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丁文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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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　

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　

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　

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　

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　

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　

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丁文江的负担实在是超过了他的收入，况且那时政府官员的薪水时常发　

不出来，往往一拖就是几个月，即使发了也是打了折扣的中国和交通两银行　

的纸币。丁文江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省吃俭用盖起来的，后来卖了6000　

元，作了他四弟丁文渊留德的学费。最后实在没法负担这一家人的经济生活　

费用，便决定辞去他经过千辛万苦亲手创建起来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一职　

务，而到收入较高的北票煤矿公司去工作。　

　　　　　北票煤矿在热河省　（今河北省）的朝阳县北部，是京奉铁路局经营的一　

个矿，投资了50万元，还未见效。交通部曾经请丁文江去调查过那一带的矿　

产地质，因而他对这煤矿情况很了解。他的报告说北票的煤矿是很有希望的，　

值得经营。于是他原在农商部做了三个月次长的朋友刘厚生先生与京奉铁路　

局商谈，成立官商合办的北票煤矿公司。官商四六合股。公司成立时，刘厚　

生任董事长，丁文江当总经理。　

　　　　　丁文江经营北票煤矿公司5年，使原煤日产量提高到了2000吨，变成一　

个效益很不错的新式煤矿公司。但那时军阀势力割据，东北的铁路在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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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力控制下，丁文江每两三个月必须到沈阳去和军方商谈铁路运军的事　

情。这就使他不得不涉步政治了。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张学良，也研究了奉系　

的军事组织和内幕情况。　

　　　　　政治本应是保护经济，为经济开辟道路，促使经济发展的。但是在另一　

种情况下，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和破坏力。丁文江既然不得不涉足政治，　

他就要使政治为经济服务，打破政治对于经济的障碍，使经济得以发展。为　

此，他和胡适之他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政治评论性的刊物——《努力周报》，　

他是这个刊物的最热心的发起人。　

　　　　　丁文江发起的《努力周报》，当初经费是由发起人每月从工资中拿出5　

％集成的。集了半年的时间，出版了第一期。当时也不支稿费，直到收支持　

平才停止集资。在这个政治评论的刊物上，丁文江开展了“科学与人生观”　

的讨论，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论战。他发表了很多政治评论文章　

和政治文章，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和政治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他说：“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　

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　‘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　

责任的能力。”　

　　　　　他说：“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挠的决心，有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　

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此种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他还说：“……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　

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特别在《努力周报》上针对胡适之在《新青年》杂志撰文主张“二　

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思想，加以评论说：“要认定了政治是　

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改良政　

治要从教育实业着手。”　（《努力周报》第六十七期）　

　　　　　丁文江在与朋友谈话时，经常提醒“不要上胡适之的当”，并说：“改　

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着手”。　

　　　　　丁文江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期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政治上。　

因为那时政治混乱，内战迭起，人心恐慌，无法安心生产。他主张“从自我　

做起”。他在　《努力周报》第六和第七期上答复关于其“政治主张”的讨论　

文章时，批评那些对现世不满又一味指责别人，自己什么都不作的人说：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　

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工文江任北票煤矿公司5年，《努力周报》维持了一年半，从1922年5　

月出版，到1923年12月停刊，共出了75期。后来因为胡适之病了，北京大　

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同流合污之苟安，不愿与干　

涉司法独立和蹂躏人权之当局发生关系而辞了职，以及国会选举贿赂成风，　

10月“选”了曹锟当总统，12月《努力周报》便停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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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与大上海计划　



