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日子-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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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工业，加快未来发展。这是核力量给人类带来的福利的体现。 甚至在最早期，对核电的制造也有双重的目的。英国建在坎布里亚的塞拉费尔德核电站——早期叫做温斯凯尔——成立于1947年，并声称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性的核电站。从一开始，温斯凯尔就是英国1952年进行核试验所需的钚的来源地，同时，也用作民用。1957年，温斯凯尔的一场大火使核电站工程师和大部分的公众的信心降低。这场事故泄漏了400；000居里的放射性物质，导致200万公升（350万品脱）牛奶被倾倒。塞拉费尔德不断引起人们对于核物质泄漏、核材料存储不当和致癌的猜测与争论。 还有更大的灾难——1979年的三里岛、1999年的东海村，还有1986年发生核泄漏的切尔诺贝利。据国际权威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时向空中释放的放射物是当年广岛和长崎释放的200倍。很多人相信国内核项目给未来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麻烦。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预计到2015年，全世界要积累大约25万吨的废燃料和高能量的放射性废弃物。而现有的核材料再生工程中远远不可能消耗掉这个数量的核废料。在生态和经济因素的考虑下西欧国家已经开始削减核能的生产，而前苏联的一些国家仍然在继续进行新的研究开发工作。不过据西方学者预测，在那个地区已经有27家工厂被列入高危险工厂之列。 更糟糕的是，1989年苏联解体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害怕核原料有可能落到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手里，更不用说如伊拉克、北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了。还有人担心世界很不稳定，核电站有可能会成为敌人袭击的目标。在那些早期理论研究取得成就的核物理学家中，伟大的尼尔斯·玻尔可能对人类在研究上达成的条约理解得最为透彻。他把它看成是希望和恐惧之间的补充对话，要求建立一系列新的、公开的国际关系，更多的像科学上的旧式民主，但玻尔的观点很少用于政治上，政治家们也就忽略了他。
原子弹的威力第40节 1986年，切尔诺贝利
1986年发生事故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发生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苏联希望在国内建立一系列石墨减速水冷式反应堆以填补其能源空白。一个地点选在切尔诺贝利以北19千米（12英里）处，在乌克兰境内的普里比亚河岸上。80年代中期，苏联已建成4个核反应堆并投入了使用。此外，还有两座在建造中——但苏联长期以来在原料和建设过程中有很大的隐患。 4月25日。 01∶00“五一”节快到了，这对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天气暖和得足以说明初夏已来临。基辅有关当局决定关闭切尔诺贝利l4号核反应堆，希望只耗去铅板上很少的电量。主任工程师尼古拉·弗明由于脊髓疼痛而缺席，副工程师阿纳托利·迪亚特洛夫就接管他的工作。他命令工头亚历山大·阿基莫夫减少电站能量输出，但必须慢慢进行，以防止核反应堆永远关闭。 08∶00工人轮班了。午餐时分，核反应堆的能量已经降了一半，7号发电机可以关掉，从而为8号涡轮机试验做准备。这是工厂操作员德内涅戈安排的，但试验在最后因为对铅板上电量的需求又向后推迟了。核反应堆能量降了一半就停下来了。 16∶00下一个轮班的工人以为试验已经完成。一个操作员问另外一个是否应该执行命令中已删除的部分，然后得知可以这样做。同时来自德内涅戈的哥纳迪·梅特兰科同他的两名助手正在另一件操作室等待基辅批准试验。 23∶00基辅当局允许8号涡轮机断开。迪亚特洛夫命令把反应堆的能量从1700MW减到700MW，这样就可以开始试验了。午夜时又换一班工人。此时紧急中心冷却系统已关闭；下一步就是要关掉当地的自动控制系统——它是用来控制插入反应堆以使其潮湿的控制棒的数量的。但是，受还未散开的碘堆积物的影响，能量出乎意料地降到了300MW。正常的操作应该是停止试验，关掉反应堆，但迪亚特洛夫渴望把实验继续进行下去。他命令取出更多的控制棒。当他的属下向他的这个决定提问时，他已经失去了耐心。能量又升到了200MW；但在分离器中气压降到自动关闭状态。更多的控制棒被取出。 4月26日。 01∶23涡轮发电机的紧急调节阀门被关闭，从而使实验在必要时能够进行，反应堆的能量急剧上升。突然几声沉闷的撞击声使大楼摇晃起来，但控制棒在半空中僵住了——控制已经失灵了！ 