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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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原始主义。）对这一点，我们将在本节中作进一步讨论。
我们都知道，埃兹拉·庞德在一九一三年告诉哈丽雅特·门罗说，他知道劳伦
斯“在我之前学会了对现代题材的处理。”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和多萝西·理查逊的《尖屋顶》及其他现在被看作是英国现代派初期作品出版之前，
劳伦斯就写信给加纳特声明了他的观点。没有迹象可证明他当时已知道了在1913
年11 月出版的马赛尔·普鲁期特的《在家乡斯旺》。关键是劳伦斯的作品以其独
树一帜的风格与这些作家的作品一样具有现代性。”他在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在
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和新的未来，在文学上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从我们的查
考中可能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劳伦斯再也不会有傍惶不定的时候了，
尽管他可能发觉生活的痛苦和阴暗，但他再也不会在写作中犹豫不决了。当然，有
时候对他的作品还是要作彻底的修改，就如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三个独立的
手稿一样。
1914 年6 月24 日在伦敦，一件对劳伦斯和弗丽达极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在最高法庭下属的处理遗嘱认证、离婚及海事的法庭上，巴格雷夫·迪恩法官先生
对“威克列和劳伦斯”离婚案的判决为：在限期内，若双方无异议就将作出确定的
判决。
劳伦斯和弗丽达几乎提早一个月时间离开意大利。劳伦斯又一次步行通过了他
仍不欢喜的瑞士，而弗丽达则乘火车往已登巴登，她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她父亲，
这位老病：交加的男爵在下一年就去世了。在去萨拉热窝前的几周中，他不断喃喃
他说，他不再理介这个世界了。
这次劳伦斯由在斯倍西亚的一家维克——马克西姆工厂中的一位名叫路易斯的
工程师陪同下向北方步行，他们经过了圣伯纳德大山口，后拐向因特拉肯，再从那
儿向西进入法国。他们到达英国的日期不大清楚，虽然在爱德华·马什的旅行日记
上记着：劳伦斯与弗丽达在“6 月27 日星期六”都在那里，他“在默林·德奥和
劳伦斯及夫人和鲁帕特（布鲁克）共进午餐，然后，一同去参加了荷兰公园的艺术
家联合会。
劳伦斯和弗丽达与高登·堪贝尔呆在肯辛顿的赛尔沃德街9 号，高登的妻子比
阿特丽斯和她一周岁的儿子那年夏天住在爱尔兰。堪贝尔这位爱尔兰律师在前一年
由莫里带到金斯盖将会见劳伦斯和弗丽达，他对文学颇感兴趣，同时也想着手槁搞
小说。他比劳伦斯小一个月。当他没有在伦敦从事律师工作前，他曾在皇家工程处
当过军官。他常为“爱尔兰”忧伤，使弗丽达觉得很有趣。后来他作为格里纳维勋
爵回到了那里，帮助组织过爱尔兰自由州的许多重要机构。
当劳伦斯呆在堪贝尔家时，他遇见了他未来的传记作者之一凯塞琳·卡斯威尔，
当时她是杰克逊夫人。他刚回伦敦不久，她为他举行过一次茶会，参加这次茶会的
还有他们几位共同的朋友爱菲·罗和维奥拉·梅奈尔。杰克逊夫人立刻觉察到在劳
伦斯身上具有“一种敏捷的、火焰般的品质……我意识到在劳伦斯身上有一种优雅
的、少见的美，他那深陷的宝石般的眼睛，厚厚的红色头发，非常甜蜜的下唇，纤
细的双手，敏捷而永不安静的动作”，弗丽达好像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德国女子，她
穿一套方格花布的紧身上衣和短裙，因而没有充分显露出她健美的身段和普鲁士人
的特征。杰克逊夫人后来发觉弗丽达的姣俏是穿着工装裤和农妇服装在“小屋周围
走动”的时候。
杰克逊夫人巳离婚几年了，她和劳伦斯的初次交谈就如久别重逢一样，她那种
突然对劳伦斯表示的友情显然还不是那种会激起弗丽达妒忌的感情。
杰克逊夫人虽然是劳伦斯的女性崇拜者之一，在她与他的关系中总缺乏一种个
人的感情；与众不同的是，她对他没有情感方面的要求。不久，劳伦斯读了并评论
了杰克逊夫人的处女作，那部小说一直到1920 年才出版——一部她在格拉斯哥时
