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1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醵荒兀磕嫡馐敲癯蹙贝恼铝髀穑拷⒚贝踊股俾穑烤俨痪×税伞Ｗ菰诿拦誓说献芡呈撬钡哪兀可备誓说系拇炭陀质撬钡哪兀亢罄瓷贝炭偷拇炭椭溃质撬傻哪兀�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也。再者，朋友，我们的国共两党，一向都主张‘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这话据说连陈诚都说过），则疑犯罪犯又何从分别呢？试看‘六四’运动时，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体阻挡坦克车的小神经、大豪杰王维林，今在何处？江主席说他躲起来了；找不到了。难服攸攸之口也。我们怕他是在‘错杀一百’中，被公安部门一怒之下‘错杀’了也。王维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胆大包天的一个小神经而已。一个伟大的共和国，连一个神经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过，那还是什么个国家呢？我们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对老百姓有个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国在世纪未，专制向法制转型，已近最后阶段，尚且如此，则生存在世纪初的专制时代，政客官僚的行为如何，就不难想像了。我们写史者、读史者，除掉叹息之外，夫复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过话说回头，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跑不脱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底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
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第一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宣传。应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显然都是一伙的。迨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作‘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的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高干，都很熟识。所以在宋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的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运人士），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人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卯’上了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与孙、黄等有隙。应更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卧底’了。
民国史上第一个特务机关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二十世纪俄国的KGB、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和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所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恃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底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并不姓洪。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底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叫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的，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的莞尔一笑。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以为应作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job）。巡查长的公开职务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违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应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常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一个叫做‘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并且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个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作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国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就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
【笔者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一手档案，和二手报导，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就看到甘乃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页六四 ─一四五‘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三月二十一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中山还有个想法，是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后来的林彪，他如能学会周恩来的本领，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伟大领袖蒙主恩召之时，你不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接班’了吗？何必小不忍而乱大谋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