上，一旁的小男孩“哇”的一下哭开了，一边哭，一边说：妈妈，你怎么了？

　　赵大刀意识到了什么，眼前的天就黑了一半。果然，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战争年代，牺牲是见惯不惊的事情，况且，阵亡通知上确凿地写着赵大刀的名字。独自带着儿子的李静不得已改嫁了，她嫁的是一年前转业的一位营长，姓刘。刘营长也是从朝鲜回来的，带着一身的伤疤和一把军功章转业回到了天津。

　　李静做梦也想不到赵大刀还活着，当初她接到赵大刀阵亡通知时，感到整个天都塌了。她抱着大军，眼泪在眼里含着。当年，赵大刀一意孤行去朝鲜，她是支持的，他们都曾经是军人，如果不是怀着儿子，她也会参战的。她无法重新归队，于是把所有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