接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震动墙壁，如同发生了地震。控制室一片黑暗，只有刻度盘在紧急情况下是亮着的。控制棒和应急泵都起不了作用了。爆炸使1米厚的墙壁变了形，屋顶出现一个大洞。监督者惊恐地注意到反应器上的指针已指向正的。 人们绝望地试图用手打开巨大的紧急冷却系统的闸门，但失败了。逃跑到房顶上的工人们看到核反应堆所在之地有一堆炙热的熔化物。滚烫的水从破管子里喷出，烫伤了许多工人。火点燃了黑暗的天空，放射物的残骸像流星雨一般落下。消防队赶到。没穿防护服的消防队员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控制下面的大火，但屋顶在他们脚下熔化。结果，很多人牺牲了，而巨大的核“痕迹”使更多的人生病或造成永久的身体缺陷。
现代恐怖主义第41节 现代恐怖主义（1）
现代恐怖主义1789—2001 恐怖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灾难，这些恐怖活动是由险恶用心的犯罪团伙幕后主持的。恐怖主义影响深远，上溯到18世纪，当时法国社会存在一种深刻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现实造成了社会仇恨心理进而成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末，与美国的全球霸权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的反美浪潮，亦进而导致了2001年纽约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大楼遭到毁灭性的撞击。 政治和暴力，无论作为威胁，还是手段，都相互联系。19世纪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威茨（KarlvonClausewitz）（1780—1831）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这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以后的很多世纪也如此。在拥有更多军队、对领土有更强野心的敌对帝国的时代，战争是在比较公开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上说，是在平等地位上产生的。 在磨亮的钢铁的光泽中，阳光照射在盔甲或制服上勾勒出美丽的金边，在炮弹和步枪的咆哮中，燃烧的火药产生的蓝色烟雾盘旋着，战争是外交的一个英勇的孪生弟兄。军事冲突永远都是以死亡和伤害为代价的，战争和外交都被视为某种形式上的游戏，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游戏：一个在皇宫或是办公楼里进行，另一个则在战场上。双方都懂得参与游戏的规则，结果由士兵、军事资源、训练、准备和上到最高级将军下到指挥中每一个链条上的军事领导人的能力决定。天气、时间、供给、通讯等意外事件也起作用。俗话说，好将军是幸运的将军，但是好的统帅会把不可预见的结果及其可能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一个领袖必需的个人素质包括战略上的先见之明、缜密的计划、运用快速果断的战略战术来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等等。拿破仑和威灵顿将军都曾利用这些素质赢得了伟大的胜利。如果忽略了，这些就会造成失败——例如拿破仑在1812年入侵俄罗斯时就曾经弄巧成拙，输掉了战争，更糟的是，莫斯科溃败成了他彻底的失败。 当外交途径陷入僵局，战争就随之而来了。外交被描述为国际象棋的一种形式，而国际象棋本身又是战争的一种特定程式。这并不仅因为棋盘的布置都代表了中世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国王、皇后、城堡、主教、骑士和士兵（往往是贫困的嗜杀的步兵）。在最基础的层面上，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恐惧由暴力而生，尤其在平民中，当恐惧失去控制时，就发展为恐怖。但是把恐怖（英文Terror）的第一个字母T大写，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英国政治家柏克（EdmundBurke）（1729—1997）是最早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的人，用来形容法国贵族在断头台被集体屠杀的惨状。围观者兴高采烈地看着行刑，女人们一边织毛衣一边观赏着这景观，他们兴奋地看着一个个高贵的头颅掉入筐子里，剩下不完整的躯体喷涌着鲜血，顺着绞刑架流到下面的土里。 这是可怕的一幕，但是这是战争的逻辑产物，是古老的行刑方式制裁权贵的最后做法。在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农民在战争的“恐怖”下生活了好几个世纪，看到自己的家园被烧，田地荒废，随着皇家征服的号角行进的军队糟蹋了储存的粮食。