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强国梦-第2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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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凡的坚持，所以新政府内不存在让名人后辈，随意在哪个文史馆之类的部门挂个名号，领一份不菲或者足够维持其原来生活水准的工资，也就是说不允许“不劳而获”！

　　　　“所有人只要有工作能力，就不能不劳而获！”

　　　　“这些人大部分自小就家境殷实，生活富裕，所以才接受了完备的炎黄私塾似的启蒙教育。不能说因为他们早先这样，就永远必须这样。劳动创造财富，新炎黄不养闲人！”

　　　　“他（她）们拥有极高的素养和艺术功底，许多人精通绘画、书法、篆刻、历史等，炎黄民众的素质提升，需要他们的帮助和发挥自身作用。”

　　　　根据王凡的建议，在北京可以成立各种艺术类社会团体组织，但必须明确，这些艺术团体组织，不是为了满足某些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是要有计划地“接地气”、“促民生”。由于他们在艺术水平和水准上都是“大家”，可能无法教授一窍不通，根本没有艺术功底的普通百姓。那么就可以变通一下，集合北京哪怕全国的有艺术基础的青年学生，在他们手下学习。大约三年左右，再让这些学生回到全国各地，开始各自地区的艺术启蒙、教授给普通老百姓孩子如何绘画、写漂亮毛笔字，传授基本的炎黄文物知识和历史文化，于潜移默化和个人兴趣中，继承和发扬炎黄的古代文明精华。由此可以形成阶梯式的炎黄国内文化传承体制。当然，对于这些人喜好经常聚会聚餐，以及注重自身生活品质的物质要求，只要他（她）们不贪污，靠合法财产维持（家底殷实）、不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炎黄红党政府是不管不问的。

　　　　并且开始在社会层面广为宣传，所谓国内外那些贵族豪门，不是指富少爷小公主自己在生活上的事情一律不管，只会从家里放手要钱花钱，而是指自幼便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懂得如何为人处世，拥有必要的社会性格和生存能力，重点是要养成优雅的举止、纯良的品质、处理日常事务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并通过举例国内外社会名流的子女履历，如会做菜、做点心、懂种植、懂药草、知历史、知国际等作为论据，以减少炎黄百姓“不能让孩子吃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传统观念。

　　　　这个计划在主位面物资贫乏的时代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为了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人们可以挥拳相向；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可以兄弟打架、姐妹争吵、夫妻反目、父子翻脸。所谓贵族的素质，也需要一个最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来维持。主位面历史上，建国初到新文化运动初始，炎黄国内的不少社会名流，依靠外国亲朋好友的侨汇收入，可以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里购买到，老百姓根本不敢奢望，当时最紧俏的点心、白糖、花布等商品，这一切都是维持他们体面和素质的关键点之一。等后来侨汇断绝了，家底没有了，他们也一样，不再注意衣着边幅，而是奔波劳碌于每天的一日三餐了。

　　　　北京老城，什刹海。

　　　　这里据王凡的地安门大宅不远，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在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此时初春时节，树木开始泛绿，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就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银锭观山”便指这里。

　　　　张伯驹的家便在这里，也是一座宅院，不过面积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座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整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今天张伯驹和妻子潘素收拾整齐，准备外出，红党光复北京后，特意聘用从西北返京的张伯驹，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并且像半官方半民间的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都聘请他，这几个月来可谓忙的很。不过虽然忙，张伯驹却觉得生活很充实。

　　　　今天是他们去博物馆看展览的日子，由于炎黄边区政府在北京新城，按照规划建了不少展览馆、美术馆、博物馆，并定期（每十天，所以第一目标位面从事展览馆之类工作是很辛苦的，只有真喜欢的人才会乐在其中）更换展品，内容包括国内历史文物、名人字画、古玩真迹，到国外欧洲、沙俄时代油画真品，艺术雕刻等，甚至还有据说从倭寇那里夺回来的唐宋名家真迹，所以对于张伯驹来说，每个月去三趟展览馆和美术馆是必须的，能在北京生活的他是忙碌的，也是充实的，更是幸运的。