　　　　　丁文江为了祖国的利益，于1926年2月辞去了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这一　

肥缺，进入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工作。　

　　　　　“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是庚子赔款中国对英国赔款的咨询机构。根据　

辛丑条约，原定对十三国赔款的比率，英国是第四位，占全数的11％；俄国　

第一，占29％；德国第二，占20％；法国第三，占16％；日本第五，占7。73　

％；美国第六，占7。32％。原定分39年付清，年息4厘。1922年12月1　

日，英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这年12月1日起应付的庚款，英国政府　

决定用到对中英两国都有利的地方，并规定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考虑　

何种用途对中英两国最有利。从此，这部分款项列入特别款项，不再作常例　

预算。从那天起，这部分款到四五年后付清时止，是700万英镑，加上历年　

利息400多万镑，合计是1118万余英镑。按当时的汇率，约合5500万美元。　

这个顾问委员会由11人组成。中国3人是丁文江，王景春，胡适。　

　　　　顾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1925年在伦敦开会决议，指定三个英国委员和三　

个中国委员组成中国访问团，以惠灵敦子爵为团长，在中国会集，到各地征　

求各界的意见，然后商讨一个初步方案，交全体委员会最后决定。　

　　　　　访问团访问了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5月25日，惠灵　

敦在天津发表书面谈话，总结在各地听取的意见，提出报告书，访问团一致　

主张设立一个“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庚款。　

　　　　在中国方面，5月5日，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发表“大上海”计划的演　

说。这个演说是丁文江起草的。“大上海”计划是要建立一个行政总机构，　

把租界以外的中国地区，包括市南、闸北、沪西、浦东、吴淞等一向没有统　

一的行政管理，都统一于这个行政总机构之下。这个总机构叫“淞沪商埠督　

办公署”，由江苏省政府设立，受省政府领导，管理上海的市政计划是使之　

成为将来收回租界的基础。　

　　　　　以前也有过类似的计划，但是都失败了。原因就是行政权属的矛盾。原　

来市南是省府直辖的，闸北归上海道尹管辖，以后都统一于这个总机构，矛　

盾就不存在了。　

　　　　孙传芳亲自任商埠督办，他请了丁文江全权代表他做督办公署的总办，　

把上海的交涉使、上海道尹、警察局长等都作为督办公署各局的当然首领，　

都受督办指导。　

　　　　　丁文江只任期8个月就深悉政界人士的自私，借着一次车祸身伤，辞职　

回到地质学中去了。就是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丁文江为祖国从战胜方外国　

人那里争回了很多重大权力，为祖国的形像增了光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收　

回了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最后在文件上签字的中国江苏省的代表是丁文江　

和交涉使许沅。据傅孟真说，“丁文江争回这些权力，不以势力，不以手段，　

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力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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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还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丁文江在上海就职　

一个月北伐就开始了。蒋介石率军在丁泗桥与吴佩孚作战。这是决定谁能取　

得长江流域的重要一战。两军相持不下，吴佩孚要求孙传芳相助。孙传芳便　

成了决定局势的关键。于是蒋介石便叫部下蒋百里（方震）通过他和丁文江，　

以私人友谊说动孙传芳不出兵助吴，结果使北伐军取得了丁泗桥这一关键一　

役的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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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丁文江之死　



　　　　　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总办的原因，是孙传芳联合张作霖抵制国民革命军　

北伐。　

　　　　　还是在张作霖南下时，江苏省有个救援江苏的秘密运动。其中最出力的　

是松江的陈陶遗和常州的刘厚生，他两个都是丁文江的好朋友，与丁文江组　

成了救援江苏的“三人团”。后来他们借杭州孙传芳的势力组织了五省联军，　

孙传芳赶走了奉军即驻南京，成了江苏省的统治者。丁文江就职淞沪总办后　

一个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7月占领长沙，10月攻占　

汉口，11月占领九江、南昌，到11月在江西就是与孙传芳的主力作战了。　

因为陈调元与北伐军有联络，孙传芳大败，于是就秘密跑到天津找张作霖请　

罪求救。　

　　　　　丁文江早在北票时就对张作霖的奉军很厌恶、对国民革命军很同情。孙　

传芳求救张作霖后，陈陶遗首先得知，派人到上海要丁文江和刘厚生去南京　

规劝孙传芳。孙传芳不接受规劝，刘厚生和丁文江告辞归上海。冬天夜长，　

回到上海天尚未明，淞沪办的车来接他，司机睡眼朦胧，汽车撞到马路中间　

的电灯柱子上，丁文江和刘厚生受伤。丁文江伤重，住进了医院，以此借口　

于1926年12月31日辞去了淞沪总办之职。到了大连乡间，他便写他的《徐　

霞客游记》并附年谱和地图。丁文江不知积蓄，在大连时全靠朋友资助。到　

1928年《徐霞客游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他去西南作矿产地质调查了。　

　　　　　其后，1933年，丁文江又到芝加哥参观博览会，到华盛顿参加国际地质　

学会第16次大会，到伦敦、瑞典、柏林和苏联旅行，并写有《苏俄旅行记》。　

　　　　　1935年，华北危急。华北是中国的富源，是供给全国工业原料和能源的　

主要区域。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四省有占全国56％的煤储量，是世界煤　

储最富的区域。一旦华北落入敌人之手，长江下游及沿海的工业就都没有煤　

烧了。这时，政府正在利用中英庚款的借款，努力完成粤汉铁路中段还没有　

完成的一段。当时参加铁路设计的人（丁文江在其中）正在思考粤汉铁路全　

线煤的供给问题。一旦华北失落，京汉铁路不能继续运煤南下，这个煤的供　

给和运输就是最为关键的了。　

　　　　　这个问题关系到战略问题，如此重要，所以丁文江决定亲自去湖南考察　

粤汉铁路一带煤的储量和开采现状。他特别重视湘潭县潭家山矿的煤储量。　

因为它是沿粤汉铁路最重要的煤矿。但是以往的报告都说这个矿的煤系地层　

是一向斜层，倾角很大，采掘困难。丁文江要亲自考察倾角是否愈下愈小。　

若愈小，则有底。不然，就同无底一般，价值即减。　

　　　　　丁文江先是攀缘在3600英尺高的南岳衡山上勘测，接着走下深600英尺　

的潭家山矿调查。高冷深热，“山风怒号，吹人欲倒”，下到洞内，单衣而　

入，汗流浃背。丁文江从洞里出来时，衣服像是从水里捞来一样，汗水成线　

地往下流。洞口之外，空气极冷，患感冒是无可避免的了。回到衡阳生了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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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关了窗户，准备出点汗。怕睡不着，又吃了3片安眠药。由于缺少使用　

壁炉的经验，又赶上那天晚上大风大雨，烟囟的煤气倒灌，丁文江的鼻子又　

没有嗅觉，闻不出味来。这就使他发生了煤气中毒。　

　　　　　中毒煤气在北方是常见的事，而南方人就没有这种经验。株韶路局的医　

生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