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莫斯科-第1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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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马上安排，一定尽快返回克林。”
我刚结束和弗拉索夫的通话，政委叶戈罗夫就过来关切地问：“丽达，出什么事情了？”
我苦笑一下说：“司令员来电话，让我们马上把阵地移交给友军，然后返回克林，集中兵力准备攻击博托沃。”
接下来，我先后给1077团的团长帕尼舍夫少校、加农炮团的团长以及在太阳山城的远东独立师的师长哈普萨福上校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即集合部队向克林开拔。
加农炮团的团长和哈普萨福上校倒没什么，听到我的命令马上就爽快地去执行。只有帕尼舍夫少校颇有怨言，部队从克林步行几十公路急行军赶到克留科沃，结果一枪未放又要原路返回，换了谁心里也会不舒服的。不过既然是我下的命令，虽然有意见，但还是只能服从。不过和来的时候不一样，他们不用再步行，而是乘坐卡车离开。
等下达完所有的命令，我才带着师指挥部里的一行人，走出指挥部，沿着交通壕往前走，去迎接友军的指挥员。没走出多远，就见到谢杜林少校带着几个人正匆匆地向我这边走过来。
一走近，发现友军来的都是熟人。除了我派去支援第16集团军的坦克旅旅长，另外三位披着黑色披风，戴着貂皮帽的指挥员，我都认识。紧跟在谢杜林后面的是那位年轻英俊的近卫第2骑兵军的军长多瓦托尔少将，他的后面是第50骑兵师师长普利耶夫将军、第53骑兵师师长梅利尼克上校。
刚一走近，领路的谢杜林停住了脚步，身子一侧，背靠着壕壁，开始向多瓦托尔介绍我：“将军同志，这是我们近卫第八师师长奥夏宁娜少将。”
正当他想向我介绍多瓦托尔时，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介绍了，我和将军是老熟人了。”说完，我上前一步，抬手向多瓦托尔敬了军礼，友好地说：“您好！将军同志！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多瓦托尔还了一个军礼，然后给了我一个有力的拥抱，用手在我的背后使劲地拍打了几下，高兴地说：“丽达，你真是太不简单了，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德军击败了，不光夺回了克留科沃，甚至还抽调出一个坦克旅来增援我们。”
他放开我后，我又和另外三名指挥员一一握手，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一回头，却看到了令我吃惊的一幕，叶戈罗夫政委和多瓦托尔居然在拥抱时接吻，两个大男人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旁若无人地嘴对嘴狠狠地亲了一口才分开。这种表现也太热烈了点吧，让人看了受不了，如果我不是知道这是老毛子的一种礼节，一定会以为两人是搞基的。
等多瓦托尔和其他人也打过招呼，寒暄了几句后，我们一起回到了指挥部里。等大家都坐下，介绍完整个克留科沃地区的情况后，我才把部队要移防的事情告诉了他。在他的惋惜声中，我让政委他们几个留下协助处理换防事宜，自己带着尤先科和警卫连的战士先行离开。
炮团和1077团此刻都已开拔。我原以为炮团要出动，怎么也得要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谁知他们在完成射击任务后，就已经做好转移的准备，所有的大炮都挂在了牵引的卡车，转移的一声令下，立即沿着原路就返回了。
格里萨驾驶的吉普车载着我和尤先科开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警卫连的五辆卡车，车队沿着公路往克林而去。
虽然格里萨车开得很快，但是在离克林还剩下十公里的地方，依旧没有追上前面的炮团和1077团的车队。
就在我心里暗自嘀咕是不是这两支部队还没有出发，或者是半路上他们转上了其它什么岔道，否则这么可能还追不上的时候，车突然毫无征兆地提了下来。
因为车停得太突然，后来跟着的卡车刹车不及，加上路滑，直接撞了上来，我们的车顿时又先前飞出去老远，才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我被巨大的惯性带着向前猛地一冲，身体重重地撞上了前面的椅背，剧烈的碰撞震得内脏如同错位了一般疼痛难忍。
