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莫斯科-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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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面,”她非常吃力地重复读了一遍这个单词,还是满脸奇怪而茫然的表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这里的餐厅里肯定没有。”
我猛地回过神来,我这在说什么啊,要知道方便面是58年才问世的,我怎么老是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啊。于是赶紧向她解释道:“我忘了,这只是我们家乡的一种小吃,莫斯科应该没有。你还是给我弄点面包和汤来吧。”
“好的。”她答应一声,穿上军上衣后打开门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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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二)
一夜无梦。
清晨时分,虽然没人打扰,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早早醒了过来。我坐起身来,环顾四周,另外三张床铺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阿克莎拉也不在,整个房间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掀开盖在身上的薄被,我翻身下了床,径自往卫生间去。心里暗自感慨,到底是接待重要人物的旅馆啊,屋子里的暖气得开得真足,我虽然只穿着内衣裤,却丝毫感觉不到莫斯科清晨刺骨的寒冷。
洗漱完毕,我从卫生间里出来,看见屋子里还是没有人,随手取过了搁在床头上的军装穿戴起来,准备穿好后先到餐厅吃早餐,然后再找科罗廖夫上校问问,我们到莫斯科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现在是战争期间,列宁格勒的局势还非常严峻,还一下抽调了这么多军官到莫斯科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
正穿衣服的时候,阿克莎拉用背把门撞开,双手端着一个盘子,倒退着走进了房间,看见我正在穿衣服,有些惊奇地说:“指挥员同志,您已经起来了,我还正准备叫您呢。”
“是啊,阿克莎拉。”我叫着她的名字,脸上带着微笑礼貌地回应她:“我也是刚起来,准备到外面的餐厅去吃早餐呢。”
“不用麻烦了,指挥员同志。我已经把早餐给您端过来了。”她把手中端着的盘子放到了桌上,我看清托盘里摆着两盘土豆泥、四片黑面包、一壶茶和两个小小的水晶玻璃杯、一小碟方糖,已经进餐用的刀叉、餐巾布等等。
“谢谢,亲爱的。”
早餐的分量实在是太少了,我几口就把盘子里的土豆泥吃得干干净净,随即拿起一片面包啃了起来。黑面包已经不新鲜了,吃起来感觉酸酸的、硬硬的,实在是有些难以下咽。我拿起茶壶,往两个玻璃杯里倒进了茶水,客套地问她:“你放几块糖,一块还是两颗?”
“两块吧,我喜欢甜一点。”她正吃着土豆泥,听我问她,赶紧把口中的食物咽了下来,有点紧张地回答了我。
我给她的杯子里放了两块方糖,用小勺子轻轻地搅拌均匀,看到糖完全融化后,才把杯子递到了她的面前。
“谢谢您。”她端起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然后又埋头消灭她面前的食物。
我从碟子里拿起一块方糖,没有放进茶杯,而是含在了嘴里,然后抿一口茶水,悠闲自得地享受着糖块在嘴里缓缓融化的那种甜蜜的感觉。
“指挥员同志。”阿克莎拉开口叫了我一句。“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看着她,微笑地点点头,说:“可以啊,你问吧。”
“您的丈夫,就是叫奥夏宁的那个男人,他如今在什么地方啊?”她的话让我再度提醒自己如今是个已婚妇女的身份,那个不知道长得什么模样,叫奥夏宁的丈夫,始终会是大我身边认识的人所关注的焦点。我犹豫再三,觉得这件事情始终是无法完全回避的,于是便叹了一口气,说道:“他是边防哨所的一个上尉军官,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就失踪了。”
听了我的话,阿克莎拉满怀歉意地看了我一眼,说:“指挥员同志,不好意思,我不该提起您的伤心事。”
我拢了拢鬓边的几缕发丝,苦笑了一下:“没关系,如今是战争时期嘛。”顿了顿,我又说:“阿克莎拉,以后能不能别老叫我指挥员同志了?虽然我的军衔比你高,但是在私下的场合里,听你这么叫还是感觉挺别扭的。你还是和其他朋友一样,叫我的小名丽达吧。还有我们之间也别那么生分,彼此间就用‘你’来称呼吧。”
“好的,丽达!”她非常干脆地答应了。
我抬头突然看见墙上挂着那件军大衣,上面的那个上校领章显得格外醒目。我这才想起来,我是两手空空地来莫斯科的,连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科罗廖夫的这件军大衣,晚上的时候临时穿穿还无所谓,可要是白天我还穿着这军装招摇过市的话,未免有点太嚣张了。于是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阿克莎拉,你这里有军大衣吗?”