　　　　展览馆内。

　　　　看着一副又一副展品，以及如织的参观人流和每个参观者或疑惑或欣赏的目光，张伯驹突然对潘素说道：“我决定了，我要把《手复帖》、《游春图》、《三希堂贴》、《上阳台帖》、《蜀官妓图》捐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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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百七十七章　建国琐事5…开国大典之唐装国服

　　　　ps：感谢读者大大“水步头”打赏100纵横币，谢谢您oo

　　　　炎黄后世对于民国岁月的本民族服装记忆是简单又深刻的，好似那年月就是大褂、旗袍、中山装的衣衫世界，而且这些还是中层上流社会的穿着打扮，一般老百姓基本是接触不到，也负担不起的。这些和50年代的“蓝海洋”、60年代的“绿军装”、70年代的“绿灰蓝三色虫”、80年代的“百花齐放”、90年代的“国际迷狂”构成了半个多世纪的炎黄国人服饰“家谱”。

　　　　主位面进入21世纪后，炎黄国内百姓对于重振大国国威，实现民族复兴，重拾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文化诉求，与商品市场经济不断要求细分发现市场的特性集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国内比较小众但很稳定的唐装汉服消费市场。

　　　　对于唐装和汉服的定义，其实比较模糊。媒体、报刊、互联网等等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定义。可无论如何描述定义，它们都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唐装不是仅指唐朝的服装，汉服也不是只限汉代的衣着。

　　　　由于唐朝是让炎黄国人为之骄傲兴奋的朝代，唐代盛世威名盛誉远及海外。所以自唐代以后，世界诸国必称炎黄人为“唐人”，欧洲、星条旗等国家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且国外华侨们大多也自称唐人，因而很自然的和顺理成章的，住在唐人街的唐人，身穿的具有炎黄传统风格的服装被称为“唐装”。

　　　　汉服一词的提出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其早就自然存在。从商代开始，汉人的服装形式就确定了：大襟、右衽、上襦下裳。到周代，更出现了“深衣”，也就是后来国内老百姓那种“长衫形式的衣服”。汉服是平面剪裁，不强调人体的特征，而且是用式样、色彩和装饰来区别男女身份，形成了和西方服装截然不同的形态样式。且炎黄传统服装的基本元素无论如何演变，却始终有一个一脉相传的内核没有变化，那就是宽大、随和、飘逸。

　　　　第一目标位面。

　　　　炎黄红党的开国大典已经进入倒计时，可是领导人穿什么服装登上**城楼，却还在讨论中。如果参考主位面历史，那么中山装和大褂则是非常应景的选择。ao等人，身穿具有炎黄传统特色的唐装汉服登上**，并宣布新炎黄民主共和国成立。那么不但可以为这些衣装服饰正名定位，从“野路子”服饰变为可登大雅之堂，还可以进一步增强炎黄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淡化西服等西洋符号在炎黄国内的民间影响。

　　　　此时，北京老城的一所四合院宅院里，二十多人正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会，他们四周放置了很多布料与服饰，红的、绿的、褐色的、花的、素的、条纹的，可谓颜色丰富，样式繁多。

　　　　在炎黄红党解放光复全国倭寇占据的沦陷区以前，张爱玲《更衣记》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里面的时装灵感，有不少借鉴了西方服饰。但这些均是京沪等大都市有产阶级的尊贵生活。在古城扬州，平民还是以着原汁原味的炎黄传统中装为主流。

　　　　陆学浩，是一名手艺精湛的民间裁缝，自小在扬州生活，师从父亲家传技艺。他父亲陆长山，就是以为普通平民制作汉服为营生，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服务对象又都是穷苦人家，故而衣饰品类比较单调，多是青衣长衫、瓜皮小帽之类，但手艺是绝对保障的，剪裁、盘扣、滚边、上线，丝毫马虎不得。正是凭着朴实的职业良心，在战乱不已物质贫乏的民国年代，唐装汉服工艺的精湛品质才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

