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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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有的美名。我们还能责怪俾斯麦最盼望她死去么？他半是怒气半是幽默地说：“两种制度必须废除一个，不是废除婚姻制度，就是废除君主制度，二者并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既然离不开君主制度，我们只好废除婚姻制度了。”俾斯麦比较严厉地对路西亚说：“前一天晚上把这件事或那件事都商量好了，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就又什么事都推翻了……假如皇帝是个鳏夫……”
在俾斯麦权力最大时，他的君主主义消失了，他几乎完全丢弃了君主主义所依赖的信仰。深知内幕的人们，布赫尔与布施告诉人们说，俾斯麦起草了一篇政论的草稿，说到他以辞职相要挟，他很费事地要在英国刊登这篇文章，以便德国报纸再转载。他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君主随他所欲。在这篇政论里，提到了这位宰相的维护君主制度与忠于君主的话，布施告诉我们说“两个先知相对咧嘴大笑。”他带着点儿看不起自己的意思对米纳特说：“凡是一个有阅历的人，只要他知道君主们有时是怎样使他们的大臣们为难，就足以使他倾向于成为一个共和党……君主们在自己的位子上谈到大臣们，都认为他们不过是管理他们田地的总管而已。”他挖苦一位阁臣，说这个人说起荷马的英雄们，仍然使用在宫廷里生活时所用的奴隶的话。他在1880年私下里总结这件事情道：“我不是一个专制者。一个人当过几年阁臣，怎么就能专制呢？当阁臣的不但要侍奉君主，还要侍奉他的老婆，或许还要侍奉他的几个情妇。再说，旧贵族又骄纵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他们的家世傲视别人。”
他坦率地对阁臣施勒策说：“我的任期已满之时，满肚子都是忠君爱君，但我却觉得这种情感日见减轻。我为此很难过！”接着，他说了一句心怀痛恨的俏皮话：“我曾看见三位君主脱得一丝不挂。都并不怎么好看！”
八、独裁
这位独裁者，现在脚步很重的、很霸道地在帝国走过，国人称他铁宰相。他们是不知不觉在说着笑话——因为这位独裁者处理内政极其强硬，国人却不愿意他这样强硬；他处理外交相当灵活，德国人不再要什么东西。不过，无论怎么说，当国执政发号施令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有睿智和忠诚，但却有万种理由自信拥有的机警，不管哪个人，只要有才能，他就疑心可能是自己的劲敌。种种迹象表明，他越来越变为一个独裁者，把全部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但这样的自以为是（他的天性不好笔墨与纸张），他恨人而爱树。对参政者与他们的各种行为深恶痛绝。这些都促使他想休息，想过乡下的生活或者长期度假。他一休假就是五个月，临离开时他把公事交他人办理。但如果承办者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会惹来祸端的。对这种情形最清楚的，莫过于罗恩，罗恩在未做内阁总理之前曾写道：“那位归隐于瓦森的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却发出极严厉的禁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许惊动他……除非他踌橱满志，以便以一个上议院与必要的阁僚共事于帝国，不然的话，将来的历史会把他做为一个反面的人物…你不能永远依靠动手才得温饱，无论你的手多么灵巧，多么有力，你的口齿多么能言善辩……他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他特别愿听他仇敌们的话，这些仇敌中最坏的就是其中的几个崇拜者……只因为我自己如此看重他，所以我希望多方改变他。”不久所有的人都看出来拉斯克发牢骚，说俾斯麦不再能够迁就任何一位部长。他只与司长们联系。我们又读道“德国人愿意被俾斯麦管理，以至于他回到瓦森称病时还是要他管理国家，哪怕是任何较少的管理都不愿意是俾斯麦以外的任何人。”
