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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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拿二个便士，有一份是给伯特·劳伦斯的。”在她和劳伦斯回伊斯渥的路上，他
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礼物。
他最后决定——这是后来劳伦斯作品中喜剧特点的闪现——他建议将自己的那
个便士交给母亲，而用那女孩的一便士去买糖果，然后两人分而食之。
当苏格兰牧师罗伯特·雷德在1898 年开始掌管非国教教堂的教坛时，他创建
了一个文学社，社址就在教堂旁边的英国学校。劳伦斯常去这个教堂做礼拜，虽然
母亲来自维斯列安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家庭。牧师雷德先生和她成了好朋友，并很喜
欢与他的这位颇有修养的教民饮茶闲谈。正如威廉·霍普金所说的，“劳伦斯太太
很喜欢家里有一位牧师客人。”《儿子和情人》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父亲从
矿上回家，发现牧师正在那里和母亲高谈阔论着神学问题，她还换上了最好的桌布，
摆上了最好的茶具。在这种场合父亲的表现也许是许多次类似情况中的典型一例。
（他对牧师说，“喏，你看看吧”这位矿工边说着边把汗衫的两肩露出来给他看。
“现在已经干一些了，可还是潮乎乎的，像擦桌布一样，都是些汗水，你摸摸看。”）
这座雷德牧师的教堂建于1868 年，是石结构的，在布尔维附近；它是一座仿
哥德式的建筑，有很高的尖顶；劳伦斯很喜欢这座教堂，还记得它的“高耸挺拔，
金碧辉煌而又静谧肃穆；涂着暗绿和蓝色的颜料以及略有些荷花状的边饰。在管风
琴的楼厢上，用大写字母刻写着，“哦，在美和神圣中敬慕赞美上帝。”幼年时的
劳伦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对这座教堂十分熟悉，现在它已被拆毁了。数年以后，劳
伦斯在一篇意为介绍弗雷德里克·卡持特的《启示录》的文章中回忆说，他是在《
圣经》的熏陶下长大的，教义对他的影响刻骨铭心：“以幼年时我就熟知《启示录
》的语言和形象；这不是因为我花了时间去阅读《启示录》，而是因为我总被送入
主日学校和教堂，去‘希望乐队’和‘基督的力量’听读《圣经》”。尽管他不总
是全神贯注，也不能全部理解，但那语言和符号却深深地渗入了他的意识之中。
在他的一篇名叫《一个男人生活中的赞美诗》的散文中，劳伦斯说：“我认为
成长为一个新教徒（耶稣教徒）是很好的：在新教徒中的一个非国教教徒，或是在
非国教教徒中的一个公理会教徒。”“作为一个小孩”他感到高兴的是公理教徒”
摒除了卫理公会教徒中常见的个人的感伤主义”，还使他高兴的是，罗伯特·雷德
牧师总的来说常避开带有伤感情调的词句，例如“引导我们，仁慈的光”，或甚至
“与我同在”之类。他对那些健康的赞美诗十分偏爱。那位主日学校的主管，白胡
子的雷明顿先生深得劳伦斯的喜爱，因为他常教孩子们唱一些雄壮的赞美诗，如《
唱起战歌》《坚守堡垒，我来了》和《站起来，为耶稣站起来》。在这方面，是尚
武精神而不是缠绵多情在主导着劳伦斯的欣赏趣味：
令人作呕的感伤主义，像麻风病一样影响着宗教，但还没有占据我们的矿村。
我记得我在主日学校二班的时候，一位女教师想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来折磨我们。她
不住的说：“你们不为耶稣而难过吗？你们不难过？”许多孩子都哭了。我想我也
流了几滴的眼泪，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自己这样说：
“我实在是感到无所为。”我再也不能去想这件事。我从未为耶稣受难动过情。
但惊奇之感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他在那些赞美诗中所感受到的也是这种惊奇。在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中，他
说，那些对他影响较深的诗，如华兹华斯的《永恒颂）济慈的颂歌，歌德和弗雷恩
的一些抒情诗，以及莎士比亚的一些诗篇——“所有这些可爱的诗篇归根结蒂显示
了一个人生命的最终形式；所有这些可爱的诗篇都深深织入人们的意识之中，但都