然而他们却无能为力。这些人的意见从未被听取，他们是没有尊严的，是卑微的受害者，他们必须在军队过后挣扎着活下去并重建被破坏的家园。在法国，大革命源自食品的短缺。穷人看到食物被掠走，用来填饱士兵的肚子，或是给了那些以贪婪、空虚、冷漠而著称，控制着农民的田地和生活的贵族地主。 这样，法国大革命从攻占巴士底狱进行解放斗争时的欢心喜悦发展成了对一个整个阶级的血腥大屠杀。屠杀玷污了革命中“解放、平等、友爱”的呼声，并震动了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精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残忍的领袖，包括像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Robespierre，1758—1794）等这样受过教育的人，仅仅是运用了从他们立誓要颠覆的统治阶级身上学到的教训去推翻他而已——这些权贵几个世纪以来都用威胁和暴力来维护他们的政权。法国大革命把这个经验推广到有计划的屠杀，同时建立了所谓“红色恐怖”式的暴政——很多人发现这样的统治形式其实就是革命领导人原来声称反对的。这就是罗马人非常熟悉的古老逻辑“这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一个残酷、独裁的逻辑，当然，在本质上这不是新的了。大规模地对异己者的屠杀，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的，在欧洲早期历史上都不少见。 直到3/4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后，法国恐怖统治的新伎俩才变得明显。血腥的动乱中，一种发动战争的新方式已经成型，虽然是次要的，但是是有公开计划的。这种新方式被及时地定义成柏克为了形容过度革命而创造出的新词：“恐怖主义。”柏克宣布法国恐怖主义革命为“地狱式缉捕”，但是一些形式的恐怖主义在此后很久才和真正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同古老的帝国战争不同的是，以前的战争双方是在国家平等实力和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时战争双方不平等，恐怖主义这种方式就提供了一个回击压迫和蹂躏的一方的机会。当所有实力包括军队、警力、司法、金钱都集中于一方，另一方什么都没有时，就是这样。当法国的贵族被拖上了断头台，当然原来的角色已被颠倒了：现在是人民或者说是他们的领袖享有权力——遗憾的是，这些新生的统治者有时仅仅是一群暴徒而已。 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了20世纪最大的灾难。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繁华的大街上被引爆的汽车炸弹炸得粉碎，或是从被劫持的飞机上扔下去，恐怖袭击引起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的死伤。恐怖主义者发明了一大堆花招：他们往往会有选择地进行政治暗杀、在公共场合向手无寸铁的平民施暴，以创造一种恐怖气氛，通过绑架、劫持人质、折磨、谋杀、劫机、阴谋破坏公共设施，他们相信这种恐怖气氛会促使政府让步。到目前为止，这些方式是否有效还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政府喜欢说他们从没和恐怖主义者谈判过。但是如果恐怖主义可以并定义为一种形式的战争，那么没有和敌对的一方谈判的战争是很少见的。 另外，恐怖分子们也不断发明出新的作案方式，如新芬党的“投票箱爆炸”事件就使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通过暴力威胁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这种有点倾向于同归于尽的歇斯底里的做法，使得精明但恶劣的克劳塞维茨思想大大改变，使得民族主义者得以当政，同时让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否认他们曾参与暴行。国家赞助的，例如由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支持的恐怖分子，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本国内通过支持恐怖主义打击另外一个国家，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前苏联因为多次运用这种方法被美国谴责，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在拉美做这种事，尽管政治暗杀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明令禁止了。在利比亚案中，就是用资金和武力支持。但是有这种行为的不仅利比亚一国。另一个发展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