青年时期生活的自传性故事。
由于劳伦斯没有失去看望莫里夫妇，使他们感到很生气。1914 年夏季，莫皇
夫妇是特别敏感与不快。他们很贫困，住在他们并不欢喜的房间里，“凯瑟琳·曼
斯菲尔德无法写作，莫里仍靠写文艺评论谋生，他们两人都患了肋膜炎。在后来去
莫里的寓所共进晚餐时，劳伦斯和弗丽达显得相当富有；劳伦斯选中了J ．B ．平
克作为他的代理人，希望从他的新出版人曼塞恩处予支300 英镑，弗丽达正期待着
对那些服装进行一次洗劫。她的迫切心情使凯瑟琳感到沮丧，她和莫里嫉忌劳伦斯
结交的大部分朋友，莫里认为他交友过于轻率了，“一种并非异常的嫉忌”，莫里
写道“因为劳伦斯对人的友情的伤害会是那么严重”。
此时，那些弗洛伊德主义者发现了《儿子和情人》，一位英国精神分析的先驱
大卫·伊德医生经常拜访劳伦斯并与他交谈。看到人们如此严肃地讨论性的问题，
莫里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劳伦斯和弗丽达成了伊德家的好友——埃迪斯·爱德是
爱菲·罗父亲的妹妹——即爱德夫人的妹妹巴巴拉罗，她成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
家。正如她对本人作者所说，“无疑，爱德博士的观点和知识对劳伦斯的影响很大，
尽管劳伦斯深恐自己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
有一次，劳伦斯的这些新朋友们邀请莫里一家到汉帕斯德·希斯去聚餐。
当劳伦斯、弗丽达、高登、堪贝尔和莫里夫妇在汉帕斯德地铁站出现时，一声
“劳伦斯”的尖叫声惊动了他们，他们听见并看到一个少妇，身着一件和服似的衣
服，张开双臂，朝山下奔去并热情地呼唤着。堪贝尔喃喃地说：“我的天啊！”凯
瑟琳·曼斯菲尔德说：“我巴不得这个！”当爱菲·罗跑到劳伦斯身边，他便转过
身来向他的朋友们作介绍，但他们都不见了。当他后来见到他们时，凯瑟琳向他解
释说，她看不惯那种感情的外露，假如她不跑开的话，她会显得满脸不高兴的。
当劳伦斯和弗丽达结婚时，莫里夫妇在场。婚礼于7 月13 日在肯辛顿登记处
举行。莫里和堪贝尔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而马什无法从外交事务中脱身，没有参
加婚礼。这里有个有趣的巧合：劳伦斯在20 世纪英国小说作家中最有力的对手詹
姆斯·乔伊斯于1921 年也在肯辛顿登记处与他的情妇诺拉结婚。
劳伦斯立刻将他的喜讯告诉了霍普金夫人：“我觉得婚礼高雅庄重，我没有感
到自己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象自己是个新人了。”他和弗丽达计划去德比郡的埃达
家，但他说他们可能不会去访问伊斯猩，他说他们8 月将去爱尔兰西部旅游。
在他婚后第二天，劳伦斯给加纳特写了一封事务信，讨论达克华尔斯出版社打
算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最后加纳特为这本书命名为《普鲁士军官》，劳伦斯当
时则建议用《鹅市》为名。在信的末尾他随便提到了一句他私人之事：他和弗丽达
正式结婚了。他不知加纳特是否会认为婚礼是无聊的排场而已。接着劳伦斯又说：
“孩子们的麻烦十分突出。”弗丽达设法在律师办事处见到他们：就像她女儿巴巴
拉回忆的那样，那是惶恐不安的半小时，弗丽达含泪强笑，孩子们则十分紧张。
劳伦斯在这时期写给马什的信中讨论到他的小说和一本在蕴酿中的关于托马斯·
哈代的书。自从离开加格兰诺以来，他好似只写了很少的诗文。在《瞧！我们过来
了！》这本集子中，只有三首诗——《维得洛克》、《历史》和《过来人的歌》—
—创作于一首注着“桑·高登基欧”（劳伦斯最后在那里是1913 年4 月）和另一
首标着“肯辛顿”（劳伦斯曾于1914 年6 月底到8 月底住在那里）的两首诗。他
在肯辛顿写了一首《众妇之妇》之后，在整个系列中只增加9 首；这9 首至少是在
两年之中陆续写成的，因为最后一首是在康沃尔的乔诺写的，劳伦斯夫妇在1916
年2 月至1917 年10 月住在那里。
《瞧》后面的部分诗作全是表现一种满足的诗歌，但它们并不回避问题和冲突，
它们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正视它们，在心理的“平衡”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像早先提到的那样。劳伦斯后来采用了“极性”这个名称，正是这种“平衡”
——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所寻求的——一直是劳伦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
