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日本1946-第1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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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樱井这种人也不可能是披头士的狂热歌迷，他接这个演唱会是因为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的妻子……小野洋子，这个小野洋子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她的先祖是日本战国时代九州柳川大名的重臣，而现在其家族在大阪更是开有好几家规模极大的工厂。与大阪商团联系紧密，所以樱井才会答应帮这个忙。

　　　　虽然唐宁和樱井都不喜欢披头士的音乐风格，但事实上此时的披头士在世界音乐界的地位却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人家能来日本开演唱会，还看的是小野洋子的面子。

　　　　这支来自英国利物浦的摇滚乐队，由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乔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尔四名成员组成。乐队成立于1960年，其音乐风格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摇滚乐，之后开拓了迷幻摇滚、流行摇滚等曲风。

　　　　1962年发行首支单曲《lovedo》。1963年发行首张专辑《please　please　me》。创下连续30周位居英国流行音乐专辑榜榜首的纪录？？。1964年4月4日，创下包揽公告牌hot　100单曲榜前5名的纪录？；同年凭借歌曲《a　hard　days　night》获得第7届格莱美最佳乐队奖。

　　　　1964年年初。发行在美国的首张专辑《meet　the　beatles》；2月7日，在美国首次公开亮？？；2月9日，在美国cbs电视台的节目《thesullivan　show》中出现，吸引全美超过7300万的观众收看，并且引发了美国人对英国音乐的兴趣？；这一年，披头士乐队进行的一系列巡回演出都获得了成功。并且在美国引领了“英国入侵”；

　　　　披头士在商业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成功。20世纪60年代，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beatlemania（披头士狂热）”；他们以其反上流社会、反正统艺术的风格，锋利且敢于接触社会敏感问题的歌曲内涵以及在舞台上与世俗挑战的举止征服了各国青年。他们不少的歌曲都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代青年失望、低落和愤懑的心情，他们的歌声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趣味、服装发式、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而小野洋子与约翰列侬的相识相恋更是极富戏剧性，1964年。小野洋子在卡耐基诵厅第一次表演了她最为出名的行为作品《切片》：随机挑选上台的几位观众被要求用剪刀将她的衣服裁成碎片，直至全身**。当时，观众席上坐着约翰列侬，而小野洋子笔挺地坐在台上，说：“来吧，剪下我的衣服，随便哪里；每个人剪下的面积不要大于一张明信片，并请将这碎片送给任一个你爱的人。”观众陆续登台，在缄默中剪割下洋子的衣服，直到她一丝不挂为止。这是列侬第一次见到洋子，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了。（我感觉这就是两个精神病。。。。。。）

　　　　虽然唐宁和樱井这两个主办者并不喜欢披头士，但事实上这次披头士乐队在东京武道馆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演唱会，武道馆容量一万四千人左右，每天两场场场爆满。ntv电视台在当天晚九点播出了白天场次的演唱会，尽管是压缩为一小时的精编版，收视率仍高达56。5％。

　　　　而演唱会现场的狂热景象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为了维持秩序，最后动员了超过上千名的警察和唐宁手下的帮会成员才勉强维持住了现场秩序，即便如此，依旧难以阻挡这股英伦龙卷风的偶像威力，披头士滞留日本的102个小时里，有6500名青少年被拘留，政府光保释金就收了六七千万日元，可见当时摇滚之热。（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四章　关岛总督

　　　　整个1965年，唐宁在忙活的就是一件事，那就是竞选关岛总督，虽然在现在关岛总督需要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进行选举，但事实上第一届的关岛总督是民选的，直到1972年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同意关岛派遣一名常驻美国会众院代表，在众院委员会有表决权，但在众院全院大会无表决权。。

　　　　唐宁争取的关岛总督立项费了很大力气，至于竞选的时候因为他在关岛的势力实在太大，所以基本上就没人跟他竞争，最后总算是就任了关岛的第一任总督，其实这个总督只是唐宁在为冲绳独立而做的准备。

　　　　虽然唐宁在关岛风风光光的当上了总督，不过此时的日本国内却是风起云涌、混乱不堪。具体原因是此时的国内发生了一场长达十年、影响深远、震惊全世界的文化活动（那五个字不让写，所以用文化活动指代一下，希望大家能够看懂。）

　　　　这场文化活动不仅是席卷了中国一个国家的“动乱”，而且是震撼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一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至少对于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对各自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由美国支配的既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而绝非“动乱”。

　　　　要理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活动为什么会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必须对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作一番解释。

　　　　这场运动爆发的60年代，正是日本在池田勇人内阁的“所得倍增计划”政策下取得高速经济增长、同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时代。整个六十年代，熊本县的水俣病、新泻县阿贺野川的水俣病、四日市的剧咳病以及富山县神通川的“疼痛”病形成了四大公害，由于患者及其后援团体提起诉讼，日本政府置公害不断扩大于不顾的行为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公害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由于工业废水的排放，日本的河川及近海污染加剧。有关药害的诉讼也不断发生。例如因服用安眠药萨利德迈而导致畸形婴儿的大量出生。因服用整肠剂奎诺仿而造成亚急性脊髓视神经病的群发。上述事件的真相暴露以后，受害者们对制药公司和政府提出了控告。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场斗争。政府要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建设新东京国际机场而强制征用当地农民的耕地，受其影响的大约1000户、3000农民起而强烈反对。对成田农民及其支持者来说，该事件正是战后经济发展中政府的重工轻农乃至抛弃农业政策的露骨体现。实际上，从此后不久的1970年起，政府开始实行了限制水稻播种面积的政策。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首先在于高速增长政策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自制体的城市规划与主要产业企业相勾结，优待企业而轻视居民的利益。其次是由于对支撑着产业高速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医学的盲目信仰。例如，环境污染引起的诸种疾病的真相之所以迟迟未被解明，正是因为科技人员、医务工作者与相关企业在利益上连成了一体从而丧失了客观、科学的判断力，致使他们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在这种背景下，东京大学的两个学院——一个是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工学院城市工学系，另一个是位于医学界顶端的医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们对教授们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且开始进入无限期罢课。上述举动逐渐波及其他大学，很快全国116所大学实行了集体罢课。此时恰值中国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之时。因此正好互相借鉴、互为引援。

