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4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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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拉塞尔“长命百岁”，但如果他要立遗嘱的话，能否让劳伦斯成为他“某个
方面”的继承人，使他“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
时过月余，3 月19 日，劳伦斯又给拉塞尔去信，希望拉塞尔不再”因为他的
说教和对人权的不够尊重而生气”，并要拉塞尔到他们的新居来看看：
或许，一个“新的世界已经诞生”。他希望不久能“在春日里欢歌起舞”。
他向拉塞尔保证，“没有什么事情是想好后再做的”。而将此想法告诉拉塞尔
是完全错误的。
劳伦斯在晚春时节又给他去过信，但这封信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拉塞尔根本
不屑回信，只在此信后面附了言，并将其转给了莫里。莫里在9 月3 日写了回信
（此信现在英国博物馆）。莫里认为，弗丽达现在已完全成功了，尽管还不怎么稳
定。莫里希望劳伦斯不要把矛头再对准他，与他决裂，他为拉塞尔和劳伦斯的分手
感到遗憾，他认为拉塞尔是那种能够给予劳伦斯理解和宽容的人——一个有趣的错
觉。
很久以后，拉塞尔写道，劳伦斯在他们相处的时候“没有真诚的爱国之心，因
为他的妻子是个德国人”。认为劳伦斯如果没有一个德国妻子，就会“真诚地爱国”。
这种观点几乎到了荒谬的境地。拉塞尔还说：“尽管大多数人不甚了解劳伦期是他
妻子的传声筒，“他有文才，而她有思想”。这个观点表明，著名的逻辑学家拉塞
尔也会沉陷于荒谬的误解之中。
肯尼斯论拉塞尔的局限性的观点已被引用，而麦克伊旺·劳森在1952年的一篇
文章中应证了这一点，他问：“像其他伟人一样，拉塞尔是否过久地生活在一个洞
穴之中，使他一视独听，常常忽略了那些现实的领域。而这种现实构成了人类灵魂
所需求的环境，使这个世界变化、发展，成为应有的样子”。乔治·桑塔亚纳逝世
后，出版的自传第三卷（1952 年）也作了相似的评论：“拉塞尔的资料尽管准确、
丰富，但难免不完全，并以片面论点出现，他不了解也拒绝去考虑所有的东西。因
此，他的判断通常以不完全的资料为基础，实际是感情偏见的产物，常常不够公正，
有时甚至是愚蠢的”。
桑塔亚纳感到，拉塞尔尽管具有多面性，他也是一个“多方面的狂热分子”，
桑塔亚纳未能触及他的本质，他最后断言“伯迪消失了”。但他已经存在得够久了
——从不抵抗主义转变到支持战争，从相信原子弹的功效到怀疑原子弹——到侧面
地攻击劳伦斯。劳伦斯在很久以前就“抓住了”拉塞尔，并借《恋爱中的女人》中
的一个小人物乔什瓦·梅勒森爵士的漫画像喻之。
乔什瓦爵士（在改写过的版本中叫作马瑟森）是个“博学的、五十多岁的、干
瘦的准男爵。他总是妙语连珠，并用沙哑的嗓子发出由衷的大笑”。他的“大脑神
经纤维是如此的坚硬，以至于毫无感情”。
劳伦斯——莫里之间的友谊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劳伦斯说服了莫里夫妇放弃了
在班都灿烂阳光卜的幸福生活，在满是石头的、阴郁的康沃尔住下来，这件事一度
使他们的友谊趋于紧张状态。芳伦斯对那套与他相连的房子大加吹捧，并称之为
“凯瑟琳之塔”。莫里夫妇必须来住，不要再提什么背信弃义，他们必须学会相互
信任，“不要冉闹什么纠纷和龃龉，让它变成为永远的默契，我们是Blwbrouder
（亲兄弟），我们之间是兄弟关系，告诉凯别再那么挑剔”。但凯瑟琳·曼斯菲尔
德曾在康沃尔住过，在那里，她曾见过一个妇女折磨一只猫，她了解科尼什人。在
一首诗中，她说他们的眼睛“愚蠢、卑鄙、吝啬和狡诈”。当她和莫里离开阳光明
媚的维拉保林时，她掉下了眼泪。4 月初，劳伦斯去圣·伊弗斯车站迎接他们，那
一天的天气并没有让人充满信心，气候寒冷，天空阴晦，海鸥在空中盘旋，时时发
出凄凉的叫声。
为了劳伦斯，莫里夫妇强作笑颜，实际上却想哭。
劳伦斯带着莫里去圣·伊弗斯的拍卖市场购买一般的廉价生活用品，而他自己
的一些家具却正从伦敦发送过来。劳伦斯将桌子和椅子漆成了淡绿色，而莫里在凯
瑟琳赞许的目光下将他的家俱漆成了黑色。对此，劳伦斯“感到滑稽而又失望”。
莫里夫妇在此逗留期间，始终没有从这黑色的郁抑中解脱出来，他们对劳伦斯夫妇
