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之强国梦-第1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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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阶层难道就看不出来这样的弊端吗？”王凡觉得他们既然可以登上一个国家的顶峰，就不可能是真傻，他们也许有时候故意装傻，但是绝不可能是真无知，毕竟过去能登上高位的多是精英阶层，他们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享用最好的资源，拥有最开阔的眼界。
“这个我知道。”刘少qi接话道，“我曾经研究过一段时间，发现当初学习理工科面临着内困外焦两重困难，一方面是国内这方面的老师太少，如果你真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而且在学成之后，归国后也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咱们国家的工业底实在是太落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上，炎黄历史上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仔细想想在炎黄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墨客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历史上，众多炎黄文人读的是圣贤书，出言必说仁义道德，号称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早已远离社会实际生产很多年了，都喜欢宅在书斋里做学问，极度轻视体力劳动和现实建设。同样的道理，在民国初年，那些北洋军阀之所以对待大学校园里的师生们十分客气，也不全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思想进步、重视教育，而恰恰相反——在他们的脑里，依然延续着过去封建王朝的旧思维，普遍把北平城的那些大学，看成是“太学”、“国监”之类的高级官僚预备队，自然要待遇优厚，态度客气。ao补充道。
“也可以这么理解，炎黄古代也好，民国时期也罢，掌握话语权的学者和底层民众是生活在两个不同世界的，王国维评论所谓历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可谓一语中的。套用你所在的后世话说，底层民众在民国时期‘被代表了’！”周恩lai又说道。
“所以民国实际上是割裂的，在动荡岁月之中，一方面有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整片空白的民族工业，另一方面，许多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却对落后愚昧的民国百姓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但非常可悲的是，一旦国家安定，生活水平提高，百姓自然有提升文学、教育等素质教养的内在追求，那时候接受书本信息的，又恰恰多是这些‘大师’翻译过来的，几乎可以预见的，敬佩、憧憬、羡慕等等就都来了，至于在这些之前的温饱、生活等基本需求，都被当作国家社会理所应当提供的了。不过提供这些生产生活物资的基层生产者如农民、工人、科学家等等，则又被忽视到历史的尘埃中了！”老mao总结道。
“陈果夫你知道吧，1932年他任职秃头党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当年5月份他提出《改革教育方案》，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但是却因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并且虽然通过了，但是直到抗战前夕，国难当头时，全炎黄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补给”。总之，在民国大学先生的圈里，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就更不要提了！”周恩lai接话道。
“你带来的资料，我们有时间就翻看，很有意思也很受启发。”刘少qi继续说道：“建国后，主位面的炎黄之所以要号召全世界炎黄儿女回来建设祖国，其实是因为当时炎黄民族最优秀的理科人才，有很大一部分都散落在国外。而在国内的大学里，却只能找到一群学文科的国学大师，真正的工程技术专家寥寥无几。那些资料里，有一份1930年的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等到了1949年我们建国时，炎黄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如果没有王凡你的出现，我们哪怕打下了天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这点上我们非常感谢你，谢谢！！”
“确实，真心感谢你，王凡！”老mao接着说道。
“谢谢！”周总也说道。
“别，别，我也是纯靠运气而已。对了，民国年间上海怎么样？听说很繁华？”王凡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转移话题。
“上海啊，只能说很怪！你不是问上海纺织女工一个月能挣30多块大洋的收入吗？呵呵，这个我们不好直接否定。但是我猜测那个女工应该是高级技工，即教授其他新女工的师傅，这种岗位一般只聘用3个月时间，属于干不长的短工。第二种可能就是发放的是金圆券，那个贬值的速度你也知道。据我们的情报系统得知，在上海，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每日薪水是三毛钱，一个月也才9块大洋。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毕竟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月薪才3块大洋！”刘少qi接话道：“而且明面上规定的工资，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因为中间扒皮的黑帮恶棍极多，而且个个凶狠异常。二十年代初，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月薪12元。但车夫每天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连喝稀饭都不够，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了。”