“军大衣?!”她楞了一下,随即回答说:“有啊,当然有啊,我这里就有两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她:“能借一件给我吗?”听了我的话,她非常惊奇地说:“你不是有一件军大衣吗?”
我满脸修得通红,喃喃地向她解释:“昨天到莫斯科来,因为走得太匆忙了,什么行李都没带。十月的莫斯科虽然还没有下雪,不过已经算是冬天,而我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制服,根本不保暖,如果昨晚不是好心的上校叔叔把他的衣服借给我穿的话,估计我早被冻僵了。”
听了我的话,她马上跑到墙壁的一个壁柜前,拉开了柜门,从里面取出一件灰色的军大衣,扭头对我说:“这是依娜的军大衣,你可以拿去穿。”
我接过她手中的军大衣,随口地问了一句:“你把依娜的衣服借给我,她不会反对吧。”
“不会的,”她说这话的时候,眼圈突然红了,“依娜已经牺牲了。”
“啊?!”我大吃了一惊,感觉追问道:“她是怎么牺牲的?”我感觉在这个防范严密的旅馆里工作,应该是很安全的,怎么也会出现伤亡事故呢?
她哽咽地说道:“一周前,依娜的妈妈病了。依娜向旅馆的政委请了假,回去看她的妈妈,结果路过冈察莫尼斯嘎亚的时候,遇到空袭而牺牲了。”
冈察莫尼斯嘎亚,听到这个熟悉的地名,我立刻想到了在列宁格勒医院里,遇到的那个重伤不治的伤员卡佳,我曾答应把她的信息带给她的家人。也许她牺牲的消息,早有民政局的人通知了她的家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答应过她的承诺。既然有机会来到莫斯科,有空闲的话,我一定会到冈察莫尼斯嘎亚去,找找她的家人,把她的一切告诉她的家人。
“哎呀!”她突然尖叫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她指着墙上的挂钟接着说:“刚才我端早餐上来的时候,遇到一位上校,他让我转告你,在三十分钟后到旅馆门口集合。而现在已经过去二十五分钟,你再不去就该迟到了。”
这个上校不用说,十之八九是科罗廖夫上校,他在外面等我,我可不能迟到啦。于是我把两件军大衣搭在左手上,和阿克莎拉道了个别,拉开房门快步走了出去。
在外面走廊上的行人不少,不时有军官迎面走过来。按照条例,军衔低的要向军衔高的指挥员敬礼。我暗自感叹,真是到了首都才知道自己官小啊,这些人的军衔个个都比我高,害得我每看见一个人就要抬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在通往旅馆大门的路上,我的右手在不停地抬起又放下,机械地重复着敬礼的动作。
好容易来到了旅馆门口,看见科罗廖夫上校熟悉的身影站在一辆客车旁边,顿时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感觉,向前小跑几步喊道:“早上好,巴维尔叔叔。”
科罗廖夫听见我的喊声,转过身来冲着我微笑着挥挥手:“丽达,早上好!快点上车,我们马上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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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三)
我把科罗廖夫的军大衣还给了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上了车。
原以为因为我的迟到,而害得大家久等,一定会有人发几句牢骚甚至责备我。没想到当我忐忑不安地进了车厢后,看到的却是友善的目光,对于迟到的女兵,大家似乎表现得异常宽容,坐在前排的一位面熟的将军,甚至还冲我笑了笑。
我和科罗廖夫坐到了车厢的后排,刚坐稳,车便缓缓开动了。
我凑近科罗廖夫的耳边,悄悄地问:“巴维尔叔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去克里姆林宫啊!”他有些诧异地反问我:“你来之前,费久宁斯基同志没告诉过你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吗?”