之间激烈的争吵尤其感到沮丧。莫里甚至当着劳伦斯的面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理解一个女人是如何能使男人激怒而进入致命的境地，“实在超出了理智判
断的范围”。
那年春末，莫里最大的困难是应付劳伦斯的兄弟关系的建议。在莫里的想象中，
这是一种在昏暗的荒野上，在占卜石之间举行的一种可怕仪式。后来。他才了解到，
劳伦斯的这一建议类似于《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伯特·伯金之
间的友谊。在康沃尔期间，劳伦斯正对《恋爱中的女人》作最后的润色，但他并未
将此事告诉莫里夫妇。他可能对小说的事只字未提，因为书中的故事与他们四人当
时的情况有戏剧性的相似。五年以后，当莫里第一次读到《恋爱中的女人》时，他
没能从杰拉尔德·克里奇（以伊斯渥的托马斯·菲利浦·巴勃的面目出现）和古德
仑·布兰格温身上认出他自己和凯瑟琳的影子，尽管在蓬帕杜咖啡馆里，古德仑从
会作弄人的哈利迪手中接过伯金的信这一幕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凯瑟琳夹着一册《
阿莫斯》离开了皇家咖啡馆。在那里，一群反劳伦斯派的人正在对此书进行嘲笑。
赛西尔·格雷在他的黑索尔坦因传记中说，黑索尔坦因当时不在场，但劳伦斯在小
说中都将他也包括在咖啡馆那群嘲讽他的人中（书中为哈利迪）。至于莫里，他并
未将自己和凯瑟琳与《恋爱中的女人》联系起来，直到数年后，弗丽达告诉他时，
他才意识到，他们也在其中。这时莫里才发现，杰拉尔德和鲁帕特之间的对话与他
和劳伦斯1916 年在海伊·特莱戈森时的一次对话多么相似。
当两人漫步在荒野里，莫里坚持认为他不需要起誓：“如果我爱你，而你知道
我爱你，这难道还不够吗？”但劳伦斯却对他大发雷霆，“我恨你的爱，我恨这个，
你是只令人厌恶的臭虫，吸食掉我的生命。”有一天晚上，莫里夫妇听见劳伦斯在
隔壁冲着弗丽达大声喝叫，“杰克在杀我”。
当然，劳伦斯坚持要举行盟誓结拜的仪式，似乎很幼稚，但是他的生活就像他
的创作，象征性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把从家务琐事开始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某种
宗教仪式。
至于人们对劳伦斯的同性恋的一般指控，莫里在他的自传中说（如前所引），
“人们通常理解的同性变一词”无法与劳伦斯联系起来，弗丽达于1951年1 月21
日给本作者的信中说。在劳伦斯——莫里的关系中，“劳伦斯从不曾有过任何性意
识”，在1953 年8 月6 日给莫里的信中，弗丽达坦率地说，“在你和劳伦斯之间
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结合力、如果把能活得更长久些，你们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是
那样地渴望得到你的理解。我想，他的同性恋是出自内心痛苦的一种表现形式——
我和他抗争，并胜了，——但他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
如前所述，莫里发现《恋爱中的女人》中两个裸体男人的摔跤场面或许正是表
明了劳伦斯希望得到他的兄弟关系的一种方式。在“格斗”那一章里，瘦弱的鲁帕
特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敏捷，将肌肉发达的、强健的杰拉尔德摔倒在地。劳伦斯
将此解释为伯金学过柔道。自此以后，杰拉尔德和伯金都认为，这种运动中的肉体
接触可“使人心智健全”。在劳伦斯的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场面——《白孔
雀》中毛巾擦身那一节和《颠狂的毒蛇》中起誓的场面——似乎暗示着一种强烈的
互相补偿的欲望，一种一个虚弱的躯体与一个强壮的躯体同化的愿望，虽然这是一
种想象性同感的运动。
无论如何，劳伦斯的计划对1916 年时的莫里是太过分了。凯瑟琳独自留在家
里（她可以听到弗丽达在隔壁来回走动的声音），抱怨地给远方朋友写信，“我不
清楚什么最使我厌恶”。她告诉柯特连斯基：“当他们在相爱之中。在相互嘻戏时，
或当他们在相互咆哮时，劳伦斯揪着弗丽达的头发说，‘我要割断你这该死的喉咙，
你这泼妇’！”。凯瑟琳悲哀地说：“叫我如何去接受这些人，难道是我错了？”
