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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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重写《恋爱中的女人》。因为，尽管在他后来的创作生涯中也有惊人之作，
但是，再也没有能够在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上达到象《虹》和《恋爱中的女人》
那样的技巧了，尽管他的语言技巧有所提高。
随着1917 年的来临，劳伦斯又一次想要逃避到美国去。在去年秋天，他向柯
特连斯基感叹道：“我们的拉纳尼姆在哪里？假如我们在两年前有勇气去寻找和创
造它，该有多好啊。也许现在为时不晚。”1917 年1 月5 日，劳伦斯告诉凯瑟琳·
卡斯威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上绝路的狐狸，他正在努力，重新申请去美国的
签证。13 日，他写信给她：“我们梦想那个遥远的隐身之处，它是我的未来”。
22 日，他请堪贝尔在签证上予以帮助：“从长计议，我希望找个地方，过上简单
的生活，脱离这种文明，在太平洋上，并和几个同样心平气和的、憧憬幸福的人生
活，相互理解，自由自在。”他认为，堪贝尔会理解他，尽管他犹豫不决，还不能
抛弃这个世界。劳伦斯希望有朝一日他也这么做。25 日，他再次请求堪贝尔帮助，
并解释说，所谓“太平洋”不是指加利福尼亚，而是马克萨斯群岛，这是他在重读
麦尔维尔时想到的。劳伦斯正处在写作《美国古典文学研究》初期。他问堪贝尔：
“最近你读过什么东西吗？我发现费尼莫尔·库柏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实为
世珍——还有达纳的《桅杆前的两年》；它们是如此成熟，甚至超过了我们。”
（l 月25 的信）。这最后一种观点成了他《研究》的首要主题。劳伦斯和吉西·
钱伯斯一起读库柏的作品，但麦尔维尔对他是一次新的经历：在对麦尔维尔的重新
评价中，劳伦斯是先声之一，他严肃地对待麦尔维尔，并把他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作
家。
1 月9 日，劳伦斯给平克去信，谈及他有关美国文学的文章：“但是，我不能
在英国写有关美国的东西，我必须使自己身临其境。”这些文章，其中一些发表在
1918——1919 年的《英文周刊》上，其它几篇，劳伦斯当时想以《美国文学中的
超越因素》的书名结集出版。但在他1922 年去美国后，他重新修订成一卷。次年，
以《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出版。后来的版本总是和最初的有所不同。阿明·阿诺
德编辑的《象征意义》实用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他认为，这些早期的文章比在《
研究》中的那些更好。但在二次大战后的新读者的眼光中，是他的后期的文章给了
苏伦斯巨大的帮助。这些经过修改的文章，使人们对劳伦斯的重新认识产生了兴趣。
在《袋鼠》中，劳伦斯和自传性人物索默斯也在1917 年在康沃尔要求签证生
效：“一个人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这是索墨斯苍白的、虽生犹死般的时刻），
在寒冷的早晨，他头戴钢盔，从小邮局朝家走去，他刚寄出他的护照，申请去纽约
的签证。”他感到自己似乎走在一片“被死神所控制的陌生的土地上……这几乎使
他感到惧怕，‘我做错了吗’？他自问道，“我要离开我的国家。去美国，这错了
吗？’”但不管劳伦斯自己是否曾有过这样的负罪感，这种感情不久变成了愤怒：
“他们不会给我去美国的签证”。他2 月13 日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除非你为
国家利益而去。这一国家利益是个新的恶魔。……我不能呆在英国，最起码对我是
这样。我会在他们的恶臭中死去，我必须离去。”这是个“该诅咒的国家，我诅咒
它，我诅咒英国人，男人、女人和儿童，让他们因为他们的国籍而受到诅咒和仇恨，
永不得宽恕。”后来，在写到《袋鼠》中的索默斯时，劳伦斯气愤地谈到当局拒绝
发放签证给“一个英国所能产生的最热情的英国小人物，他怀着对英国的激情，即
使常常是仇恨的激情。但是不行，他们坚持认为他是个外人，哼！”并不是因为美
国是完美的，而访问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回到了纽约，将他的朋友留在了英国，他
