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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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飞鸾本来是牌局中的“常委”，只要“５４”号文件一打开，她是场场必到的。自从我的“百宝箱”秘密暴露后，吕金妹和关飞鸾失和，她很可能把我和关飞鸾都看成可耻的“告密者”，看我们的目光总是充满了冷漠和仇恨。关飞鸾和吕金妹疏远，跟我却不知不觉地亲昵起来。我身体不适时，她常常帮我打饭、洗衣服；她学习上有了难处，我也乐得帮她点拨点拨。我发现，关飞鸾身上的流气减少了，属于少女本真纯洁的东西正在悄悄复苏。
这会儿，关飞鸾坐在小马扎上，正在写一篇周记。她说她要把章彬彬上山采药为她治病的事情写出来，我看她写得很认真，很艰苦，一支圆珠笔戳在腮帮子上，想呵想呵，想得眼神都发直了。
至于我，从来不参加号房里的游戏圈。就是吕金妹不在其中，我也退避三舍。我不是洁身自好从不沾赌的那种人，在难得空闲的日子，偶尔也会和几位好友凑在一起，玩扑克、“筑长城”。那都是带“彩”的，没点刺激哪提得起劲？我会跟这些下三烂一起贴纸条钻桌子？
这会儿，我坐在床头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大队阅览室购置了不少书报，大多是武侠通俗小说，像《罪与罚》这样的书几乎无人问津，一打开封面，书香扑鼻，挺括的纸张发出悦耳的脆响。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好不起来，阅读老停留在第一行：
“七月初，一个特别炎热的傍晚，有个青年人从他在Ｓ街所租的阁楼里走出来”
自从洪大队长取缔了我的“百宝箱”，也就是说，自从章彬彬和任中队长再也不敢通融我家里给我带来许多零食，我再也不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女犯，最后一点“特权”已被剥夺殆尽。我的衣箱再也无“宝”可藏，连锁我也懒得锁了，吕金妹们自然也没有窥视的兴趣。现在，我不仅和同改们一样要天天干活，也和同改们一样要吃女监的“牢饭”。我过去来女监慰问的时候，看见女犯们的饭食过于粗放，曾略带怜悯之情向赵监狱长说过，能不能让女犯们稍稍吃得好些？赵监狱长的回答非常明确：吃饱绝对保证，吃好绝对不能！不仅仅是经费有限，更主要的，是这种低标准的生活，和强制性劳动与剥夺自由一样，也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接受了一定刑期的惩罚，她们出狱后，才会牢记教训，不敢再犯罪而危害社会。这话我当时听起来是极有道理的，现在我自己成了罪犯，才深感“牢饭”的不堪忍受。那都是些什么菜呀？几名“宽管”女犯大桶大桶挑进号房来的，尽是黄不叽叽的白菜帮子、红烧萝卜和稀里糊涂的大肥肉烧土豆。开初我难以下咽，扒进嘴里又吐出来。但是，自从断了我的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我才体会到什么叫“饥不择食”了！我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断不了三日一大宴，一日一小宴，珍馐佳肴放在嘴里也不过尝个鲜儿就撂在碟子里。现在可好，白菜帮子里多了两片肉皮，也会带来意外的惊喜。国庆节那天，食堂宰了几头大猪，每人一大盘红烧肉，也不管肥的瘦的，我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的目光再一次从书本上移开，看见关飞鸾坐在桌前埋头写周记。她时而匆匆写上几行，时而思想卡壳，就把目光投向窗外，望着蓝天，望着树林，那种专注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正在攻克难题的中学生。是啊，像她这样的年龄，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才对呀，怎么成了铁窗中的囚犯？
我的思绪像一只不安分的小鸟，从关飞鸾的枝头一下子跳到我的小女儿婷婷的枝头。
我的孩子呀，你这会儿在哪里？在幼儿园荡秋千？在家里弹电子琴？还是趴在地板上玩积木，盖你的小别墅呀妈的事情你爸没有让你知道吧？这是我最不放心而且再三再四叮嘱你爸爸的，就说妈妈出差了，出国了，要好久好久才回来其实，妈妈就在这高墙铁窗里婷婷，这事如果让你知道，你会不会吓着？