最后她迫使莫里告诉劳伦斯，这半岛的北部海岸对她来说就像是在异国，他们必须
到南部海岸去找一套房子。不久，莫里在特鲁洛河支流靠近梅勒·法尔第斯找到了
一处住所，年租金18 英镑。凯瑟琳到伦敦住了几日，莫里则将他们的东西装上了
一辆马车，劳伦斯在帮他的忙，但他不肯道别，弗丽达敷衍地答应以后去看他们。
当莫里离去时，他觉得他这是在与劳伦斯永别。
（五）占卜石和监视网
1916 年的兵役法使劳伦斯感到不安，他给戈特勒去信（在4 月29 日），
“我们都有些沮丧，等待着被迫征招服役，我期望像我和莫里这样的人能够编入‘
后备军’，做一些文职工作，但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使劳伦斯感到有趣的是，
爱德华·马什开始向他讨债了。劳伦斯说，我最好寄给他几本未发表的小说来“代
替所欠的钱”，向上帝祈祷也没用，因为上帝是最大的富翁，我大约还有15 镑，
但我不在乎。
劳伦斯夫妇这里偶尔会有一些客人来访，凯瑟琳·卡斯威尔、杜丽·拉德福德、
巴巴拉·罗和两个来自美国的崇拜者，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和伊沙·安德鲁斯（蒙
齐亚一度曾是劳伦斯在美国的代理人）。有一次，莫里带着他们的一位牛津的朋友
弗雷德里克，古德耶来曾诺，劳伦斯很喜欢古德耶。这位爱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的古德耶去了西部前线，不久便被打死在战场上。
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这一群人们，战争正在海峡两岸严酷地继续着。但英国将
军们花了数年时间才发现，波尔战争的步兵战术在机枪阵地前是无法奏效的。
劳伦斯偶而也去看望莫里夫妇，这会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带来一丝快乐。她
在梅勒的邻居试图让她参加教区集会，这使她感到烦恼。而在这一时期，劳伦斯差
一点被淹死：他划着的小艇在突然而至的风暴中几乎颠覆。但是，劳伦斯在那一年
的另一次应政府之邀而作的旅行则使他更为恼火。地区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可怕的官
方信封，当他把信递给劳伦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而笑了出来，劳伦斯在《袋
鼠》一段取材于生活的场景中描写了他收到官方的征召命令一事。那邮递员是一个
超龄的美以美教派传教士，他热衷于他人入地狱的观点，“他对他人的不幸除了具
有科尼什人的那种天生的狂热外，还有一种宗教的热情”。
6 月28 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彭桑斯，他从那里被派到六十英里以外的鲍
德明，他的德国妻子不得不独自一人穿过那片荒野回家去。在《袋鼠》“恶梦”这
一章中，劳伦斯谈了他在兵营里的经历，以及他对此的厌恶：在监狱般的兵营中度
过的两天一夜。够他这一辈子受的。医生建议他应该用某种方式来帮助他的祖国，
而这些话对他就如马车驶过时留下的隆隆声那样毫无意义。
莫里因身体条件不符而到伦敦接受了在战争办公室的工作，劳伦斯却逃脱了，
他似乎是当时为数极少的能够完全逃脱这种义务的作家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在战争后期，他因生活拮据而希望就业时，却连类似的工作也找不到了。
甚至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的一帮人都加入了战争工作。愤世嫉谷的和平
主义者莱顿·斯特拉奇负责伯克郡·班格堡的一间房子，它是专供精疲力尽的战争
工作人员度周末的，而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加辛顿消磨他们的时光。作家兼掷弹兵护
卫官奥斯伯特·惠特威尔回忆“一些国家智囊”，在这个“田园牧歌式的聚居地”
胡扯乱混。奥特琳娜·莫瑞尔夫人则坐在绿色的18 世纪画室中“嚼着薄荷硬糖”。
西格弗利德·萨松也是个军官，创作过战争诗歌，他谈起过一次相似的访问印象：
忙忙碌碌的知识分子，在夜晚来到这座庄园，“在壁炉边吸着教堂执事才抽的烟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