感到“十分悲伤”但劳伦斯说，“在他（指美国——译注）身上有着一些美丽可爱
的因素，可惜，本质上他也是个凡夫俗子，屈膝于这邪恶的、毁灭性的过程，靠丑
恶的战争养肥了自己，本质上，他有着很多的丑恶和贪婪，典型的美国式的”。但
劳伦斯的美好的东西，也会“在他身上取得胜利”。
他刚完成《男人和女人》——这本集子后来以《瞧！我们走过来了！》的书名
出版——这是劳伦斯1917 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从1912 年开始的诗歌创作经
历，在曾诺达到了顶峰：它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勇气和他对希望的执着追求。所以，
他以个人胜利的纪录为终结，给诗歌取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肯定的标题。也许，
在他部分作品中反映了他生活中的失望时刻，但他大多数的作品始终是积极的、向
前的，充满了探索生活的惊奇之处。在《瞧！》诗集的最后一首题为《宣言》的诗
中（作于曾诺），他谈到了一个妇人给他的“力量和充实”和“所有摇摆中的加拿
大麦子，正在成熟／没有像一个妇人的躯体有这般的力量”；他通过这首诗，创造
了一个柏辅相成的原则，近似于伯金的”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相联”。在这样的相
辅相成中，劳伦斯在这首诗中说，我们将自由自在，胜过天使，啊，妙不可言，”
还有：
每个人那时会像一朵花
自由自在……
我们将爱，我们将恨，
但这像音乐，纯粹的语言，
无遮拦地发自未知
闪电和彩虹在我们心中出现
无拘无束，无须检验
像使者一样。
在完成《瞧！》的手稿几天后，于2 月23 日，劳伦斯告诉堪贝尔：“春天来
临，鸟儿在啼叫，天空是一片银色，我向上帝祈愿，让世界人民都处在春天之中。
“就在此时，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了封带着忠告和预言的信，可能与她的丈夫
被应召入伍而引起的不快有关：
我不知道怎样与你与卡斯威尔说，这是不幸。现在降临了，这必然会发生，外
界的一切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它不会真正地伤害你，你和唐之间不会发生什么不幸，
请相信这一点。不幸只会伤害外在的一切：不是致命的摧残，一个人应该下决心去
忍受，而不是失去信心或失去任何胜利的信念。尽管敌人一时曾抓住了我的身体，
我会巧妙地调整自己，使他无法掐住我的致命部分，而当他被迫放开我时，我是强
者。
我甚至希望唐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真正地摒弃这个世界。我希望他会从中吸
取教训，不能抛弃他独立的个体而随波逐流。直到那时，你和他在一起才会幸福。
因此，要有勇气，而不是去庇护他，应该让他自己去决定该属于哪一边。
你知道，他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取得成功，这是死海之果，还是请他尝尝这个世
界的家常便饭吧，而他的法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让他吃下这硬果，既然他期待的
是爆炸。对他的磨难。你要硬起心肠，毫不动摇地爱他，带着对新生活和新世界的
期望。热爱未来的伟大精神胜过爱他本身——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封信（在这里只选录了它的开头部分）写于劳伦斯不太运用想象才能时期，
但它却具有创造性文章的表现力。劳伦斯如利尔克一样清楚，信可以是创造性的。
并如利尔克一样，他可能会说：“如果有机会”，他会“以信件丰富他的创作”。
在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劳伦斯传记《野蛮人的朝圣》中，她以平等的态度谈及
他和弗丽达的婚姻：“劳伦斯依靠自己的力量表现自己，他还坚持男性原则，他相
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但其中没有个人主义。它让弗丽达具有女性表现力的充分自由，
只要弗丽达没有企图把它变成纯粹的女性个人主义。”卡斯威尔夫人指出，也许没
有任何其他女人能够忍受“他男性的正直压力”，他的“恶魔”。弗丽达是“他所
遇见过的最自由的女人”，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崇高的女性之真谛，以及她的健康的