　　　　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所引发的上述各种矛盾，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以后20年演变的必然结果。上述经济发展的进程是在日本一味追随美国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的。例如，在麦克阿瑟的占领下，日本由于获得了美国的援助而得以打下战后复兴的基础。随后，1950年6月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介入朝鲜战争，带来了对日本的特殊需要（“朝鲜特需”），促使日本经济在1952年后步入景气局面。

　　　　毫无疑问，正是战败当初确立的追随美国的道路。保证了战后日本的惊人发展。美国在当初与日本缔结“旧金山媾和条约”的同时，还订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在远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时可以自由使用日本全土的军事基地。作为回报，日本此后置于美军的保护之下，军费负担轻减到仅需维持保安队（1954年改称“自卫队”）的程度。这样，日本几乎沦为美国的附庸国，高唱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事实上渐渐变成一纸空文，在50年代后期美苏核竞争时代到来之后。更是完全钻入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这正是战后国际秩序中美国所追求的称霸世界战略中指给日本的一条不容选择的道路。

　　　　在上述背景下，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之际，日本爆发了以青年学生组织“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为中心的反对该条约改订的“60年安保斗争”，这是力图摆脱美国统治的运动的初现。这一运动虽然未能阻止条约改订而以失败告终，但却为下一次运动积蓄了能量。

　　　　1964年8月。美国以北部湾事件（所谓美国驱逐舰受到越南北方鱼雷艇攻击的事件，事实上并非如此）为借口，正式介入越南战争，1965年2月开始对越南北方的洞海进行轰炸。自然，日本本土及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这次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由于所得倍增计划造成供给过剩，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达4212家，成为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而越战所引起的特殊需要（“越南特需”）无疑解救了这场危机。1965年，日本再度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如此这般，日本在继朝鲜战争之后，又一次从别国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战后的20年里，如前文所述，高速经济增长的消极后果如环境污染、公害、药害、农业遭到冷落等事件的接连发生，激发了患者、受害者、农民以及学生们的批判运动。这些运动自然成了对战后日本追随美国政策的严厉审判，也成了针对以公然卷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美国霸权的反战和平运动。（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五章　精神力量

　　　　而国内在成立以后的20年中所走过的道路与日本恰恰相反。在建国初期，新中国有着同时与东西两个阵营缔结国家关系的意图，并非要闭关锁国。实际上，到1950年初，应中国的要求，不仅苏联、东欧诸国以及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国家，甚至西方的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等国家也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荷兰等国也流露出要同中国建交的意向。但是美国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国，并于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致使其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一筹莫展的敌对状态。由此可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非是由于中国的喜好，实在是被迫的。结果，中国事实上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愿望而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朝鲜战争是君临全球的最强国美国与代表着贫困亚洲的中国之间持续了3年的一场战争。许多日本人把1941年12月8日的偷袭珍珠湾看作是导致1945年日本战败的直接原因。认为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两国之间的物质、经济实力过于悬殊。因此，战后初期的许多日本人都有这样一种意识：敌视和反抗美国是不可能的，也不应该那么做。无疑，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日本战后对美国的追随。同时，对日本人来说，贫穷的中国挑战富强的美国本身是令人惊诧的。而且，中国出乎意料地把美国逼入苦境，并于1953年迫使美国不得不签订与战败无异的板门店停战协定，大大改变了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从这时起，对追随美国持肯定态度的**保守势力阶层，甚而开始把中国看成威胁。而对追随美国持抵触情绪的容共的革新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年轻阶层。随着民族主义感情的高涨，则增强了对中国的赞美。

　　　　对中国的赞美是导致后来一部分革新阶层支持文化活动、赞美毛大大的初始原因。在他们看来，中国一定蕴藏着能够战胜美国的物质实力的某种强大力量。那如果不是物质力量的话，就必然只能是精神的力量。于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日本民族在精神和伦理方面的堕落与中国人在精神和伦理上的高洁——就被想象了出来。

　　　　曾深刻影响了战后日本文学界的竹内好，于朝鲜战争最激烈的1951年4月。在《中央公论》月刊上发表“毛大大评传”一文，高度评价了充满抵抗精神的中国民族主义，首开了赞美中国的先河。堪称日本政治学界领袖的丸山真男，则高度评价了1956年5月由毛大大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革命政权推动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项尝试。在这种形势下，鸣放运动后发生的反右派斗争的消极影响几乎理所当然地被忽视了。即使到了60年代前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消息经由香港片段地传来以后，对中国的肯定评价仍占日本各界的主流。

　　　　60年代中期全面爆发的越南战争展现出了与朝鲜战争同样的构图，即作为贫穷亚洲的一个小国越南。