“告诉我什么?”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在阵地上洗衣服,衣服没晾完,被紧急招到了师部;到师部没待多长时间,又被集团军派来的人送到机场;再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就来到了莫斯科。整个过程中,我连费久宁斯基的面都没见到,送我去机场的那个少尉,嘴巴也紧得很,一点口风都没露,我怎么可能知道到莫斯科的目的呢?
听了我的小声说明后,科罗廖夫才恍然大悟,赶紧给我讲解起此行来莫斯科的目的。我们这次来莫斯科,一是莫斯科目前的局势很困难,统帅部把朱可夫大将从列宁格勒调过来,即将有新的任命;二是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个战术研讨会,针对我军前一阶段的作战状况,来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参加的人员,除了统帅部的那些巨头外,其余的都是目前正在和德军作战的几个方面军的指挥员。
听了他的解释,我又好奇地问了一句:“朱可夫同志离开了列宁格勒,谁接替他的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呢?”
“你猜猜?”他没有回答我,而是卖起了关子。“你应该猜得出来,是你认识的人。”
“是费久宁斯基少将吧。”我不假思索地答了出来。因为我知道费久宁斯基是朱可夫的副手,一直担任着方面军副司令员,是因为原四十二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作战不力而被撤职后,他才去接管了这个集团军的指挥权。虽然他只是一个少将,但是根据他的工作能力和朱可夫对他的信任,接替方面军司令员职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厉害,你真是太厉害了,一下就猜到啦。”他对我翘起了大拇指,正准备再说什么的时候,客车嘎地停了下来,坐在前排的那位上尉向导站了起来,转身向大家干巴巴地说道:“指挥员同志们,我们到地方了,请下车吧。”
我起身穿上军大衣,跟着大家走下了车,意外地发现外面居然是自己熟悉的红场,而车门此时正面对着列宁墓。虽然战争爆发后不久,列宁的水晶棺就转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门口的岗哨依旧没有撤掉,两名高个子帅哥身穿崭新的呢子军大衣,手持钢枪目不斜视,如同钉子一样站在那里。
我们列队走上列宁墓北侧的观礼台,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多地瞧了他们几眼,心里暗自嫉妒这两个士兵长得帅,如果后世的我能有他们那么英俊,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年轻美貌的少女!
在红色花岗石和黑色长石建成的列宁墓,和高大的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之间,有片铺着大理石的空地。我们穿过观礼台后,就停在那里等待。
我们站的位置视野很开阔,我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熟悉的这块地方。北面的历史博物馆,是一座19世纪时用红砖建成的三层建筑,具有典型俄罗斯风格。东面则是著名的古姆超级大商场,虽然里面的物价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设计之独特、装修之豪华,完全可以与欧美最现代化的商场相媲美。南面是那座由大小九个塔楼组成的圣瓦西里教堂,极富特色,被戏称为洋葱头式圆顶,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中独具一格,是红场的标志性建筑。教堂旁边是瓦西里斜坡,一直延伸到莫斯科河畔。
我正在东瞧西看的时候,后面有人拍了拍我肩膀,急忙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车上冲我笑的那位将军。他用调侃的语气说道:“亲爱的奥夏宁娜同志,得到两枚勋章后,就不认识我乔洛霍夫了?”
勋章!听他这么一说,我猛地想到面前的这位将军是谁了,他就是当初陪伏罗希洛夫元帅到医院来我为授勋的乔洛霍夫少将,怪不得看起来这么面熟。我挺直身子准备给他敬礼,他制止了我的举动,说:“都是老熟人了,不用这么客气。”
他瞅了瞅我军大衣上的军衔标志,关切地问:“听说你后来又参加了几次战斗,表现得非常勇敢,怎么还是中士军衔啊?”
我刚想解释自己穿的是别人的军大衣,旁边又传来科罗廖夫熟悉的声音:“将军同志,奥夏宁娜同志已经是中尉了。因为这次来莫斯科走得匆忙,还没来得及到军需官那里为她领取军大衣,所以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