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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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替孙之后，段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克定）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皇父建议以王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所示，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总统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被调返北京，统率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队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略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民国四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国璋信以为真，并为广事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不惜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大致与段的立场，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对袁氏接班为主的情结。而他二人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诉苦说，袁大总统如果做了皇帝，‘像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得了’。【见恽宝惠‘谈袁克定’，载‘文史资料’总第二十六辑，页一四一。】
总之，冯、段二人，袁世凯的两大肱股也。折其一，袁氏的皇帝肯定就做不成了。两个同时罢工，袁就瘫痪了，云南起义也就是多余的了。至于黎元洪之拒绝‘武义亲王’之册封，黎虽非北洋系中人，作用不大，然黎氏究系副总统，反袁形象，也是有其一定影响的。但是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坏东西不打不倒。没个云南起义这么轰轰烈烈的来一下，袁世凯可能还不会立刻倒毙，有袁在，帝制的闹剧伊于胡底，就谁也不能胡说了。
下面再谈谈蔡锷、唐继尧和他们的云南起义。
头角峥嵘的蔡锷
蔡锷（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湖南宝庆人，其家庭背景，说者异辞。云南文史资料说他家贫，‘父为打铁工人’【见选辑第十辑，页九】，不太可信，因为他在十三岁就考中了秀才，简直和他的老师梁启超差不多（梁成秀才时十二岁），但他和他老师康有为一样，乡试落第，未能‘中举’，因而跑到长沙去进当时最时髦的‘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的学生，时为戊戌前一年，蔡十五岁，梁二十四岁。名师高徒，是民国史上少有的佳话。打铁工之子，似不能有此造化也。哥大所编的民国名人传，说他是富农之子，我则说他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是中小地主之子，大致差不多。戊戌后，蔡锷曾在上海进南洋公学，又东渡日本，一九○○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起义，再回日本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与蒋百里同班，一九○四年毕业于士官学校骑兵科。蔡留日期间与梁启超往返甚密，并为新民丛报撰稿，可说是头角峥嵘、文武兼资。那时中国留日学生数万人，十九都在东京一带鬼混。像蔡锷这样的货真价实的留学生，实在少之又少，所以他一旦回国便为新政各界争取的对象。
蔡锷于一九○四年在日本学成返乡，在端方之下做了一阵高级教官和参谋之后，便被广西巡抚李经羲所罗致，去广西一住六年。他在广西最值得一提的工作，便是当李宗仁将军的母校的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了。善于说故事的李公真把他早年所最崇拜的校长，说成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他说，蔡总办的骑马，可不是翻鞍上马啊。他是从马后起跑，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飞跃，骑上马背啊（李宗仁那时还不知道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李宗仁纵使最崇拜蔡锷，最后他还是要参加个‘驱蔡’的学潮，把蔡锷赶出广西。因为，据他说，当时湖南人搞‘以邻为壑’，把广西当成了湖南的殖民地，所以非驱蔡不可。【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三章。】
广西人驱蔡，蔡却因祸得福。因为这时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乃顺便把蔡锷带到云南去了。在云南，他不只是在‘云南讲武堂’做兼任教官，教了个伟大的学生…─中国红军之父的朱德，并写了一部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的‘曾胡治兵语录’，更重要的是当上了一位实际带兵官─…中国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在他底三十七协里，他并且引进了大批留日士官毕业的晚期学弟，作为自己的班底。【参见哥大和刘绍唐所编的各种中西文蔡锷传记。】