不如那些相当简单的非国教主义的赞美诗那么深地渗人我们的心扉，这些诗歌的影
响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在为他后来著成的一本诗集起名的时候，劳伦斯摘用了《
一天已经过去》这首赞美诗中的“鸟兽和花”一句，这首诗是由萨拜恩·巴林·格
欧德在1865年写的，然而在劳伦斯所有的作品中，《癫狂的毒蛇》受矿工教堂赞美
诗的影响最深；在一个遥远的墨西歌乡村的集市，满脸污黑的人们在街上——尹斯
渥的矿工们晚上哼着小曲回家时的一个写照——站在九重葛树和胡椒树上燃着的火
把光里，唱着阿兹台克人的赞美诗：
早晨的星辰和暮色的星辰
摇落在篝火之中
我们像吉普赛人一样集聚，不知道
他人怎样来到这里。
——《癫狂的毒蛇》
我一无所求，只想坠入
那圣灵的帐篷
进入那火焰飞窜的房中
作圣主之客。
——《非国教教徒赞美诗》
当然，在《飞鸟、走兽和鲜花》的诗篇和阿兹台克人的赞美诗中所包涵的要比
一个人所记得的他童年时代的赞美诗中的感情渲泄多得多。在他所有的对自然的观
察和他所有的动物绘画中，劳伦斯的创作表明了他对物体观察的细致入微是他的一
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是他“天才”的一部份。一直到他18 岁时，他才意识到了他
的天才是什么，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以及他将如何发展这种才能；然而，这种才
能始终与他相随，并在朦胧和沉默中孕育着自身。
劳伦斯在青年时期放弃了公理会教，一度曾转向唯一神教。但他最终形成了自
己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基于那些“黑色众神”，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与这些神沟
通心灵。他总是十分虔诚，在叙述他后来发现的伊特拉斯坎文明时尤其如此。他总
是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表现，在阅读劳伦斯的作品时，我们必须时常注意这
个事实。他是许多从事写作活动的人中最信奉宗教的一个。
童年时期，当劳伦斯看到人、风景和动物时，它们在他心灵上产生的震动比其
它人要强得多，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宗教感情；然而，作为一个文静的孩子，此时他
只是接受着那些暗示，而在日后，这些暗示将会有力地释放出来。
他小时候喂养爱畜的经历总的说来是不幸的。劳伦斯太太从来不允许她的孩子
们养爱畜；动物的世界，就像矿工的世界一样，是她精美的理想领域之外的不洁之
地。但她最后还是至少有两次在孩子们的热切要求下让了步，劳伦斯在他的喜剧小
品《阿道夫》和《莱克斯》中提到了此事，其中之一是一个有关孩子们试图驯养一
只兔子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他们想养大一只小狗的故事。这两篇小品不仅生动
地描写了这些小动物，也是劳伦斯家庭的生动写照：孩子们对小动物百般宠爱，父
亲也每每是一个友好的同盟，母亲却是不宽容的对头，她勉强容忍着这些小动物，
当它们不得不离开时，她才觉得如释重负。
当那只叫阿道夫的兔子长得野不可驯时，家里关不住了，孩子们只好满不高兴
地把它交给父亲，父亲把它装进他矿工服的大口袋里，答应他们将它放到树林里去。
临走，阿瑟·劳伦斯开玩笑道“‘最好把它放到锅子里去，’我父亲说，他总喜欢
惹起一点风波和骚动。”后来，伯特·劳伦斯常常想念这只兔子，想到它在疾跑时
紧缩着的短尾巴和“哞哞”的叫声，像是它向世界挑战的信号，是懦怯者的虚张声
势。
劳伦斯太太不喜欢那只兔子，她同样也不喜欢那只小狗莱克斯，很显然，她答
应让孩子们喂养它是因为她的兄弟赫伯特托他们看管一段时间。赫伯特是她最宠爱
的人，尽管他实际上是比尔德骚家的败家子；他曾在诺丁汉开过一家小酒店，叫贝
尔帕勋爵，在罗宾汉和拉瓦汀街东北角的思尼恩顿，也就是在那座蓝铃山脚下，劳
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用过这里许多重要的场景。
他在《享乐之路》这篇故事中，以丹尼尔·萨顿描写了他这位赫伯特舅舅。故
事中他描写了这个人婚姻中的不幸，他带了一位女子去澳洲旅行，后来又指责这个
女人想毒死他，他在诺丁汉既做出租车生意，又为那里的一家体育报纸做事，所有