精神和肉体之间所寻求的一种理想。
这段时间内劳化斯虽然诗写得不多，但仍被看作是个诗人。他的诗引起了美国
诗人艾米·罗威尔的兴趣；她是知名的新英格兰家族的成员，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
的大臣、诗人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的旁系亲属。艾米·罗威尔于1914 年初夏
来到伦敦后，她邀请劳伦斯在匹克迪利的伯克利饭店共进晚餐，此饭店目前已不存
在了。艾米·罗威尔的同伴埃达·拉塞尔和英国诗人理查德·奥汀顿及夫人美国诗
人H ．D 也在场。奥汀顿十多年后回忆在战争前夕的这次晚宴是“无意义的”，虽
然他对劳伦斯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既带有讨好又怀着敌意的谈吐“有深刻的印象”。
劳伦斯踏着“轻巧自如的步子”走进了艾米·罗威尔的套间，带来了战争危机
的消息。当他们坐在闪闪发亮的餐桌旁时，黄昏已降临了——整个欧洲的灯光尚未
完全熄灭，匹克迪利灯火通明——罗威尔小姐和参加宴会的客人们谈论的只是在诗
坛发生的那场大战，英国的艺术家和知识界人士当时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
想得很少。男学生们在夏日里参加军事训练，他们盼望秋季能进入他们所选择的大
学读书。
当时，在诗坛冲突中，艾米·罗威尔正领导着意象派运动（当时这样称它），
此运动是埃兹拉·庞德两年前根据T ．E 休姆的几首诗和一些理论倡导的。伯克利
的晚宴旨在加强艾米·罗威尔的地位，庞德像一只企图挫败一只大熊的豪猪一样，
竭力想抵制这位刚刚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来势凶猛的、热心而且富有的波士顿人，
当时庞德说：意象主义应被称为艾米主义了。
（Amygism 艾米主义与Imagism 意象主义偕音——译注）在当时，这成了一个
贬意的双关语。
现在她要以庞德的标准把劳伦斯作为站在她一边的现代派阵营中的年轻一员。
当她要求劳伦斯成为她的团体中一员时，他回答说他不是意象主义者。
作为答复，她引用了他的诗《婚礼之晨》开头的几句诗：“晨曦喷薄而出，红
光闪耀／像一朵怒放的石榴花……
劳伦斯友好地答应了并同意在意象派出版物中露面，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对他
们的信条表示过支持。他也不断地在马什的《乔治派诗集》中出版作品，但他和对
方流派的成员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诗中的自然景色，那种对“大自然”的后期浪
漫主义式的热烈拥抱，与乔治派诗人的那种对自然景色的温雅的描写有着天壤之别。
乔治派诗人的诗句只是偶而表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自然，好像是从网球
场的一端瞥见的景物。
不论是意象派，或者是乔治派，或者是别的什么派，劳伦斯显然觉得1914年7
月30 日在艾米·罗威尔的套间里餐桌旁交谈的一席话很有意思。次日，他写信给
哈利耶特·门罗，说他和艾米·罗威尔及埃丁顿夫共餐并“一起读了些诗”。
这至少是送别旧时代的一种好方式。
（二）战争之犬滑脱颈圈
7 月31 日，劳伦斯启程步行去湖村旅游。他是和一个在俄国法律局工作的名
叫霍恩的人一块儿去的，霍恩带了另一位朋友同去，临行时。他又劝说与他在法律
局一起工作的同事S ．S ．柯特连斯基一同前去。柯特连斯基是几年以前来到英国
的。据说，他得到了基辅大学的奖学金，来这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另外一种说法
是，他母亲资助了他这笔来英国的旅费。作为一个激进的学生，他虽然曾是沙皇秘
密警察的怀疑对象，于是，他只好继续呆在英国。他肤色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
层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劳伦斯发现，这位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柯特连斯基有点
像耶和华。他和劳伦斯一见如故，他认为劳伦斯天真直率，但他对弗丽达一直没有
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