婷婷，妈在这里过一天，就在本子上划上一条杠杠，过五天，就写下一个“正”字。如今，妈已经写了三十个“正”字又画上两杠，也就是说，妈入监已经一百五十二天，加上待在看守所的一个月，已经一百八十二天没见你了，妈的宝贝！要是蹲号子要蹲满十五年，才能见到你，妈准不认得你了！
书是再也看不下去了。我站起来，凭窗而立，向大墙外的田野张望。忽然，我看见一个年轻农妇陪着个大娘从小路上走来。
大娘上了年纪了，也许还有什么毛病，走起路来病病歪歪的，过沟过坎的时候，总是由农妇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会儿，要爬一段小土坡，农妇索性把大娘驮在背上，就那么吃力地一步一步向上挪。多孝顺的女人啊，那位大娘是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婆婆？
她那艰难的脚步，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把我的心都踩碎了！
这帧山村风情画，让我看得热泪盈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父和老母。听说，我被检察院拘传那一天，我的老爸就气得心肌梗塞送了命，咳，我连你的追悼会也没有自由参加。我妈当天也犯了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可是也落个半身不遂。她老人家这会儿是躺在医院里，还是坐在轮椅上？哎，爸爸妈妈，你们尿一把屎一把把我拉扯大，风一程雨一程地养育了我，可是，我这不屑女儿，到头来却成为你们的掘墓人。哎，我、我还算个人吗？像这样心神不定，心不在焉，胡思乱想，在我不是头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让我的脑子静下来三分钟，我就不能不想起我的老父、老母，更不能不想起我心肝宝贝女儿。
忽然，一阵吵嚷声打断了我梦幻一般的思念。
我听到吕金妹的大嗓门从走廊上传来：“喂，喂，是谁的臭裤头晾在我上头！”
原来吕金妹不知什么时候上厕所，在走廊上看到自己的衣服被别人的衣服淋湿了，就大声咋呼起来。
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今天早晨洗过衣服，而且正是晾在走廊的铁丝上，就走出去看了看，解释说：“噢，对不起，那是我的衣服。怎么啦？”
吕金妹一听就火了，一蹦三尺高，扯下我的一条真丝短裤，扔在地角上，又连连啐口水：“呸，呸！真倒运！”
我冲着吕金妹大声怒叱：“你凭什么扯下我的短裤？”
吕金妹的声音比我还要高八度：“你凭什么把臭裤衩晾在我的衣服上面？”
我知道，上回我和关飞鸾害她关了一天禁闭，这回她是有意来寻衅报仇了。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也气咻咻地争辩：“铁丝空着，大家都可以晾的，你想独霸不成！”
吕金妹撇一撇嘴说：“哼，谁知道你的臭×洗干净没有？你的臭×水滴滴哒哒滴在我的衣服上，想叫我倒霉八辈子？”
吕金妹恶语伤人，气得我差点昏厥过去。休说当市长了，就是做平民百姓的时候，我也没有被人家用如此龌龊的语言咒骂过。我禁不住浑身发抖，本能地大声回骂：“你、你，你才是臭×哩，谁不知道你当过臭婊子’，
我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吕金妹一个耳刮子。那是颇有分量的一击，啪地一声脆响，甩得我眼冒金星。我也失去理智，要扑上去跟吕金妹拼命。谢芳等几个同改就一拥而上，把我们拉开，大叫：“别闹啦，别闹啦，让干部知道又得吃苦头！”
吕金妹还是凶焰万丈：“我才不怕哩！来吧，梁佩芬！你是当市长的命，我是当婊子的命，来！我们拼一拼！拼个你死我活！”
吕金妹跳着骂着，像疯狗一样一次一次要扑过来，同改们拦也拦不住。这时关飞鸾挺身而出，往我和吕金妹之间一站，指着吕金妹说：“吕金妹，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来，就冲我来！”
吕金妹说：“你臭×痒痒是不是？狗逮耗子！”
关飞鸾说：“我不能看着你横行霸道！”
吕金妹说：“来吧，我两拳头就能把你擂成一摊泥！”