我缓缓地坐直了身体，深吸了几口气，手捂住胸口，感觉疼痛稍稍有所缓解，才没好气地问格里萨：“司机同志，出了什么事？怎么会突然停下来？”
格里萨回过头，满脸歉意无奈地说：“对不起，师长同志，车抛锚了！”
这时后面几辆车上的警卫战士都纷纷跳下车来，围上来关切地问：“师长同志，您不要紧吧？有没有受伤？”
我推开车门走下去，冲围上来的战士们摆摆手说：“我不要紧。”然后走到车尾看了看，发现损伤不大，只是尾部被撞凹进去了一大块。绕道车的另一边，正好看见尤先科也捂住胸口要下车来，我连忙上前扶了他一把，关切地问他：“上尉同志，不要紧吧？”
他使劲地摇摇头，说：“没事，就是被震了一下，胸口有点痛。”
格里萨低着头走过来，低头向我认错说：“师长同志，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车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故障。”
我拍拍他的肩膀，大度地说：“格里萨同志，你是一个好司机，我们都没有怪你的意思。你说是不是啊？上尉同志。”说这话时，我还故意把话题引向了尤先科。
见我都这么说，一脸苦相的尤先科也只好随口敷衍一句：“是啊，格里萨。师长和我都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你就不要多心了。”
“你先修车吧，修好了车再赶上来！”然后我又对尤先科说：“反正这里离克林也不远了，趁天还没有黑，我们就在公路上散散步，其余的人等车修好了再赶上来。”
“是！”尤先科答应一声，跑过去向他的部下传达我的命令，让所有的车都停下，等格里萨修好车后在一起赶上来，然后带着二十几名战士和我步行前往克林。
走了十几分钟，走在最前面的一名战士发现前方不远处的路边有一群人，忙回头喊了一声。于是得到警报的尤先科马上变换了队形，让战士把我围在中间，以防遭遇什么不测。
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一个喊声：“喂，同志们！我说，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听见对方说的是正宗的俄语，我放心了许多，拨开前面几名挡路的战士走了上前，看到对方都是穿我军制服的人，除了几个有军衔的人坐在路边的一颗倒伏的白桦树上外，其余的人站在他们的四周，于是大声地回答说：“我们要去攻打柏林，狠狠地揍希特勒那个小胡子。人手正好不够，你们要来加入我们吗？”
我周围的战士听了我的话，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也许是看到才从人群走出来的我，几名坐着的指挥员马上站了起来，其中一位还向我快步跑了过来。这位身材魁梧满脸胡须的中年指挥员在我面前立正敬礼，报告说：“将军同志，您好！少尉尤里向您报告，我们的部队被打散了，希望能加入您的部队。”
“欢迎你的加入。”说着，我便向这位少尉伸出手去。
全本欢迎您！ t1706231537
第二四四节 伟大的反攻（十三）
对于突然加入的少尉，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尤先科上尉抱有很大戒心的，不光反复盘问了对方的来历，甚至还查验了对方的军人证。本来我以为对方会因此大发雷霆，结果尤里少尉却异常配合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
检查完证件，搞清楚对方的身份，知道不是伪装的德军间谍后，尤先科对少尉他们的态度也变得友善起来，开始边走边聊天。从两人的对话中，我知道尤里少尉原来是第126步兵师的，部队被打散后，他们就一直在附近打游击，除了拦截德军的运输队，偶尔也会到有居民的村子里去找点吃的。昨天他们在一个村里休息时，得到一位村民的报告，说我军开始大反攻了，便出来找主力部队，没想到正好遇到了我们。
又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格里萨终于修好了抛锚的汽车，带领车队开上来接我们了。我心里暗叫谢天谢地，要是再晚来半个小时，我估计就在冻僵在路边了。
我让尤先科先安排尤里的人挤上了警卫连战士乘坐的卡车，看到所有的人都坐上了车，我才拉开车门坐上了自己的吉普车，招呼格里萨开车。
车子启动以后，尤先科在前面叹了一口气，开始发起了牢骚：“师长同志，从大反攻开始，我们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跑，今天都是第三天了，就没有得到过清静，没准明天上级又会让我们去救援什么地方的部队呢。……”
