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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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说过，对机器的信奉是困扰我们的一种危险；我们经常荒唐地将机器置于
一种不相称的地位，这样的机器，如果真有什么益处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
人们总是信奉机器，好像其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似的。（恩诺德，1869）
正是这种对商业的迷信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终结，这种迷信认为，人是为商业而
造就，而不是商业为人而存在，在这样的迷信中，艺术也暗然失色；人们已不再是
在偶然的时机借助于这种迷信，这样的迷信已充斤于我们日常生活。机器，铁路和
如此种种的东西，现在确实控制着我们，但本来完全可以为我们所控制。（莫里斯，
1883）
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只是偶尔提到了那个主要画面中的这种丑恶之处，
但此书以后的大部份作品中，这样的论述就在其后影响着他，虽然直到他感受到了
意大利乡村城镇的阳光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在加格兰诺，劳伦斯也正在
使自己关于生命的力量的思想定形下来。他在给欧内斯特·柯林斯的一封著名的信
中说，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他的宗教；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观点中，
他试图将生命和思想置于相均衡的位置上——用劳伦斯的术语讲，“生命知识”和
“思想知识”，然而，在领略了意大利的阳光和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的无忧无虑之
后，他当然会从过去的阅读中记起那些19 世纪的作家所看到的，机器主义的危险
和机器主义的根本原因，工业主义的侵蚀作用。
已故的维凡恩·德·苏拉在他1951 年的一次有关劳伦斯的题为：“D ·H ·
劳伦斯：中西部的预言家”的讲座中，将劳伦斯置于英国文学史上的大预言家的
“长列”之中，这些预言家包括“14 世纪的兰勒德，16 世纪的莫尔和拉提默；
17 世纪的班杨以及18 世纪的布莱克、卡莱尔和莫里斯”，平托教授补充道：
“劳伦斯是这个行列中最晚的，但决不是最末尾的一个人物。”
（五）意大利的黎明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加格兰诺一直逗留到1913 年，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安宁的
一段时期。如前所述，《儿子和情人》的结束，意味着他过去经历中许多艰难坎坷
的结束。在加格兰诺，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这就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二阶段的两
部成功之作，《虹》，完成于1915 年，《恋爱中的女人》，完成于1916 年末或
1917 年初。加格兰诺还是阿依金的延续，而且现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一起生活不
只是两个月，而是整整7 个月。从《瞧！我们走过来了！》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
到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们的第一次意大利旅居中幸福和欢乐的表露；在那里写成的
诗中最末一首《春天的早晨》（即被郑重其事地称为《天堂重人》一诗之后的那一
首）这样说：“在粉红和蔚蓝之中／在天空和杏花之间／一只麻雀展翅飞翔／——
我们走过来了……”那些日子里，墨索里尼的工程师们还没有将那湖的西部石崖上
的加德埃森安纳·奥西登托凿穿，“由于后面陡峭的山岩”，从利伐去加格兰诺的
唯一途径就是坐船。劳伦斯从皮艾特罗·帕奥列（一个“头发灰白的意大利老头，
举止温文尔雅，下巴像狗，并有一个40 岁的可爱的妻子”）那里租用。
维拉、勒盖那的底层空房，80 个里拉一个月，在那时大约合63 个先令（不
计兑换费），或15 个半美元，“包吃包．住，服务齐全”。与绝大部分意大利语
的习惯用法相矛盾的是：此旅馆名维拉·勒盖那，其字母e 上有一个重音符号。
在那里，弗丽达第一次认真地开始操持家务，但是，炉了和铜锅是很难对付的！