第一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各部部长与王公们身上；第二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帝国议会的更为厉害；其三便是施加于官吏们的专制，而且达到极点。即使是诸邦在位的公爵们，如果不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就不会见。甚至于国王们在他那儿也会碰钉子。如果他约一位王公晚上九点来见，八点三刻俾斯麦还在处理事情，便会打发人去拿来他的制服。到了九点一刻，他换好办事的衣服，口授台德曼写字道：“在位的君主们，不必想让我多等他们一刻钟。”这时候有人来报大公到了，两扇门大开。台德曼的记载说，俾斯麦原是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嘴里说着。一听见大公来到，便赶快坐在书桌旁，装作埋头于公文的样子。随后他就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很不盼望殿下今晚来探我啦，因为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他这样的行为意在使王公们不要太离谱；但是他还有别的意图，他要叫参政议会晓得他做了什么。他知道外交部是说长论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次萨克森王出其不意地走来，看门的是一个老牌的普鲁士人，问道：“你有约在先吗？如果没有，我可不能让你进去。”萨克森王只好走了。后来俾斯麦赔不是就完了。
俾斯麦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不见阁员和大使，这是处于他不喜欢他们或想躲避答应要求的情况下。路西亚与台德曼都告诉过我们，当俾斯麦不愿意的时候，必须用妙法才能够使他收回一项通告或决定。我们简直有跟读关于俄罗斯专制君主的宫内情况记载一样的感觉。有头等睿智的人物，自然不愿任人摆布，使内阁徒有虚名。越来越没人愿意在内阁供职。他诱人人阁，过不久又将其踢出阁外，有一个会说俏皮话的伯爵，把俾斯麦比作唐玻，说他起初引诱美貌女子，等玩腻了就抛弃她们啦。俾斯麦看重一位阁员，至多不过两年；很少多于两年的，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事，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倘若我要吃一勺汤，我必须先问过八个傻子！”但如果他的同僚们投入到对手的怀抱，他却大发牢骚，说他们忘恩负义，自称是赏识他们提拔他们的。
只要有人来访他，除非客人只是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否则只要客人一插话，总是惹起他的反感。“凡是有人要同我说话，必须在二十分钟内说完。有多数的大使们坐得太久，他们意图从我这里套消息，以便向国内汇报。”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是密友，如果没被邀请或预约，千万别去见他，哪怕他住在乡下。他在瓦森的时候，就是威廉皇帝也不例外，打发去的人他照例会不欢迎的。驻巴黎大使赫因罗厄王爵觐见皇帝，皇帝说赫因罗厄不如去瓦森跑一次——这句话就跟上谕一样。但赫因罗厄却答道，先要俾斯麦请他去，不然的话他不能去。皇帝与王爵面面相觑许久，随后这位大肚能容的君主只好收回成命。但俾斯麦如有话说，他却会毫不客气地打发这位赫因罗厄从瓦森去见君主。
他要表现他的专制有许多方法，其一便是把他的健康作玩具。当他除了告病之外别无他法可想的时候，他还就真病了。真病假病他总是说自己气色不佳想要告退了。《喧声》报套用海涅的语调，这样评论这件事：“我从千辛万苦中才凑够这一点儿纳税的款子！”
他这样的屡次辞职，不仅仅是根据身体欠佳；还抱怨勤劳于国事，甚至有几次对皇帝也有些微辞。有一天，赫因罗厄在瓦森看见俾斯麦的气色很好，非常高兴。而当天俾斯麦却请赫因罗厄告诉皇帝，说自己仍然重病，神经还是很不宁！“因为皇帝很不体恤我，麻烦我。”
俾斯麦不体恤帝国议会，却要求帝国议会体恤他。在1879年间，有一天俾斯麦正在攻击拉斯克个人的时候，主席轻轻摇铃。俾斯麦停住他的激烈演说，说道：“为什么摇铃？会议厅里是很安静的！”后来他对路西亚说道：“我在这里是帝国最高长官，不须受主席纪律的约束，他无权摇铃打岔或警告我。他著作这样的事。我们紧接着的下一步是解散议会啦。”他就是这样做众矢之的，他越来越看不起他的对手们，但却想同他们作战。当利克特在细节上攻击政府的时候，俾斯麦好象是拔刀相向地说道：“诸位攻击我们的立法、我们作为政府的政策，你们这样的攻击目的究竟在谁呀？……除了我能是谁？我不能让你们指桑骂槐的装作攻击政府而侮辱我，我不能不反攻！”