吕金妹并非像某个超级大国那样，只拿着原子弹氢弹搞核讹诈。她比关飞鸾几乎高出一个头，又是农村出来的姑娘，下大田挑粪挑谷子，一百多斤一撂上肩就一路飞跑，对付三五个关飞鸾也不在话下。但是关飞鸾毫不畏惧，往前跨进一步，胸脯一挺说：“来吧，我才不怕你！我是二十年，你是十二年，再加几年也不要紧，就是拉出去毙了，你也得陪着，来吧，来啊！有种的，你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吕金妹脸色发灰，步步退缩。谢芳等人一齐上前，拦的拦，拉的拉，才把吕金妹和关飞鸾拽开。
监狱真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惭愧，惭愧，我自己也恰恰成了其中一团臭狗屎），罪犯们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女犯们大都心理畸形，心胸狭窄。干部表扬你，她会引起莫名的嫉妒，干部处罚你，她会公开表示幸灾乐祸。我不小心碰掉你的牙刷，你不小心弄湿我的衣服，这一个说了脏话，另一个怀疑谁打她的小报告，如此等等，都有可能引起争端。贪污犯怕盗窃犯，盗窃犯怕抢劫犯，抢劫犯怕杀人犯，轻刑犯怕重刑犯，重刑犯怕死缓犯。据我观察，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正常人和正常人在一起的时候，是能讲道理的；恶人和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只有比她更恶，你才能生存。
天呀，我要和这些魔鬼在一间号房里同住十多年，我能不变成一个魔鬼吗？
同住在一个号房的罪犯有一个非常别致的称呼，叫做同改。
哈！“同改”—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堪和尴尬的字眼！
说到同学，能引起多少温馨浪漫的回忆；说到战友，包含着多少珍贵的情谊；说到同事，也能引出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故事。
惟有“同改”，出狱十年二十年之后，当我想起我的“同改”，我也许比吞下一只红头苍蝇还要恶心一万倍！
现在，号房里重新安静下来。谢芳回到床上盘腿而坐背《英汉大词典》，关飞鸾回到桌前记周记，吕金妹和几个同改又凑在一块儿打扑克。我回到我的床头看书。但是，我打开《罪与罚》，仍然一个字也读不进去。我又合上书本，起身倚窗站着。我看见外头的天空一片瓦蓝，清水潭碧波盈盈，烟雾腾腾，水草凼里有几只丹顶鹤走来走去，田野上有一群一伙燕子像黑色的闪电一样穿梭。我痴痴地看着这一切，默默地舔着心头的伤痕。哦，我心里正痛得淌下一滴滴鲜血！
天上飞的小鸟，水里游的小鱼，我千百倍地羡慕你们！
忽然，我看见铁窗外一棵老松树横斜伸出一根枝桠，几乎就要搭在我们号房的窗台上。我眯着眼睛一个恍惚，觉得我只要攀着这棵老松树的枝杆，再哧溜哧溜下到地面，我就能赢得一个自由的空间。但是，再细细看一看纵一条竖一条的铁窗，它是那么威严、冷峻、结实，我就知道我即使插上双翅，也休想飞出这坚如铁桶的牢房。
惟一能够救我一命的只有章彬彬。她是我漂浮于苦海中的独木舟，是我身陷古井中徐徐降落的一根井绳，我一定要千方百计抓住她。是的，这比什么都要紧！
我正想着心事，听见值班员在门口叫我：梁佩芬，章大队长叫你！
我思想的翅膀戛然折断，从床上一蹦而起。干部的传呼就是命令，何况这是章彬彬叫我。
梁佩芬——
从９号号房到大队办公室，要穿过长长的走廊，约十八米。
这么一点路，我走了三分钟，或者五分钟。我磨磨蹭蹭的，因为我把这次盼望已久的谈话看得过于重要，能否绝处逢生就看这一着，我要把想说的话想得周到一些。
自从进了女监，我看得出章彬彬不是个不念旧情的人。她亲自给我剪了头发，她给我挑选了一个好铺位，她从不分配我干重活累活，她曾经通融让我家里送来许多吃的但是，这样一些照应并不能改变我的命运。像小鸟渴望飞出鸟笼，我渴望走出大墙，可我总没有机会开口。今天是星期天，章彬彬在大队部值班，办公室该不会有别的干部，我再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这么想着，我到了大队办公室门口。我喊了一声：“报告！”
我听见这声音并不像是从我的喉咙发出，非常陌生，非常别扭。我做梦也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说着这样的辞令来见我兵团的战友，少年的姐妹。
办公室里果然只有章彬彬。她很快站起来，把搁在墙角的小马扎拖近桌前，叫我坐下。我注意到，不管大队部还是中队部，到处都有两种椅凳：高些的藤椅，是干部坐的；矮些的小马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