她不得不经常打断劳伦斯的写作——“鸽子肉烧焦了，我该怎么弄”？
——然后，他会和颜悦色地过来帮助她解决种种困难。“我第一次洗床单简直
如遭一次灾难”，弗丽达回忆说，“那些床单是那么大，那么湿，湿得不得了。厨
房的地上像发了大水，桌上尽是水，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劳伦斯又一次来营
救了她，将厨房的地板擦干，将床单挂到了花园里。“如果你听说我们被谋杀的消
息的话，”他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说，“那就是弗的过错。她从卧室向外面马
路上倒水，浇到了一个在墙边行走的老太。我必须把所有的门都锁好，我们坐在另
一间卧室里，还好那里没有警察。”村中偶而也有喧闹的时候；伤员们从特里普尼
泰恩战争的战场上回来。
这些情景后来一定使劳伦斯觉得很有趣，因为，14 年后，他翻译了吉奥凡尼·
弗欧加的《卡拉勒里亚·勒斯蒂堪纳》，其中，开始的一段描写了那个爱说大话的
士兵托利杜，回到了一个西西里乡村，“穿着他的军装，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沿帽到
处眩耀”的情景。然而，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并不全是富有幽默回味的家庭琐
事和对回乡士兵的嘲讽性的观察，《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写作是一桩痛苦的事
情，这比他以往任何时候的创作都更使他受折磨。
爱德华·加纳特有关《保尔·莫里尔》的眉批，是他改写此故事的指南，劳伦
斯感到这些评论是“一种力量和良知的特洛伊。”当劳伦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稿之
后，他写信给他的顾问说：“我告诉你，此书获得了一种形式——形式：我——直
在追求它，用我的汗水和心血——但是这种汗水和心血远远比不上劳伦斯为摆脱过
去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对此书手稿的更深刻更生动的修改，与先前一稿相
比，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过去。作家往往通过写作来摆脱过去，有时这种过程是有意
识的，有时却不，其效果往往取决于涉及的感情之深度和强度。在宗教中，求得赦
兔的忏悔需要一种对灵魂的痛苦的搜索；在精神分析中，想要根除精神疾病的病人
必须在痛苦的回忆中摆脱那些作为诱人的受到刺激的经历；在文学中，这种过程大
体上是一样的。
弗丽达记得，当劳伦斯写到他母亲之死的时候，他竟病倒了，他的这种悲痛也
使她十分不安。他告诉她说，如果他的母亲还活着的话，她是不会允许他去爱弗丽
达的：“然而，我认为他挺过来了；只不过是，这种疯狂和强烈的爱已使那个孩子
受到了伤害，他没有那么坚强去经受这样的压力。”然而：
“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诞生两次：首先是其母亲孕育了他，然后他必须由他所
热爱的那个女人再生。”不过，对于劳伦斯对往事的忧伤，她并不总是报以同情。
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讽刺短文，题为：《保尔·莫里尔，或他母亲的小宝贝》，劳伦
斯读后冷冷他说，“这种东西不能称作讽刺短文。”另一次，也许是在加格兰诺，
或更早一些在阿依金或梅尔赫芬的时候，弗丽达在劳伦斯大学时代在他的作业本上
写给他母亲的一首诗旁写下了一些言辞激烈的眉批：
我恨这个——天啊！！！我恨这东西！是的，真是倒霉！这写的是什么诗！是
的，你是自由的，可怜的魔鬼，在心灵的家园中你是自由自在的，你将感到孤独，
这是自作自受，你自由地作了这种选择！现在走你自己的路去吧——痛苦，你选了
一个可怜的老妇人的痛苦，你这个可怜的人，你把你的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
我尝试过，我努力过，为了将你与我自己以及其他人联系起来，我简直是呕尽了心
血，以前我觉得我是能够去爱的，但决不是你——现在我将离开你一些日子，我要
看看让你独处一下，是否能帮助你认识的真正的我，我又将自己治愈自己，你不能
帮助我，你是一个可怜的东西。我知道你的秘密和你的绝望，我曾看到过你的羞愧
——我更加爱你了，这便是我所得到的报答。
这时的劳伦斯到底了解多少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有关俄获浦斯情结的理论是很
难确定的。弗丽达在1942 年告诉弗雷德里克J ·霍夫曼说，“在劳伦斯写完《儿
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稿以前，他已经知道弗洛伊德了。我不知道，在我们于1912