还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他改变了面目，从名誉过渡到竞技，因为他对利希特说道：“既使我不过是一个克技的人，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以抵御这样的攻击呀！”有一天，他被一种介于自大与谦逊的心境所困扰。拉斯克说世上没有什么事都能做的人。俾斯麦以为这句话意在挑战他的能力，便答道：“据我看来，你的阿尔瓦所能做的，查理也能做，不过如此而已，”他就是这样误5 ！席勒所说的“查理不能多做”（显然与他不利的）。他很少说到自己的历史。但是，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宣称道：“我曾经是整个欧洲的敌手，在我所对付的人中你们不算是第一个！”这时候，即使是最厉害的敌手，也几乎不能不发抖，他们晓得他说的是实话。
到了这个时候，他越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玩权术的行家。在帝国议会里，他教训理想家说：“政治不是一种科学，不是教授们易于想像的那样，政治是一种技术，政治不是科学，如同雕像与绘画不是科学一样。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有能力的批评家而却不是一个美术家。即以莱辛而论，他绝对是个地道的批评家，却不能胜任于雕刻一座雷奥科温。”在这样冲突之后，当他满肚子不高兴坐下吃饭的时候，在吃过三四样菜之后，他又诙谐起来。
他的专制脾气变成任性，尤其与他的保固禄位相关。就这件事而论，俾斯麦实在象一只狮子，有的阁僚好像一只被他捉住放掉的野兽，最后又被捉回来。1880年4 月间他大发狂怒，因为在联邦议院里普鲁士第一次投票失败。在十点钟时候，他把台德曼喊来，吩咐台德曼立即在《北德意志报》发表他将辞职的声明。虽然有人劝他不要辞职，不要把辞职书送去草拟稿件。当撰稿的时候，他到花园散步，每走一圈，都抬头望窗子，说出更严厉的词句，让台德曼把责任归咎于几位联邦的王公与他们的代表。当报纸快要发印之前，台德曼劝他等到天亮再说。“不能！”俾斯麦拒劝道。当下那篇辞职书写满了四大页，有四个抄写人誊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于四点半钟送去给皇帝。深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就打发送信人骑马送到宫里；再过一刻，俾斯麦坐下来吃饭。他几乎还未开始吃的时候，他又打发人说，不要去送辞职书了。台德曼赶快跑上楼说，辞职书已经送出去有半点钟了。他自然希望能从副官手里取回来，但是辞职的新闻已经送到报馆，皇帝会看见的。“好嘛，随他去吧，他屡次令我讨厌，现在轮到他啦！”
俾斯麦当他自己和宰相地位动摇时，就是这样演诙谐的闹剧。即使是对付一件次要的外交，他也不肯为怪脾气所影响，宁可跟着理性走，假使他的一位属员对于这样的事任性行事，他是会发狂怒的。但是关乎到他自己的地位他却能扮演傻子，因为无人能够替代他。路西亚与台德曼是两个议员，一个被保荐当阁员，一个当帝国宰相府的办事长，只有这两个人有战略有精力，能够接连好几年在俾斯麦手下办事，后来施勒策当财政部长也能够这样。
布施与布赫尔是两个很有意味的人，他们俩年纪都比俾斯麦小，都当过革命党，随后成为有名的记者，都做了官。布施较为聪明，比较无忌惮，柔滑而浅，他所游历过的地方甚广，后来变作《边疆报》的主笔，颇引俾斯麦注意。在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很喜欢他，战后他却失宠了，被俾斯麦赶走了。随后他又用阴谋，几乎等于勒诈，又把自己变作一个非他不可的人物。俾斯麦又用他又怕他，甚至于怕到了比他怕俾斯麦更厉害的程度。他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采访好手，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瞒不了他的耳目与他的注意。他的日记提供给读者许多无价的宝贵材料，使人了解俾斯麦。烟斯麦自己也得承认其中他所不欢迎的真实。
布施是一个强健、快乐、狡猾的人，布赫尔与他相比，却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初时是一个律师，是议院里四十九个急进党之一，被判监禁逃往伦敦。他在那里住了十年，过的是孤寂穷苦的日子，是马克思逃亡时的邻居，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拉萨尔介绍他见神斯麦，这时候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无可靠的谋生之道，厌倦了当革命党的漂泊不定。这是很好的机会，俾斯麦很容易地被见到了，他的文笔被俾斯麦赏识。布赫尔在伦敦认得李卜克内西，这时候他正在开始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外交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