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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

俾斯麦-第30节

小说: 俾斯麦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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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的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利。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像,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倍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脏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作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忿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c ”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
  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人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作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也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像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捞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惟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本是很不情愿的,他说:“如果我没有你的政治法权的扶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
  他找乔特尔来帮他的忙,这个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乔安娜的朋友,俾斯麦因此也极为信任他。不料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冲突。乔特尔写信劝他说,关于丹麦问题,他必须得到舆论的帮助;他又说,倘若俾斯麦与他意见相左,他宁愿回去当一个音乐家,而二人交情依旧。第二天,俾斯麦就传他来问话,他“低声细气,虽然是很受扰动”地说道:“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请求宽恕,要收回他的信。俾斯麦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的商谈。……“
  俾斯麦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个朋友和他已有十五年的交情了,同他夫人相识却远不止十五年,如今却是在作俾斯麦的属员,要必恭必敬地上他的奏折。他对事情的见解与普通观念相同,这一点却使这位政治家难以安寝。但面对报纸的指责他却不为所动,他忿忿地想:布鲁图,你也来反对我!这件事虽最终被粉饰好了,然而他们二人的交情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很难如从前一样。乔特尔不能如施勒策一样赢得俾斯麦的敬重,他永远不过是个有才干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
  外交部中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位总长,但这对俾斯麦来说却是“不必烦心”。当他得知驻扎外国的使臣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采取自卫的办法。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和驻巴黎的戈尔茨都想当外交总长,他们直接写信给君主,低毁外交总长的政策。但是君主对他的外交总长是深信不疑的,君主将这些信交给俾斯麦,由他自己去答复他们。如果是在腓特烈威廉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以前俾斯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曾写私人信函给君主和格拉赫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如今他当上了宰相后,却不肯容忍这样的事发生。这位有天才的人,带着特有的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戈尔茨与乌泽多姆所作的事是不能与他从前所作的事相提并论的,他是不允许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的。戈尔茨伯爵原是他派驻巴黎的。他给戈尔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同类信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这封信中,他可以将公事与平时的问候混在一起,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见解和报告,但是你的报告并非是
  习惯意义上的报告,你的报告颇有些像总长的奏折,劝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如此的见解冲突会误事的,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的冲突只会导致犹豫不决,据我看来,无论什么政策都比犹豫不决的政策要好。……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我也准备接受你指责我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告诉你,我在最后两个星期所努力做的事就是你的报告中的提议,你听着,你的心里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佩服!”
  “但是你既然已坦白地说出你想攻击现在的政策,你说假若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怎能打定主意将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告诉你呢?……倘若要使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是要绝对地开诚布公,连同我的政策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巴黎驻使讲得明明白白。我要推倒与其他阁臣、参政间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在暗处运动的障碍,及其与两院、与报馆、与外国宫廷的障碍。但是必定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竞争,以一宗陷害我所管辖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是圣诞夜,下属们都告假走开了。我很少写这么长的信,无论给谁写信,我都不会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拿不定主义是否应写公事信给你……用你的报告的疏远腔调。……倘若你推翻内阁,你必定要在这里和在报章内推翻,当反对党的首领,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既然要决意推翻这一切,我就要以你自己的格言作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相冲突时,必定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使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很强固很纯粹的,交情虽不能与之相比,却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收兵!俾斯麦虽是真的有些发怒,却仍是用很高明的手段,敬词加上恐吓,使得这封信更具有威力,并且表示作为朋友他会感到很伤心。他的恐吓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却足以让他的劲敌晓得,倘若戈尔茨果真要尝试来推翻他,戈尔茨今后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俾斯麦晓得戈尔茨是君主所喜欢的人,所以他就用官话来拒绝他。像是一粒药丸,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得戈尔茨误以为他的长官敬重他,赞誉他。这种方法使戈尔茨满心欢喜,因为这位驻使一向是喜欢听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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