体魄。但是，从《袋鼠》和其它一些作品中（如前所录）可以看出，劳伦斯并不总
是“坚持男性原则”——他经常与之抗争，有时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首领”，
一个男子需要一种和女人之间的均衡关系。
3 月23 日，劳伦斯和艾米·罗威尔谈起了他正在写作中的一系列文章：
“希尔达·阿尔丁顿非常悲伤和压抑，一切都错了，我希望情况会有好转。
我完成了一些题为《和平的现实》的短文，它们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们能在
美国出版，因此，我将它们寄给你。”4 月2 日，劳伦斯告诉平克：“哈里森给我
来信，谈到了《和平的现实》中的文章，说他将把最后3 篇分3 个月连续发表，我
希望他能将它们一起发表……但他说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方案。
或许我可以将前4 篇放到其它地方去。”奥斯汀·哈里森在1917 年夏天的《英文
周刊》上发表了3 篇短文，但另4 篇显然是丢失了。幸存下来的这3 篇在《长生岛
》中再次发表，但它们从未汇集成书。8 月，劳伦斯告诉平克，他在写作一部新书
《在门口》，它是依据更为浅显的《和平的现实》的题意写的。但这完全是形而上
学的，尤其是在后来，听起来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它能应付专业哲学家的“攻击”。
但是，平克无法安排出版此书。他在1920 年分手的时候，将这份手稿和别的稿件
一起还给了劳伦斯。这些稿子看来也已失踪了。
1917 年春天，弗丽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幼稚地表达了她的遗憾。
因为，赫伯特·阿斯奎斯也必须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战争，面对死亡：
“做首相的儿子有什么好处？”1917 年4 月，劳伦斯把弗丽达留在康沃尔，
和伊莎·安德鲁斯呆在一起，他自己独自去伦敦一星期。他经柏利斯都取道伊斯渥
和利普雷。他遗憾地发现，霍普金夫人病倒在伊斯渥。在利普雷，他姐姐艾米莉也
得了腹泻。这时正是结肠炎和肠炎的发病期。而当他回到康沃尔，发现弗丽达也病
了。
卡斯威尔夫人在《野蛮人的朝圣》中提到劳伦斯夫妇的客人伊莎·安德鲁斯，
她是“不幸福的，她在她的痛苦之中无法抵御对劳伦斯的依恋和她想与弗丽达相抗
衡的企图——对于她，这是灾难性的”。卡斯威尔夫人曾听劳伦斯和弗丽达谈起过
此事的详情。她发现梅宝·道奇·洛汉在《劳伦斯在陶斯》中，对这次恋爱事件的
记载“会使人误解是不准确的”。洛汉夫人说，弗丽达曾告诉她，劳伦斯在这次恋
爱事件中，第一次对她“不忠实”，并“带着一种痛苦的胜利的表情”补充说，
“此事件是失败的”。弗丽达察觉到了危害，“将姑娘送出了门”，最后那一句，
是洛汉夫人惯用的伊斯林恩的笔调。她在记述谈话时，常常带有些福德·麦道克斯·
福德（《英文周刊》）
编辑——译注）的北方风格，而很少有弗兰克，哈里斯的南部风格。
1917 年，当军事当局在4 月再一次找到他时，劳伦斯在康沃尔生活的复杂情
形又加剧了。23 日，早晨7 点，他在石头房子的门口与弗丽达分手，准备出发穿
过大田以前。他对弗丽达说，他会在日落以前回来。这一次，他所受的耻辱还算轻
的。在鲍德明兵营，医生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告诉他，尽管“身体不适”，但拒绝的
期限已经过去，他将被编入第三类别，从事轻微的非军事服务。但他坚信，有那么
多人希望加入第三类别的工作，他不会被启用的。
那天只经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两小时的拥挤、听诊和被人窥视，然后，正如
他所预言的，他在日落前回到了家里。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劳伦斯和一个相邻的农民青年。威廉·亨利·霍全建立了
亲密的友谊。劳伦斯在《袋鼠》中给他取名为约翰·托马斯·伯杨，一个诙谐的谐
名。洛汉夫人有关这段情况的描述，是依照弗丽达1922 年在新墨西哥告诉她的话
所写的。在康沃尔的“一个”青年农民：他们之间真有那种事情吗？”洛汉夫人在
记述时问道。弗丽达回答：“我想是有的，我特别不高兴。”但凯瑟琳·卡斯威尔
在和劳伦斯保持友谊期间，和劳伦斯探讨了这件事，他把这种科尼什友谊解释成一
种神圣的事，他向她保证，其中不存在“冒犯圣灵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