本来我背靠着椅背闭着眼睛在养神，听到他说今天已经是大反攻开始的第三天，猛地想起好像这两天还有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要发生，连忙睁开眼睛，问：“今天是多少号？”
“12月8号。”
“今天是12月8日，那昨天就是12月7日了？”我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对于我这个奇怪的问题，尤先科回过头，不解地看着我说：“是啊，8号以前可能是7号，这有什么可怀疑的？”
我连忙摆摆手，说：“没什么，我就随便问问。没事了。”说完又背靠着椅背闭目养神。
在我已知的历史里，正在向苏联提供大规模武器援助的美国，其位于珍珠港基地里的太平洋舰队，在12月7日清晨遭到了日本海军的偷袭，由于美军舰队事先没有防备，结果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多艘战列舰被炸沉，航空母舰因为没在港内，才侥幸逃过一劫。
原本日方是想在袭击前向美方递交宣战书的，但因为日本驻美大使馆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最后这篇宣战书在袭击后才递交给美国，原本的宣战就变成了不宣而战，这个延迟增加了美国对这次袭击的愤怒，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将其称为“一个无耻日子”的重要因素。
从战后的诸多分析资料来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真正的偷袭。二是美国人的阴谋，是故意让偷袭成功的。
第一种说法当然是公认的历史。而第二种说法，美国早已获知日军的偷袭计划，珍珠港事变只不过是罗斯福的苦肉计。因为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使得罗斯福总统很多援助英、苏、中等国的计划受到掣制。而作为极富远见的杰出政治家，罗斯福很清楚，如果不及时援助正在艰苦奋战的英、苏、中等反法西斯国家，等到轴心国确实控制了欧亚大陆后，美国将无力独自抵抗已经根基牢固的德、意、日轴心国。所以早参战比晚参战有利，但国内的孤立主义只图眼前利益，不愿参战。因此罗斯福不惜以珍珠港为代价，唤醒民众的觉醒和敌忾，粉碎孤立主义思想。同时还必须让日本偷袭成功，才能激起粉碎孤立主义者参战的决心。
作为一个穿越者，我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毕竟在珍珠港遭受袭击的第二天，美国就正式向德国宣战。如此一来，至少英美领导人对斯大林承诺的第二战场，就不再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了。
不过我此刻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在计算时间，珍珠港遇空袭，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那当时的苏联时间应该是12月8日。也不知道此刻倭寇对美军的空袭是未来式、进行式，还是过去式呢？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车再次停了下来，随即我便听到了尤先科的声音：“我们到了，师长同志。”
我下了车走进指挥部所在的建筑物里，进门时，门口执勤的战士整齐地向我立正敬了持枪礼。一名执勤的中尉迎过来告诉我说：“集团军参谋长同志，近卫第七师的师长格里亚兹诺夫上校和副师长瓦列里中校，在会议室里审讯俘虏。您想去看看吗？”
我点点头，淡淡地说：“带我去看看。”
很快来到一个房间前，中尉轻轻地推开了房门，随即他闪到了一旁让我进屋。等我走进房间后，他又在外面将房门轻轻地带上。
屋子很大也很暖和，对面靠窗摆放的那种大木桌后坐着的三个人都没有穿军大衣，除了近卫第七师的两名师长，坐在正中的是人我不认识，但从他的领章看是名政工人员。墙角有名负责的战士坐在凳子，附身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快速地写着审讯记录。桌子前侧身站着名没戴帽子的中尉，看样子他是翻译，正在讲政工人员的话转述给俘虏听。
背对我坐着的是名德国军官，他穿着军大衣，佩带着银线盘花的肩章，不过却没有带帽子，他的身后站着两名挎冲锋枪的战士。
我没有打断政工人员的审讯工作，脱下军大衣挂在门边的衣帽钩上，然后背靠在墙上，双手交叉地抱在胸前，静静地聆听这场难得一见的审讯过程。
“因为……因为……”德国军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