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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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核心，“这个社团核心将在我们中间开始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唯一财
富就是品格的合成”。奥托琳娜的丈夫有着五百亩地产，他们可在那里实施这一计
划，就在牛津郡的加辛顿庄园。她的丈夫菲利浦·莫瑞尔（他们读成莫尔）是国会
议员，一个自由党人。莫瑞尔夫妇定居伦敦，虽然奥托琳娜夫人的丈夫进了牛津的
一个学院而不是剑桥，但布鲁姆斯伯瑞的文人们仍欢迎他进入他们的圈子。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他们最拥护的和平主义的国会会员。
伯特伦·拉塞尔被劳伦斯称为“哲学数学家”。他是一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
拉塞尔公爵的孙子。拉塞尔公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担任过两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伯
特伦·拉塞尔在哲学方面写过许多著作，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共同
出版了有名的《数学论》（1910—1913）。他是剑桥大学三合一学院的讲师。他对
菲利浦·莫瑞尔不太注意，虽然，当莫瑞尔在议院参加竞选时，他曾为他发表过演
说。但根据拉塞尔的自传中所说，他爱上了莫瑞尔的妻子。
两年后在1916 年，奥托琳娜夫人和他断绝了关系。菲利浦·莫瑞尔了解此事。
但在1915 年以后，当她将加辛顿变成她感觉中的生活中心时，她对拉塞尔冷淡了。
拉塞尔在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叫乔舒亚·梅勒森
（在有些版本中写成梅赫森）。但当她将拉塞尔带到格雷特汉姆去见劳伦斯时，他
们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
拉塞尔后来说她“敬慕我们两人并使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互相敬慕。拉塞尔的
日益深化的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1916 年他离开了三合一学院时——在他
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他发现劳伦斯也处于同样的情绪之中。不久以后，
他们决计在伦敦采取行动，两人合作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
争吵，最终，拉塞尔还是一个人去作演讲。他们之间怀有敌意的友谊持续了一年光
景，这是劳伦斯一生中最带有戏剧性的交往。
这个矿工的儿子和这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都是瘦小而精力充沛的人；可是劳伦
斯再活了15 年。拉塞尔遇见劳伦斯时是42 岁（劳伦斯在1915 年仅29 岁），
他讲授数学并以此为生，活到了90 多岁。在遇到劳伦斯时，他常被指责过分屈从
于理性，并已习惯于这种指责，拉塞尔对自己说，他感到他的这位新朋友能给他
“一帖非理性的清醒剂。”拉塞尔还说“他欢喜劳伦斯感情中的热忱、活力和激情”。
这两个人至少在一点上是二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不能分离。在一段时
间里，拉塞尔觉得劳伦斯是一位富于某种想象的天才，“他的对人类本质的洞察力”
比他要“深刻”。拉塞尔说他渐渐地“感到他是一种反对邪恶的积极力量”——正
似不久后劳伦斯对拉塞尔的看法一样。
1915 年2 月12 日，劳伦斯在写给他的一些极为著名的信中，以一种比较轻
蔑的口吻对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中的另一成员E。M。福斯特作了描述。此人曾
在劳伦斯夫妇处访问过三天。（艾弥尔·德拉芬内说福斯特带来一个不祥的谣传，
说警察要对《普鲁士军官》采取行动。）福斯特和劳伦斯发生了争吵，但劳伦斯对
他的态度仍是温和亲切。劳伦斯给拉塞尔看了他的一篇有关社会改革的短文。文章
中说：企业、土地和一切交通工具“必须”立刻国有化，所有的人，不论有病的还
是健康的都应得到工资。“这实际上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一切被剥夺财产
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内——约50 年——得到成比例的收入——不属于资本的报酬。”