这些都是赫伯特·比尔德骚的真实经历。在《莱克斯》一篇中，一天这位舅勇突然
出现，要把那狗带回诺丁汉去，他勃然大怒道：
“啊，你们就这样对待这条狗，——你们都把它弄傻了。它现在比黄油还软了。”
他带着莱克斯开车走了，那狗叫得很可怕，孩子们十分沮丧：“直到现在，我们心
中还留着一些委屈的眼泪和伤痛。”劳伦斯后来几乎为所有的动物写诗或故事，从
鲸和大象到豪猪和蝙蝠。
在后来的漂泊生涯中他有过三只爱畜——在新墨西哥时的猫蒂姆西和狗比伯尔
斯，在法国南部时的猫米奇。（那头叫苏珊的牛，是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牧场的“神
秘的”朋友，但此物太大，恐怕不能算作爱畜）总而言之，劳伦斯比其他作家更善
于将动物放入他的诗文之中，并赋于它们强有力的生命，这一点十分重要，足以引
起人们的评判和研究。
埃达·劳伦斯·克拉克曾说起过有一天他的弟弟在学校解剖一只青蛙时恶心得
要呕吐，他恶心并不是因为他的胃脆弱，而是因为他认为解剖是残酷的行为。埃达
在许多方面也有相同的气质。有一天，她和她的丈夫带着一位美国朋友到纽斯代德
修道院一带去观光时，他们看到一条小溪中有一些鱼被关在铁丝笼里，埃达弯下身
去要放出那些鱼，但她的丈夫制止了她，说那样捕鱼者会找他们麻烦的。这时候，
那位朋友看到埃达的脸色一定和他的弟弟伯特看到动物被困，或在生物实验室被解
剖时的脸色一样难看。
在一张摄自19 世纪90 年代初期的室内照片上，父母和五个孩子们都穿着节
日服装。这是一张在照相馆里拍的合家欢。这是一件带有乡土气的、朴素的、维多
利亚风格的，令人感伤的纪念品，它甚为珍贵，其价值在于：它让我们对这7 个人
的外貌和内心世界都能有所了解。
右下方的父亲十分显眼，他坐在那里不太自在，带着表链和胸花，双手握拳放
在大腿上。他脸上的大胡子上面有一种喜悦之色，好像是为他的家庭而感到骄傲。
摄影师让小伯特站在他父亲和母亲之间，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占主导位置的三
角结构。母亲坐着，一只手有些不自然地握着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
她的脸部表情很难描绘，因为她的脸色是那样地惟悴，既无刚毅的线条也无温
柔的特征：她本是一个不到40 岁的女人，但从照片上看去要老20 岁，并带一种
病态。
相片一角、母亲的旁边，是娇小的勒蒂斯·埃达，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并系
着一条花腰带。她脸颊两边是卷曲的长发，一直挂落到肩上，她以一种茫然的惊诧
看着摄影机，嘴巴微启。埃达是全家最小的成员；（生于1887年6 月日）与伯特龄
差最小，她也是几个孩子中与伯特最亲密的一个，一直对他十分忠诚。
埃米莉·尤娜，年长5 岁，站在她后面，她穿着白衣服、扎着一条深色窄腰带。
她双唇微张，脸上好像带有一种青春期的困惑之色。她的头发（与他的兄弟伯特一
样也是红色的）散落在胸前。童年时，家里人叫她“印第安美人”，后来叫帕米拉
或“得报的善人”。
在这张合家欢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家里最大的孩子乔治，他站在后排的中间；确
实，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这位“全家最漂亮的成员”——此照片证实了埃达的
称赞——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的衬衫高领上系着一条领带。乔治·阿瑟·劳伦斯，
生于1876 年9 月26 日，他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如前文所叙，他的童年是在他的曾祖父，那位赞美诗作者约翰·牛顿家里度过
的。他10 岁那年迁回诺丁汉。开始他曾跟一位做画框的叔叔学手艺，但他不喜欢
这工作，像他祖父一样，他最终成了一位工程师。
威廉·欧内斯特·劳伦斯，站在后排的右端，他是当时全家的骄傲。这是一个
貌似动物的年轻人，长着平平的颧骨和有力、突出的下巴。欧内斯特（生于1878
年6 月22 日）在这张照片里要比乔治高出半个头。埃达对他的描述是“身材高大，
体格健壮，粗粗的棕色头发稍带些红色，一双闪烁的蓝眼睛。”他是一个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