蔡唐之间的微妙关系
笔者前章已交代过，袁世凯在他的班底六镇之中，是不用日本留学生的，因为留日的陆军学生，泰半都是同盟会的会员的缘故。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未尝加入过同盟会，但是他和黄兴却因同乡的关系，而有莫逆的私交；也由于黄的关系，蔡和同盟会也拉得很紧。如今在他的三十七协里，竟然有一个标统（团长），和六个管带（营长），是比他晚期的士官学校学弟，其中六管带之一便是云南东川出生、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六期毕业的学弟唐继尧（一八八一…一九二七）。唐比蔡大一岁，但是在学历上，蔡却是比唐高三届的学长；在官阶上，蔡（旅长）更是比唐（营长）高三级的顶头上司。在他们那个时代，不论是在日本或是在中国，官场都是阶级森严的，所以蔡对唐是可以颐指气使的，而唐对蔡则是必恭必敬的。这就是他们在辛亥前后的个人关系。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昆明，蔡是当时云南最大的实力派，召集全体干部密议之后，蔡被公推为革命政权的云南都督，云南就在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阴历九月九日），向清廷宣布独立了。既独立矣，蔡都督坐镇昆明，一支由唐继尧率领，以同盟会员为骨干的北伐革命军，就从云南攻入贵州。贵阳既克，云南蔡都督乃向南京的革命政府力荐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半年之前，唐某还只是滇军里小小的管带（营长），一夕之间，连升四级，如今竟能与名重四海的蔡都督平起平坐，非松坡何以致此？唐对他的老长官、老学长的感激之情岂待细说？
松坡进京，蓂赓返滇
可是蔡对唐之恩高德厚，犹不止于此也。蔡锷之志不在云南一隅也。蔡原是个光芒四射的全国性人物，再加个名重四海的老师，狂为吹嘘，进步党人群抬轿，革命党人拼命拉拢，松坡也早已名扬海内。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北洋军举行有名的‘彰德会操’时，袁为阅兵大臣，蔡锷亦被指派为审判员，就颇为袁氏看重，而隐有选拔之意。迨袁氏企图称帝之时，袁嫌北洋诸将，尤其是自己的老班底──一虎一狗，‘暮气太重’。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对部内政务，一问三不知。冯国璋方面大员，公书鞅掌，每晨高卧至十二时，犹在床上，成何体统？所以他要毁军练军，成立‘模范团’，训练新军，一反老北洋系不用留日陆军学生之往例，来重用士官生，以消除暮气。他心目中所看重的就是蔡锷。蔡锷师徒为此亦颇感袁氏这个老伯乐的知遇，而颇有投效之心。因此梁、蔡师徒都认为蔡某非池中物，不应久困边囤，而急于离开云南。但是云南黑金（当时所谓‘云土’）遍地，富庶侪于江浙，地接异国，可进可退，此一绝佳地盘，岂可轻弃，因此他们认为蔡氏这个飞天之龙一去，云南就应由唐某这个地之头蛇接长，才属万全。如此经梁氏之党，在袁的面前一再说项的结果，终于得到袁的默契，将蔡氏调回其母省湖南，蔡之原缺，由唐继尧返滇接长。消息一出，蔡、唐两方固然皆大欢喜，而云南省内却引起了小小的茶壶之内的风波，盖省内固不乏野心家也。因此拒唐、迎唐两派在昆明街头难免就剑拔弩张了。所幸离职将军犹在省内，余威未减，经过蔡将军一阵吆喝，反对派销声匿迹，唐继尧回滇，也就和平接班了。【大陆出版的‘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就收集有两派遗老各说各话的回忆凡四十一篇之多，可读性甚高。至于可信度如何，那就看读者本人的火候了。】
由唐领衔发动的云南起义
可是当蔡锷于民二（一九一三）夏季，二次革命刚落幕时回到北京，却发现袁氏并无意要他还湘出长方面，相反的却饵以高位（陆军总长或参谋总长以替段），以待机。为此袁亦未始不具诚心。盖从袁的角度看来，若践前诺，调蔡锷长湖南，只是于心腹地区另添一‘藩镇’。二次革命后，袁好不容易去掉个谭延辏В跄茉倩簧弦桓龈骱Φ陌响杞田桑康瘫暇故歉鋈瞬拧Ｔ诿挥星垢恕⒚挥械嘏痰奶跫拢坎亩魇怪词疾皇怯泄宓臉剺劥蟛乓病２恍业笔北毖笙档娜纺浩焉睿炔荒芰睢⒂植皇苊绯删铮鋈环上吕吹摹战挡慷印ü竦巢慷又械那裳裕馑际怯芍醒牒鋈慌上碌墓飧硕富庸伲妥怕轿匏恕２叹艟┤辏闪烁鏊磺喜煌ǖ木缇侄桨欤股酒詈蠡挂腋黾伺》锵衫创蜓诨げ徘背龇椤Ｋ飧雒赖难诨ぃ愿鲇⒖《嗲榈那嗄杲膊皇呛猛娴摹Ｋ罄瓷ッ暮砑玻贡晃笳镂颊咭嘧孕挪灰桑欠窦匆蛭挂剿螅挂淮⒑溃挥榔淠辏慷潦氛弑病４耸呛蠡啊�
总之，当蔡锷溜出北京，经日本、安南，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转返昆明时，他师徒的原计画，是由蔡锷从唐继尧手中拿回云南都督一职，然后统率当年旧部，网罗各界反袁分子，重建云南为根据地，以与袁姓皇帝作长期之决斗的。可是蔡氏行装甫卸，便已看出今日云南的主客形势，以非复当年。今日之唐将军已非三四年前之唐管带（营长）。他今日只身来滇，只是洪宪王朝通缉待捕的捕逃犯，而非当年西南一人之蔡都督矣。他若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动现将军首义讨袁，或有可行；若不知轻重，以老长官自居，发号施令，那就自贻伊威，寸步难行了。为此蔡在给梁的电报中，即隐约言之。梁氏聪明人毋待明言，亦不能明言也。自此蔡在昆明即以拥唐为务，因此旧友共事，建军讨袁，也颇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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