　　　　民国中期，扬州城的彩衣街上（包括附近地段），制衣店林林总总排在一起，名气比较响亮的有靠近财神庙的吴正奎家；羊总门的张裁缝家；弥陀巷的李宏泉和袁学海家；天宁门的樊聋子和朱老二家；彩衣街陆长山家等等。这些店铺一律以制作具有炎黄民族特色的成衣为收入生计。不过很可惜，尽管彩衣街的裁缝们个个技艺精良，但因为军阀割据、天下战乱，百姓吃饭都快成了问题，像衣服这样的次要因素，自然就往后排了。所以各裁缝们的家道撑持，也仅仅保持艰难度日、温饱上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有所成的陆学浩到民国首都南京闯荡世界，一年后又辗转至上海。那年月的上海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炎黄的文化重镇。三十年代的上海服饰观念就是标新立异，趋合时尚。也正是这种观念，形成了上海当时“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风尚。适时又恰逢旗袍大行其道，令唐装汉服手艺出身的陆学浩更是如鱼得水。在他灵巧的双手下，旗袍样式被不断更新，领口高低、袖子短长、开叉高矮及搭配物饰等频繁更易，获得了客户的交口称赞。甚至不少老上海三十年代的旧电影里，某个镜头定格下的那位风情万种的明星，其身着的妖艳旗袍，就是由陆学浩亲手缝制的。

　　　　正是在业内有着出众的口碑，自身也具备令人佩服的手艺，陆学浩才和不少行内顶尖师傅一起被请到北京，和国内美学文化大师们一起，商讨新式“唐装汉服”的具体设计思路和剪裁款式。

　　　　“我自己认为，炎黄的国服，即所谓唐装汉服，应该重点体现出，国人借自己身体和内在民族语言表现出的那种传统文化魅力。男子着唐装，要重点表现神采飘逸，气度非凡，一派儒雅俊朗；女士旗袍加身，则突出雍容华贵、端庄典雅、娇媚玲珑，尽显温婉含蓄的东方韵味。”国内传统文化专家赵时刚，先开口道。

　　　　“我同意赵老的建议。”炎黄画院画师的王禔点头道，“国服要留出足够的可变部件，比如颜色：它既可以是大红色的华丽，穿上这样的衣服，便能听到中式婚礼中的锣鼓喧天；也可以是浅紫色的高贵淡然，衣服褶皱里的闪烁光影，隐隐约约的体现出那种欲拒还迎；还可以是黑色的迷醉，穿上便可经历一场被岁月荡涤的华贵。总之，它应是一种民族文化‘具现化’的集合体。”

　　　　“陆先生，你是多年从事实际唐装制作的，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说出来，和我们大家交流一下？”齐白石看到坐在椅子上，不停点头思考的陆学浩，建议道。

　　　　“这个，各位都是先生学者，我自己没读过多少书，就只简要谈谈自己多年来的裁缝经验。我们这行做唐装有口诀，叫‘五款、四口、六领、十八扣’，这是最基本的要领，无论衣饰如何变，这个不能改，如此，才能保证做出来的衣服品质；此外，关于立领、敞领、斜襟、对襟、滚边、盘花扣，我都带来了具体样衣，一会儿大家可以先看看，一边评一边考虑如何应用到新式国服（唐装汉服）上去；还有唐装自古传承使用下来的团花状图案，如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九龙戏珠等，和鹤鹿同春、喜鹊登梅、凤戏牡丹等图案，我也带了来，这些能不能用，该不该用，希望可以先定个章程；最后，传统中式服装是不收腰的，因为女士穿着缺乏曲线美，现在已经有客人要求改成收腰的。过去的裙子下摆非常窄，走路只能迈碎步，现在则把裙摆做大了等等，这些需不需要也考虑进去？”

　　　　“我觉得很有必要，像旗袍的开襟，传统的特别高，我的朋友们就感觉很不舒服，穿起来总感觉有点别扭，如果开襟低些就舒服了。”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