劳伦斯此时即将写完《虹》，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副业，即人际关系上。如这
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述的那样，他说，“这种躯壳和老框框必须打破”。他又说现
在的男人去找女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快感，把它作为一种手淫的方式，最终导致鸡奸，
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男人，应对另一个人怀有一种敬意——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
人——不能把它作为手淫的工具（原文如此）。因此他应保持中立和静止，福斯特
就是那样。
最后，劳伦斯强烈地建议道：我们必须“粉碎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结构”。
他说他下月初可能要去剑桥访问拉塞尔，去“会见福斯特的朋友罗埃斯·迪肯
森（原文如此）”。“以及你将向我介绍那些好人”。
后来，在写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谈到拉塞尔时，劳伦斯说他感到“对他
有一种特别的爱慕”。当拉萨尔答应他去剑桥访问时，劳伦斯告诉他此事使他感到
“极其重要”，这个机会对他“十分关键”，他不想给人留下“可怕的影像”。但
他估计事情可能会这样。他所关心的是一次必要的革命，他希望拉塞尔能做他的朋
友，“但你是那样怕羞，我因此感到那么的拙笨，那么的滑稽。”他要求拉塞尔不
要安排他一下子和那么多人会面：“我害怕团体，小集团，社团和派系——但不太
害怕个人。”后一个周末，3 月6 日至7 日，劳伦斯去了剑桥拜访拉塞尔以及他的
朋友。五个星期后，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个星期天上午，他在早餐时见
到梅纳德·季尼斯是“我一生中危机之一”。
那位未来的李尼斯勋爵也记得那次早餐，并在很久后写道，前一天夜里在聚会
上，“劳伦斯在剑桥露了面”，显然，他在晚会上并不愉快。他在大厅里坐在G。E。
莫尔旁边，这位刚刚写完《虹》的作家和那位伦理学的报告人冷冷地默然相对。1953
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他在1915 年时是三合一学院的一个学生），在他的
自传中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景。他说G。E。莫尔看起来像坦尼尔的画《三月野兔》，
而伯特伦·拉塞尔就像坦尼尔的《疯人哈特》。然而，劳伦斯热烈而友好地和数学
讲师G。H。哈代交谈，季尼斯回忆说：他“一开始就愁眉不展，沉默寡言，除了一些
意义不明的愤怒的异议，什么也不说”。拉塞尔站在壁炉旁边，季尼斯忽而坐在沙
发上休息，忽而站在罗索身旁，他们两人交谈着，并想把劳伦斯拉人他们的谈话。
但劳伦斯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低着头”，对季尼斯不大有好感。
几年以后，季尼斯勋爵就感情纠葛的两个原因责备劳伦斯的行为，一个是生活
在两个圈子里的奥托琳娜·莫瑞尔，这两个圈子中之一布鲁姆斯伯瑞——剑桥的文
人；另一个艺术圈子中有劳伦斯、马克·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卡琳顿。季尼
斯认为劳伦斯对奥托琳娜夫人的“另一个圈子”很妒嫉，并决意要与之抗衡。劳伦
斯也不欢喜剑桥，因为它留住了大卫·加纳特。“丢开妒嫉不谈，”季尼斯接着说，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战前剑桥时候的情绪更充满敌意。”他觉得劳伦斯
用他那“无知的、妒嫉的、愤怒的和敌意的眼光”去观察剑桥的那些人是不公平的。
然而，季尼斯承认，劳伦斯认为他们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无可救药了”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1928 年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是“布伯姆斯伯瑞圈
子中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支持者”。克莱夫·贝尔曾指出他也是此书的
一位预订者。当然还有布鲁姆斯伯瑞的其他一些人。
季尼斯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加以热情支持，假如劳伦斯能成为他的朋友的话，
他也许会帮助劳伦斯。这不是奉承的问题；季尼斯根本不需要那样做。这仅仅是出