年相遇之前，他是否谈过或听说过弗洛伊德了。但我是弗洛伊德的热烈崇拜者；我
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劳伦斯的观点大致上是认为弗洛伊德对于性的看法更多的是
出于一个医生的观点，弗洛伊德的‘性’和’利比多’过于局限和机械，而根源应
该更深。”弗丽达至少是从以前提到过的那位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又从被其主子抛
弃的奥托、格劳斯那里学到一些弗洛伊德理论的术语。
霍夫曼教授在一次对所有证据的仔细检查中（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意
向》中）认为，尽管在那本后来成为《儿子和情人》一书的故事中，保尔和他母亲
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但劳伦斯和弗丽达之间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讨论和
争论“很可能使他在小说中强调了母子关系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给那本最后
出版的书一种引人注目的清晰”。然而，霍夫曼教授指出，劳伦斯直到后来才遇到
了真正的弗洛伊德学者，大卫·伊德医生和巴巴拉，罗尔，他是1914 年在伦敦认
识他们的，他俩并且成了他的朋友。
他们开始向他介绍一些有关此学说的专业解释，而他在一开始就对一些重要方
面持有异议，弗丽达的信和后来他自己的创作都表明了这一点。没有什么严肃的例
证可以表明劳伦斯是“处于现代德国思想的主流之中”。
在加格兰诺，尽管劳伦斯并不赞赏弗丽达那篇有关他年轻时候的讽刺短文，但
他自己也开始尝试了一些喜剧小品。他曾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希望有些观众能
像他欢喜契柯夫那样喜欢他——当然，此话并不意味着他的剧作有契柯夫的风格。
劳伦斯早先曾有一二次想写一些这样的剧本，有一次，他甚至与导演B ·伊登、潘
恩作过交谈；但在当时并无什么结果。然而，在1968 年春，劳伦斯的三个剧本在
伦敦的皇家宫庭剧院上演了。《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
》以及一个劳伦斯的未完成的剧本（由他人完成）《儿媳妇》。评论和公众舆论给
予这些剧作以很高的评价，将劳伦斯称作是一位戏剧家。这些剧本因为大量使用方
言，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在美国上演，但在1974 年在一家美国电视台由美国演员
上演了《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一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劳伦斯在加格兰诺写下的喜剧之一是《为巴巴拉而战》，此剧是他于1912年10
月底的三天中写成的，是他在紧张的小说创作之余的轻松之作，此剧反映了劳伦斯
和弗丽达在那年秋天所面临的处境。第一幕的场景是描写的是维拉·勒盖耶的厨房，
那里有很大的石制的壁炉，和一只小炭炉——fornello——在另一端是碗橱，桌子，
高靠背的软垫椅——挂着许多各种尺码的平底锅。
此剧另外三幕的场景在“同一郊区住宅的餐厅———个相当宽敞的房子，有钢
琴，写字台和一些旧家俱。在宽大的凸窗前，是一张很大的无靠背、无扶手的沙发
长椅，窗外是一个临湖的公园。”至于剧中的角色，劳伦斯用了五个很容易被辨认
的人物，将弗丽达和她的家人变成了英国人。詹姆斯·韦森，26 岁，和巴巴拉·
特利斯德“一个约26 岁的金发女郎”私奔出走。他们在离开英格兰三个月以后，
在那幢郊区住宅居住了近六个星期。巴巴拉的丈夫弗里德利克·特利斯德，称那位
矿工的儿子韦森是“小丑”、“可恶的蛆虫”、“小跳蚤”，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
称呼。第二幕中查尔柯特勋爵夫人，巴巴拉的母亲对韦森的斥责与冯·里奇索芬男
爵夫人在阿依金对劳伦斯的斥责很相似：“她是一个出身名门和受过教育的绅土的
女儿。别指望让她为你送靴子和铺床！”劳伦斯将里奇索芬男爵变成了一个古板的
英国绅士；他是剧中与现实人物最不相象的角色，他对韦森说：“我如果年轻一些
的话，我就要揍你一顿，先生。”那位怒气冲冲的丈夫出场了，他和巴巴拉一同出
场的那场戏也许披露了弗丽达第一次婚姻的真实情况；那些了解故“事背景的人说，
剧中的一些事件是真的发生过的。
E ·w ·小泰德洛克的《弗丽达，劳伦斯：回忆与通信》中有着有关他们蜜月
插曲的两篇不同的记载，为弗丽达所写，其中一段插曲发生在柯摩湖，另一段发生
在罗森尼。在这两段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