“除了工钱，底层百姓住的条件很差也不说了，单说一说上海那些小资的生活成本，我给你举个抗战前的例：生活在上海的一对小资夫妻，男的政法大学毕业，在上海某秃头党机关做小职员；女的北京女师范大学毕业，专职做家庭主妇，生了4个孩。在那时的上海，一般公司职员的月薪大约是20银元左右，而这位当丈夫的却有60元月薪，很不错了。
但是，由于上海的物价高昂，房价更是北京的数倍，虽然这位男士已经很能挣钱，但是他们夫妻的日依然很窘迫——租不起一整间公寓，一家六口人只得住在半间公寓里，中间用木板与邻居隔开，平摊下来大约20个平方米。而这半间公寓，每月房租13元，后来涨到了20元，每个月还要收10块大洋的水电费。光是这两样，这个家的收入就要去一半，剩下的钱用来吃饭和给小孩买西洋奶粉，就已经用得精光，因而结婚八年了基本没存下钱。所以说，你口中后世那些对民国疯狂崇拜的文人，除了极少部分真是忧国忧民外，我认为绝大多数，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是有选择有意识的，关注那些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而已。”周恩lai补充道。
“我明白了~~”王凡点了点头，回答道。
深夜，躺在床上的王凡辗转反侧，睡不着觉。
“还在想‘民国范’的事情？”雅迪问道。
“是！”
“别太劳心了，我觉得用后世网上的一句话，形容你国家建国前与建国后比较贴切。”雅迪说道。
“什么话？”
“当某人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某人离世的时候，至少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炎黄开战的话题了！”雅迪淡淡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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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拾六章 北晏南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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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位面，1943年8月中后旬，王凡坐在飞行器内，一边隐身一边向炎黄大陆南方飞去。：番茄小说快速更新
“你这次打算去哪？”雅迪在王凡的大脑里问道。
“重庆！”王凡简练的答道。
“什么？重庆？你去那里干什么？”雅迪听到后，有些意外和吃惊地问道。
“为了两个人！”
“哦，哪两个啊？”
“南陶北晏，即陶行知和晏阳初！”王凡答道，“昨天关于民国的讨论，雅迪，你都有听到，对吧？”
“恩，听起来确实有些意思！”
“我昨晚想了想，现在目标位面这边，我们不缺少思想界和精神界的文化大师和宗师，但是却极度缺乏愿意放下身段，亲身去乡间村里启蒙占炎黄总人口80％农民的实干教育家，所以我要去重庆，绑两个人回来。”准备这次做回人贩的王凡，很淡定的说道。
“陶行知和晏阳初？他们应该就是你急需的，所谓的平民教育家了，但是好像后世名声十分不显，到底干出了什么成绩？”雅迪虽然通过互联网掌握了很多信息，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于是问道。
“啊，他们啊，要我评价的话，最重要的是亲力亲为，一辈都站在推行平民教育的第一线工作。没有像许多大师那样，坐在屋闲地坐而论道。他们是真正的深入乡村，真心实意的去启蒙，去建设。”王凡昨天查了不少资料，现学现卖的说道：“咱们先说晏阳初吧，他因为后来跟秃头党去了台湾，所以在主位面炎黄大陆的历史上，基本没怎么提起他。但是在历史上，他自1920年就开始致力于民国间的平民教育，一直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他认为炎黄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80％以上是文盲。而且炎黄以农立国，绝大多数‘有眼不识字的瞎民’都身处农村。因此，想为平民办教育，就必须到乡村中区。在炎黄民国历史上，他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区。”
“定县实验区？最后实验的结果呢？有什么具体做法和成效吗？”雅迪有些兴趣，继续问道。
“有的，抗战前，拥有40万人口的河北定县，基本消灭了文盲。效果很不错，主要是他们研究‘要怎么做’，而不是像一些爱国学者天天空喊‘要做什么’，我举几个例吧，晏阳初、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从中国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课，为一小时，共96小时学完四册，就能基本百~万小！说读报了。在编写教材时，留意到农民为生活而奔波，自身没有多少时间学习，经济情况也很差，更没有钱买书，所以他们就以白话文形式编写《平民千字课》，以‘最短的时间，最小代价、获最大限量词汇’。”王凡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同时呢，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紧密结合，考虑从农民的切身需求，从小处着眼：比如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等等。”
“听起来还不错，可操作性比较强。”雅迪评价道。
“如果说的稍微理论一点，晏阳初认为当时炎黄农村的最大问题是愚、贫、弱、私。他提出的对策是‘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机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其中文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力，解决“愚”的问题；生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生产力，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力，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团结力，解决“私”的问题。”
“明白了，那陶行知做的应该也差不多吧？”雅迪问道。
“恩，他们俩干的事情大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