于友好。劳伦斯对季尼斯的善意说过一些尖刻的话。战争后期，当劳伦斯极需帮助
写信给他那些不愿相交的高职位的熟人时说，他和梅纳德·季尼斯的友谊也许是珍
贵的。
但是，那个春天早晨劳伦斯在剑桥的时候，其则竭力保持独立。他无精打采地
坐在炉边，而另外两个人站在他身旁谈话，并想要引起他的兴趣。（劳伦斯新蓄的
红胡须与赖顿·斯特拉切的相比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在三合一学院的那间房子里，
有两个人和他一样，虽然瘦削但精力充沛，有着灵活的龟头般的拉塞尔和板刷胡须
及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大鼻子”绰号的季尼斯）。
但劳伦斯远远地坐在一边怒目而视。
正如我们所知，在劳伦斯称之为“我生活中的转折点之一”的早餐上，他还不
能预言季尼斯最终能见到他的老朋友拉塞尔，正像劳伦斯一定会见到他一样，虽然，
季尼斯没有劳伦斯的那种藐视他的态度。
季尼斯承认拉塞尔成就中的杰出之处，然而，他观察到拉塞尔的持有几个相互
矛盾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以一种极其不合理的方式维持着，但
解决的办法也极其简单容易，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合理地维持这种关系。”季尼
斯发现以这种设想为依据的言论“实在使人感到讨厌”。
他还说，“忽略了人类感情中那深层更盲目的因素，无论这些情感是好还是坏，
而去讨论人们的心灵都不会有什么意思的”。
季尼斯和劳伦斯的思想要比拉塞尔和劳伦斯的思想更为接近，然而，劳伦斯没
有看到这一点。在此以后的12 个月中，他一直在用友谊、责备、辱骂、赞美和诅
咒追随着拉塞尔。
在劳伦斯访问剑桥之后，他怨恨地告诉弗丽达说，他在那里遇见到的几个人
“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论着巴尔干形势及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他们对此一无所
知”。劳伦斯写信告诉拉塞尔说，剑桥使他感到”郁郁不乐”。
由于那里的“腐败和潮湿霉烂的气息”，他也患了“忧郁呆滞症”，他不理解
“病得这样的人怎能振作起来”？他自己也“过于伤感”以至于无法继续搞他自称
为“哲学”的研究。他告诉拉塞尔，奥托琳娜·莫瑞尔打算让他和弗丽达在加辛顿
的一幢住房住下：“她是如此慷慨，使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人们认为只有一个男
人对一个女人才肯如此慷慨赠物。”在此期间，劳伦斯常常和她通信；他给她和给
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件逐渐成了一种讲座。劳伦斯与这些身份高贵的妇女之间的
友谊——我们别忘记，他娶了一位伯爵夫人，本质上与利尔克很想象，此人是一群
公主和伯爵夫人的非正式的牧师。当劳伦斯与弗丽达住在格雷汉姆期间，他偶尔也
会见他的那些有贵族头衔的朋友们。有时他和弗丽达去伦敦，有时他们去加辛顿作
客，也有时候这些朋友来格雷汉姆看望他们。辛西娅夫人到离格雷汉姆仅十英里的
苏萨克斯沿海一带去旅行时，他们也见过她几次。他们也曾到小汉普顿去拜访过她。
他们经常与梅奈尔女儿莫尼卡·赛利比一起出游诸如博格诺之类的沿海小镇，莫尼
卡当时因婚姻破裂而患精神分裂症。
梅奈尔的另一个住在格雷汉姆的女儿名叫玛德琳，她嫁给帕塞凡尔·德莱威特·
路卡斯。他们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希尔维亚，脚有点跛。凡尔拉·梅奈尔在艾丽斯·
梅奈尔的传记中回忆道：两年前在一次严重的几乎致命的事故中，希尔维亚的腿被
一把大刀割伤了。当劳伦斯来到格雷特汉姆时，这孩子正在动手术，当时还不知道
她的那条受伤的腿是否能保住。凯瑟琳·卡斯威尔建议劳伦斯偶而为这孩子作些家
庭辅导，作为他住在她家的部分费用。
在见到劳伦斯以前曾帮助过凡尔拉·梅奈尔打字和抄写《虹》的艾丽诺·法基
昂，记得劳伦斯在一次这样的辅导中与那个家族中的一位长者有过接触，这位长者
就是威尔弗雷德·梅奈尔，他”动情地”感谢了劳伦斯，因为他照顾希尔维亚的表
妹玛丽·萨利比。艾丽诺·法基昂记得这个玛丽是梅奈尔孙儿女中的“粗暴顽皮的
野孩子”。她还回忆，当威尔弗雷德·梅奈尔谢过劳伦斯离去时，劳伦斯“勃然大
怒”，说他“不需要感谢，我并不是喜欢才去管教玛丽，不过有人必须这么做”。
玛丽·萨利比（当时已是玛丽·萨利比·菲歇尔博士）大约在40 年后在她为
爱德华·耐尔斯所作的回忆录中她曾写道：她10 岁时“热衷于务农”，并“几乎
一年到头在农田里乱跑，完全变成了野孩子”。她又补充说。虽然劳伦斯的教育把
她从对农业的兴趣中拉了出来，但她还是很欢喜劳伦斯教她课的，显然她的表妹也
是如此。不久，劳伦斯将希尔维亚写进了他们家族的故事中，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